艾黎在与宋庆龄商讨资金问题时，曾对宋庆龄说，中国工业合作协会重庆总部有帮人往往只为自己着想，他们提出种种所谓理由，企图“控制全部海外捐款”，并“力图利用捐款建立官僚主义的‘工合’组织，如果我们不想看到这些钱被孔(祥熙)公馆那帮贪污腐败的人攫取，那么，只有成立一个国际委员会，由它来把宝贵的援助送到最急需的地方”。对于国民党上层分子包括自己家族成员的贪污腐败行为，宋庆龄也有所风闻与了解，她赞同艾黎的意见，觉得有必要有效地保管与控制那些来之不易而又非常宝贵、有限的资金。于是，由宋庆龄发起，于1939年1月在香港正式成立中国工业合作协会国际委员会，该委员会争取了香港地区的中外知名人士参加。宋庆龄亲任名誉主席，香港的英国圣公会主教R.O.霍尔又名何名华担任主席，美国人艾尔达·普律德女士担任秘书，不久，普律德受宋庆龄之委派赴美开展“工合”工作，由陈翰生接任秘书，斯诺、艾黎和香港中国银行行长郑铁如及宋子文等20余人为委员。
该委员会成立后，宋庆龄立即派人到国外去建立“工合”推进委员会，较重要的有：派普律德回国负责建立援助中国的美国“工合”推进委员会，该委员会由罗斯福总统夫人出面担任名誉主席，太平洋舰队司令雅纳尔任主席，委员多达百余人，由普律德自己担任秘书，在“工合”的外国捐款中，美国占第一位；委托斯诺夫妇赴马尼拉等筹组“工合”菲律宾推进委员会，由于宋庆龄的声望，很快就建成了菲律宾“工合”促进委员会，由美国驻菲律宾专员夫人任名誉主席，委员多达百人，他们当即筹募基金；宋庆龄还派人赴伦敦筹组“工合”英国推进委员会，英国建立的援助中国“工合”事业的英中合作发展公司，由英国工党领袖夫人担任名誉主席，国会议员、工党政府交通运输大臣巴恩斯担任主席，英国《新政治家和民主》杂志编辑吴德满女士担任秘书。另外，在新西兰和澳大利亚等国也建立了“工合”推进机构，向中国“工合”国际委员会提供了大量捐款。在“工合”的资金来源中，外国捐款是最重要的一项。
“工合”国际委员会的宗旨是在国民党统治区及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抗日根据地，组织难民及生活无着者开展生产自救运动。因此，在把大量的捐款送往大后方的同时，宋庆龄积极资助八路军和新四军地区的“工合”运动。她曾在香港安排“陈翰生经由上海银行，通过廖承志和唐明照把捐款直接转到延安，交给李富春”。第一批拨到延安的资金，当即得到应用，建立起许多合作社。1939年初，在宋庆龄的关心下，“工合”延安事务所正式成立。受宋庆龄的委托，艾黎于1939年和1940年两次赴延安，了解情况，帮助推动西北地区的工业合作事业。宋庆龄还委托艾黎到新四军根据地，帮助发展“工合”事业。在宋庆龄的鼎力支持下，“工合”运动取得了显着的成绩，尤其是抗日根据地的困难得到了很大的缓解。据统计，截至1942年9月底，延安地区已建立工业合作社41个，社员1040名，入股资金达3434040元法币；“工合”每月的产量是：羊毛毯270条，棉毯600条，毛鞋毛袜1325双，毛帽1500顶，肥皂30000条，牙粉16796包，面粉3250市斤，豆粉1400磅，植物油6000磅，盐3888磅，碱257箱，酒精605磅，酒2043磅，粉笔3888磅，墨水2250瓶，纸550000张。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宋庆龄领导的“工合”国际委员会由香港转移到重庆，宋庆龄继续任名誉主席，何名华继续任主席，并增聘了不少中外进步人士。“工合”国际委员会因热诚援助八路军和新四军，机构中的不少进步青年、工人和共产党员因此被逮捕，甚至被杀害。1942年，艾黎被解除中国工业合作协会总会技术顾问的职务，宋庆龄则继续让艾黎担任“工合”国际委员会的执行秘书，委托他到抗日根据地协助培养经济建设人才、发展工业合作社。
在宋庆龄的影响下，宋子文很快表示“百分之百”地支持“工合”运动。他以个人身份允诺给予“工合”事业以财政上的援助。1939年初，艾黎抵香港与宋庆龄磋商发展“工合”事宜，应宋庆龄的要求，宋子文从中国银行拨了一笔20万元法币的贷款。艾黎用这笔钱在赣州建起了包括机械、造船、印刷、纺织、制革、制鞋、毛巾、袜子、砖瓦等各行业共130个合作社，既发展了当地生产，也解决了大批难民的生活问题。宋子文还帮助出点子说，可以通过宋霭龄和宋美龄两姐妹去做蒋介石和孔祥熙的工作，最好取得当权者的同意，这样既可得到政府贷款，又易于取得同盟国的协力。
受宋庆龄、宋子文的影响，宋美龄成了宋家第三个赞成“工合”事业的成员，她主动且信心十足地表示会说服政府支持这一计划。但蒋介石与孔祥熙一开始均对此表示冷淡，时任行政院长兼财政部长的孔祥熙更是明确表示“不予考虑”，宋美龄一时觉得很没面子，于是向时在香港的大姐霭龄“告状”。与此同时，艾黎等人也在做宋霭龄的动员工作。宋霭龄听了“工合”的详细计划后，对“工合”大感兴趣，因为她发现“工合”与她早年创办实验工厂的设想不谋而合。宋霭龄虽以“爱钱”出名，但接受过高等教育、参加过社会运动的她在早年也考虑过一些社会问题，比如调解劳资冲突的方法。从维护资本家的利益出发，宋霭龄认为如果能够创造一种形式兼顾劳资双方的利益，就能够消除劳资之间的对立，从而实现资本家与劳工阶级的和谐共处，平息罢工，消除革命。为此，她曾设想在一个试点村建立小型实验工厂、棉纺厂、学校、母亲训练中心、公共设施等，并考虑在这些新式的企业中建立新的雇佣关系与新式利润分享制度，如在企业开始赢利后，可以将棉纺厂的股份作为工人的奖励，以使他们年迈后也可以成为工厂的股东之一。在宋霭龄看来，这也许行不通，但值得一试，哪怕只是很小规模地试一试，因为“除非资本家自愿帮助劳工，否则总是有办法逃避立法机构，不仅中国是这样。我们的工厂应该让负责人看到，从长远来说，公平处理事情会有好处，说不定还能平息罢工”。
“工合”运动的出现，给了宋霭龄实验设想的机会。为此，宋霭龄特意从香港赶到汉口，做孔祥熙的工作。当然，宋霭龄对“工合”的兴趣与宋庆龄不同，宋霭龄有她的私心，正如她对孔祥熙所说，“工合”运动采取的是私人银行能进行剥削的小手工业方式，若能将“工合”掌握在自己手中，这在经济上是有利可图的，而且还可从政府的拨款中得到数量可观的回扣，通过领导“工合”，又可在国内的政治斗争及国际影响方面积累政治资本。宋霭龄的这一番“远见卓识”，顿时使孔祥熙的态度由冷淡转向积极。在国民政府的支持下，1938年8月，“中国工业合作协会”总会在汉口成立，孔祥熙任理事长，他答应由政府对“工合”提供行政经费和贷款500万元，但没有立即兑现，因为艾黎等人拒绝给予高额回扣。经孔提议，宋美龄任名誉理事长。
20名理事中，有国民党、共产党及救国会等民主党派方面的代表，实际工作由技术顾问艾黎、总干事刘广沛、组织组长卢广绵等进步人士主持。宋庆龄、宋子文在香港都表示将尽其所能地支持“工合”事业。宋美龄考虑到自己社会活动频繁，主要精力又放在新生活运动妇女指导委员会方面，难以专心负责其事，故劝说宋霭龄出任“工合”理事及主任一职，宋霭龄则一如既往，既不愿担负实际责任，也不愿抛头露面，只答应挂了个“顾问”的虚衔，继续发挥她幕后策划的作用。
在其位谋其事，宋霭龄、宋美龄两姐妹虽均未在“工合”总会中担任实际职务，但还是尽其所能地关心、支持“工合”事业。“工合”总会成立后，宋霭龄曾以顾问的身份亲自找艾黎讨论“工合”的发展计划及如何将这些计划付诸实施。宋美龄则以中国工业合作协会名誉理事长的名义，积极对外宣传“工合”的意义与前途，呼吁世界各国爱好正义和平的人士支持中国的“工合”事业。她在1939年5月发表的《中国工业合作运动》一文中指出：“中国是为正义而抗战。凡是慷慨的人士，或是为人道正义而愿意帮助中国的人们，则中国‘工合’社和新生活运动内的生产部，是接受这种帮助的一个最实际的地方。这是一个最好的机会来帮助中国难民，来发展他们自己的力量。”
1940年，三姐妹利用重庆之行，一同参观了重庆与成都的“工合”企业与事业单位。1940年4月下旬，三姐妹相偕至成都“工合”事务所视察，受到隆重欢迎，她们分别发表了致词。三位夫人的光临，给予社员们“莫大的鼓舞”。欢迎仪式结束后，她们相继参观“工合”产品展览会等机构，并由随行的美国摄影师格里芬当场摄成电影，作为宣传“工合”的资料，与其他“工合”影片一起寄往国外进行放映，以此扩大中国“工合”事业在国际上的影响。
1941年11月，宋庆龄领导保卫中国同盟与中国“工合”国际委员会在香港北角举行规模宏大的嘉年华会。嘉年华会是一种普及性的民众娱乐集会，会场布置有各种游艺玩具，并展销工业产品，美国和菲律宾等国比较流行这种娱乐集会。
宋庆龄此次在香港举办嘉年华会，目的是要以这种方式进行筹款，以支持中国内地的工业合作运动。会场上展出了中国“工合”在发展过程中所取得的辉煌成就及“工合”的各种产品，还展出了中国各地职工反法西斯的斗争资料和图片。当时，宋霭龄、宋美龄都在香港。11月11日，三姐妹一起出席主持嘉年华会的开幕式，情形甚为热烈。开幕式之后，在南华球场进行了募捐基金的义卖会和展览会，观众成千上万。这次嘉年华会为期三周，总人数达几十万人次，影响甚大。三姐妹对“工合”事业的关心与支持，在国内外引起了很大反响，国共两党的舆论媒体均对此作了报道与称颂。
“工合”运动的发展，解决了大量难民和伤兵的生活问题，促进了各地经济的发展，也使军队获得了某些必需的物资，从而有力地支持了中国的抗战。宋氏姊妹兄弟的参与，为解决“工合”发展所面临的两个主要问题，即政府的支持和资金问题发挥了关键的作用，三姐妹的共同出场，更扩大了中国“工合”运动的国际影响，故有人说三姐妹是“工合”事业的强大后盾，只是她们的目的并不相同。
在宋氏家族中唯一不谋私利的是宋庆龄，她是为着人民有一个美好的未来而生活、工作的，人们称她为“中国的良心”。
殷殷手足情
1941年12月8日，日本偷袭珍珠港后，立即出动飞机轰炸香港。在日军逼近九龙启德机场前的几小时，宋庆龄在新西兰友人詹姆斯·贝特兰和保卫中国同盟其他委员的说服下，乘坐最后一班飞机离开整整战斗了四个春秋的香港，抵达重庆。她的姐姐霭龄与她同机抵达重庆。
自1927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建立南京政权后，无论是国民党的官方邀请，还是兄弟姊妹的私下邀请，宋庆龄始终拒绝去蒋记政权所在地南京居住，不给蒋介石以利用她的任何机会。香港沦陷，宋庆龄由香港飞赴国民政府的陪都——重庆后，消息不胫而走。她与兄弟姐妹的关系，她对蒋介石及其政府的态度，成为舆论界关注的热点。
在重庆，宋庆龄先是住在姐姐霭龄家，她在给友人的信中说：“因为在这城里几乎哪儿都连个空房间也找不到，而在农村则又盗匪横行。这就是生活……我姐夫租赁的住宅叫‘范庄’，街道叫‘国府路’。自然，要请你用我的正式姓名，我在这里只用这个名字。”但住在孔宅，实有诸多不便。一是与朋友接触不方便。
二是与蒋介石见面较尴尬。一个外国朋友曾对爱泼斯坦讲述了在孔宅经历的一件事：“这是一次家庭聚会，我想是在圣诞节。蒋介石到的时候已经很晚了，快到半夜了。大家都站起来。她怎么办？蒋是国家显赫的领袖呀！宋庆龄从椅子上抬起半个身子，然后就又坐下了。这是一种在政治上很有分寸的表示。”三是孔府名声不佳，尤其是飞机洋狗事件被揭露后，以宋庆龄的身份，不便长住孔宅。
后在宋子文的安排下，宋庆龄另找到了一住处。
鉴于宋庆龄在国内外享有的崇高的政治声望，国民政府常常邀请她出席一些重大的政治或外事活动。宋庆龄一如从前，较少接受访问，也较少在公开场合露面，但凡是有利于团结抗战的活动，她会欣然前往。
宋庆龄到达重庆不久，在国民党内众多党员的要求下，国民政府主席林森决定在国府礼堂召开茶话会，欢迎宋庆龄。出席茶话会的有国民党中委及新闻界等100多人，包括国民党元老于右任、李烈钧、居正、张继、戴传贤等。在热烈的掌声中，宋庆龄发表讲话，她说：“要争取抗战胜利，必须实行民主，发扬民气，各党派要团结起来，一致对外。”公开表明了她对团结抗战的希望与态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