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2年4月17日，宋庆龄与大姐霭龄、小妹美龄联袂出席中美文化协会在孔祥熙寓所举行的规模盛大的游园茶会，出席茶会的有各国驻华使节、美国和英国等军事代表团400余人，会上同时举行了向中国空军美国志愿队献赠“海鹰图”典礼。宋氏三姐妹的共同亮相，尤为西方媒体所关注，它在某种意义上显示了中国的团结，显示了统一战线的稳定，也显示了宋家在联络国民政府与英美关系中的重要作用与影响。
1943年1月23日，为庆祝中美、中英签订平等新约，国民政府在军事委员会会议厅举行茶会，参加茶会的国内人员包括国民党中央党部、国民政府各院部的长官、国民参政会驻会委员、各报社负责人、各文化团体代表等，外宾有各国驻华大使或使节、美英两国的军事代表团成员及外国记者等，宋庆龄与中共代表董必武也应邀参加了茶会，宋庆龄并发表了谈话。
1944年6月，美国副总统华莱士来华访问，由时任国民政府外交部长的宋子文陪同与接待。华莱士于6月20日抵渝，在重庆逗留了3天，与蒋介石就国共关系、中美关系及中美苏关系等问题进行了广泛的会谈，其间他于22日12时特意拜会了孙夫人宋庆龄，晤谈“约半小时”，可见宋庆龄之国际影响与人格力量。
宋庆龄还应邀参加了中苏间的一切友好活动。“自孙中山逝世后以迄中日战争，孙夫人就是中苏之间惟一坚定的联络人。”
在重庆的四年中，三姐妹既各忙自己的工作，也不时地一同参加一些社会活动。共同参加妇女界的活动，是她们的一项重要工作，她们曾一道被推为重庆各界妇女“三八”节纪念大会主席团成员。一直以来三姐妹都非常重视妇女的解放问题，在抗战中她们更强调如何发挥妇女的作用，并热情地向外宣传中国妇女抗战的功勋。
抗战时期，三姐妹统一战线享誉中外，令她们的母校感到无上荣光，为此威斯里安学院同时授予她们三人名誉法学博士学位，时在美国的宋美龄专程赴校接受学位。她由纽约乘火车抵波士顿，到站迎接者有威斯里安学院院长、波士顿市长代表及华侨数十人。当宋美龄“自车站出现时，鹄望多时之群众数千人，均挥手欢呼”。翌日，美国各高等教育机关纷纷赶到威斯里安学院参加盛典，宋美龄代表姐妹三人接受学位，并即席发表演讲，她首先向学校的校长及当年的老师表示敬意，并向大姐霭龄、二姐庆龄在抗日战争中的工作致意。哥伦比亚公司向全国广播了此次典礼的盛况。
在重庆期间，宋庆龄既参加国民政府举办的活动，也与中共保持联络。自1927年以后，宋庆龄成为“蒋介石下面的中国自由派分子与内地共产党之间联络线的象征”。国共两党实现第二次合作后，宋庆龄与中共的联系更加密切。她领导的保卫中国同盟是惟一替国民政府和共产党同时筹募救济基金的重要团体。保盟内部有明确的分工：“由保盟香港分会负责支援八路军，由上海分会负责支援新四军。”香港被日军攻陷后，保盟中央委员会被打散。宋庆龄一到重庆，就重整旗鼓，着手恢复保卫中国同盟的组织。据廖梦醒回忆，重建后的保盟所筹得的款项和物资，“极大部分是交给解放区”。宋庆龄在重庆时还多次参加与中共有关的活动，如参加《新华日报》的社庆活动，在自己寓所举行欢送中共驻渝代表董必武等同志返回延安的茶会等。虽然是在国共合作时期，宋庆龄与中共的交往仍受到国民党当局的阻挠，如保盟对中共领导的抗日军民的支援，由于当局的严密封锁就很难运送出去。
显然，宋庆龄与蒋介石政权的分歧与斗争依然严峻，她与妹妹美龄的关系究竟如何呢？这是中西方媒界均十分关心的话题，也是他们追踪的热点。有人说：“宋氏两姐妹的关系便是国共关系的晴雨表。当国共之间团结时，她们也能团结，当国共破裂时，她们也就破裂。”从政治角度看，的确如此；但若从亲情角度看，不全是这样。
在国共合作的大背景下，宋庆龄参加了国民政府举办的多项政治或外事活动，她也不完全拒绝参加蒋氏官邸举行的政治性聚会。1942年7月初，美国总统助理卡里来重庆，调解驻重庆的美国人与蒋介石的关系。临回国前，蒋氏夫妇在官邸为其举行了告别宴会，宋庆龄与宋霭龄、史迪威等应邀参加。但宋庆龄尽量避免与蒋介石的私下会晤，哪怕是家庭聚会。据说有一次，宋子良、宋子安兄弟同时到了重庆，蒋介石想邀请宋家姐妹兄弟一起到黄山举行一次家宴，宋美龄说要先问问二姐，她随即打电话给庆龄说：“……这是我们姊弟自家聚会，其他人没有呀……”宋庆龄听后犹豫了一下，即说：“不来喽，这两天我正犯病，身体很不适意……”美龄一听即说：“那么我马上派医生来看看……”宋庆龄说：“不用了，我正在服药。”这次由妹夫蒋介石倡议的家宴，宋庆龄就这样回绝了。
宋庆龄保持与蒋介石的距离，这不能不给妹妹美龄带来一定的压力。不过，撇开政治立场，姐妹之间还是很亲密的。早在1936年底，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已多少消除了姐妹之间的隔膜。抗战以后三姐妹的重聚与一同工作，更使她们的感情日益升温。据曾任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侍从室电话监听员的王正元回忆：在重庆时，“宋美龄交代侍从室侍卫长俞济时，给宋庆龄安装了一部对外不公开的电话，以便于姊妹间通话。宋美龄与宋庆龄之间的通话，均由军话台接通，而且多数是由宋美龄先呼唤：‘接宋委员电话。’当时宋庆龄是国民党中央委员”。“宋美龄用电话通话，一般系用英语，对外国人当然不用说，即使对一些官员如董显光、吴国桢……也一律使用英语通话。但她和宋庆龄通话，则用地地道道的上海话。
她们两人的上海话，都讲得极为清脆流利，语气之间始终保持亲切、热情。每次通话时，都是美龄先开口说：‘阿姊吗？’宋庆龄回说：‘美龄吗？’宋美龄通话的内容都不外乎两个方面：一是生活，对其饮食起居，问寒问暖无微不至。再就是拉家常。当时，宋子良任滇缅路总办，宋子安也在昆明。她俩在通话中，谈及他们兄弟。在她们姊妹间的电话中，从未涉及其他方面。”“宋美龄和宋庆龄的每次见面，事先都由宋美龄通过电话与宋庆龄联系，得到同意后，由宋美龄去看望宋庆龄的。间有约在范庄孔祥熙官邸会晤，那是因为大阿姊宋霭龄同时可以在一起见面。”
宋庆龄虽对蒋介石十分反感，因不愿与蒋介石共处，甚至不参加单纯的家宴，放弃与兄弟姐妹聚会的机会，但对姐妹亲情始终是十分在意的，从她给友人的信中可见一斑。在1943年7月16日写给友人格雷斯的信中，宋庆龄聊到了家常，当时宋美龄刚从美国回来，宋庆龄在信中说：“听她座机的机组人员说，她带了无数的行李，还有那么多的罐头，等等。但我并没有见到一听烤豆或沙丁鱼，我分到的惟一的‘战利品’是一面塑料镜子，我很宝贵它，还有我兄弟给的两件外衣和厚圆领衫。一双鞋也没有。我听说，她带不下了，所以我的鞋要等‘下一班飞机’。好哇！到那时我也能炫耀一下真正的美国鞋了……我想这大概要等到战后。”信中所说的兄弟当是宋子文，此时姐弟二人已因政见的不同而再度分手，但姐弟亲情依然。在这封信中，宋庆龄还对妹妹美龄此次访美的效果作了评价：“说正经的，她这次访美的一个直接结果是委员长决定在美国开展一场反对中共的运动。”同时，宋庆龄也充分肯定了宋美龄此行的成绩：“不管人们怎么说，她为中国做了最广泛的宣传，并且正如她自己在一次集会上对倾慕她的人说：‘我让美国人看到，中国人不全是苦力和洗衣工人！’我想，中国必须为此而感激她……”
对宋美龄来说，给二姐的礼物可以遗漏，但二姐的安全是绝不能马虎的。自蒋介石发动反革命政变，宋庆龄公开予以谴责后，宋庆龄的活动一直受到国民党特务的监视，即便是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大环境之下也如此。当时重庆的报纸，对宋庆龄都以国母称呼，似乎很尊重，但实际上宋庆龄处处受到牵制，甚至暗中遭到监视。宋庆龄则一如既往，对此岿然不动，毫无惧色，屡次在公共场所露面，明确表示坚持抗战，反对倒退，并常发表激励民众的公开言论。作为蒋介石的妻子，宋美龄十分清楚蒋介石对二姐庆龄的态度，她也多少风闻一些国民党特务欲行刺二姐的阴谋，对此，宋美龄是绝对不能允许的。如今同处重庆，她更是直接进行干预。除了“警告”蒋介石外，宋美龄还通过哥哥宋子文直接向戴笠施压。宋子文与戴笠之间本没有什么交往，王亚樵案是他俩换取交情的开始。此后，两人间的交往渐渐增多。直至抗战中期，他们为各自的利益进行了“合作”，宋子文不仅在经费上接济戴笠的军统力量，还利用在美负责援华物资之便利，帮助戴购进了许多特工器材。鉴于宋子文与戴笠的这种关系，宋美龄打电话对哥哥说：“你关照他们(指戴笠)一下，不准在阿姊那里胡来，如果我听到有什么的，我是决不答应的。”宋子文马上把话转告了戴笠。据王正元的回忆，“确实，特务头子们曾遵照蒋介石意旨，对宋庆龄是有所举动的，而宋美龄对此则坚决反对。一次我和一个中层特务——重庆航空检查所主任姚某闲谈，姚说：‘戴老板对此非常为难，很伤脑筋，照委员长意旨办嘛，夫人不答应，闹出乱子来，委员长还是拗不过夫人，大家都有所顾忌。’接着又说：‘底下人都知道，闹出乱子来吃罪不起。而且戴老板也深知夫人是不好惹的。’所以特务们一直有所畏惧，不敢胡来。”
同样是宋家的人，特务的“关照”是大不一样。宋庆龄是长年受国民党特务的监视，宋子文、孔祥熙则备受特务的保护。据曾任国民党特务头目的沈醉回忆，“宋子文的家中驻有军统派去的一个便衣警卫分队，十多个特务在维护着国舅的安全。孔祥熙家中虽有他自己的卫队，戴笠为了讨好他，仍在国府路范庄的孔公馆里，或孔家在南温泉的别墅中举行宴会舞会时，总是派特务去附近警戒。
孔祥熙在广播大厦大开寿宴时，戴笠还亲自站在门口当招待，并派遣大批特务去保护前往祝贺的达官贵人”。
虽然宋庆龄与姊妹兄弟的政见、立场不一致，他们之间也有过种种矛盾，但抗战时期是宋庆龄与姊妹兄弟自1927年以来走得最近的时期，宋庆龄更是为宋家所有成员的表现而感到自豪与欣慰。她在1942年10月5日致好友阿莉的信中说：“你也许知道我们三姐妹都在这个城市里，各自为反法西斯战争而工作。我的两个姐妹比我更忙，她们有许多社会工作和官方职务。我的三个弟弟现在在华盛顿，他们为我们输送抗战物资。这样我们全家都在为抗战而工作。”
在宋氏三姐妹中，宋子文与二姐的感情最好。宋子文虽是“蒋记”政权的要员，但与二姐之间的姐弟情谊始终是情真意切的。抗战后期，当宋子文从美国返回重庆后，姐弟俩曾有一段时间经常见面；仅两三个月不见，宋庆龄在致友人的信中即谈到，她发现弟弟“体重减轻了许多”，但觉得“他看起来比过去健康了”。抗战胜利后，宋庆龄准备返回上海，她知道当时的上海很难找房子，而孙中山留给她的那所房子因荒废日久，加以日本鬼子的劫掠和破坏，已不能住了，为此她请弟弟宋子文帮忙另找住处。宋子文立即帮姐姐找了房子，并致函说：
亲爱的姐姐：
收到你本月10日的电报，很高兴得知你对房子满意。政府想给一处永久的住所，因为你决定将你在莫利哀29号的房子作为孙博士的纪念馆。如果有什么需要帮忙，请告诉我。我在中央银行大楼里有直接联系上海和重庆两地的无线电台。
爱你的子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