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五四时期中国知识界在探讨社会主义的讨论时，尤其是《改造》杂志3卷6号特辟“社会主义”专栏所发表的有关社会主义的系列论文中，多数对国内采取社会主义抱有怀疑的态度。李达把当时反对社会主义的观点分为两种：有的认为“欧、美各国资本主义的发达，已经登峰造极；所以发生一种反响，造成一种社会主义。这正是对症下药的。我们中国现在穷极无聊，大资本主义还没有风端，若高谈什么社会主义，岂不是无的放矢么？”
还有的说：“世界上并没有不经过资本阶级而能达到社会主义的，如俄国未经过资本阶级，所以很难成功。中国若想社会主义的实现，不得不提倡资本主义。”而这些观点不仅使国内欢迎社会主义的青年呈现“一种俳徊岐路和裹足不前的状态”，实际上对国内社会主义的运动形成了一种阻力。所以，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学者必须对此进行正面的回答。
1.中国进行社会主义的紧迫性
“中国到底有没有大资本家”？中国谈社会主义是否是无的放矢？这个问题实际上是指中国有无进行社会主义运动的基本条件。
李达认为，中国的资本家包括国内的民族资本家和国外在中国的资本家两部分。首先是国外的资本家，“试看那外国的资本家，如美国的煤油大王，钢铁大王等等，都是拿自己手中的资本去干那掠夺的事业。中国的资本家自己没有资本，不能从事大规模的掠夺，遂输入外国资本、造成一种“两重式”的资本家”。“两重式”资本家概念的提出，指出了中国社会劳动者的基本生存和生活状况，指出了中国劳动者所处的地位。同时代的思想家在论述中国劳工阶级实际状况时，视点一般集中在国内着名的大企业和相对比较发达的中心城市，也只是一般性的指出中国劳动阶级处于被剥削的不平等地位，而对中国劳工阶级受剥削的实际状况的分析比较薄弱。李达则以一个社会学家的职业特点，十分注重对国内企业所做的实际调查：
我去年下半年亲自到过东峄县，枣庄中兴煤矿公司，现在把这个公司的大概情形，写在下面，给大家看一看。中兴公司是完全中国的大资本家办的，资本为三百八十万元，在这五年之内，共赚千万元，内中有工人六七千人。在大煤井内的矿工每日继续工作十二点钟，在小煤井内的矿工，因上下不方便，第日继续作工二十四点种，若稍一休息，遇着一班监工和练习生，就要挨打。工人挨打是不敢反抗的，因为公司里有一个警察局，工人若反抗，警察马上就将他捉去了。
工人不但没有星期休息，就是当过年过节的时候，也是要照常作工，不能休息的。倘若有人疑我故意张大其词，来耸人听闻，请他到商务印书馆买一本《中国十大矿产调查记》，把内中关于记载中兴公司的各节看一遍，便知道我的话并不是虚造的。至于工人的工钱，在矿洞中作工的人每日作工十二点钟可得银二角八以至三角，除掉吃饭，每日或可余铜子数枚；在地面作工的人，每日只得铜子二十四枚，刚够吃饭，因为工人每日须吃面三斤，计铜子二十一枚，余下三枚连吃菜吃烟都在内。至于穿衣、住屋和养家的银，简直没有法子去赚。我写到这里，不禁又令我想及柯尔在他的《工业自治》里面所说的“他们每天逢着巨富和赤贫，高红利和低工银这些可耻的对照”的活头了。去年唐山煤矿中冤枉死了几百工人，社会大起不平之声，替他们呼冤。
然中兴公司三四年前一次死了四百六十余人，去年上半年一次又死七十余人。社会上何曾知道啊？平常一匹骡子从三四岁作工可至十五岁或二十岁才死。在中兴公司矿洞中的骡子每日（二十四点钟，作工八点种，只能经过五年就要死了。你看工人在矿洞中每日要作工十二点钟以至二十四点钟，岂不是不如畜性吗？骡子每天作工八点钟，尚减少一半或三分之二的寿命。
工人每日要作工十二点钟以至二十四点钟，我请大家想一想，到底将减少若干寿年？（中兴公司的矿工得肺病的非常之多）由此李达不禁责问：“外国工人每日作工八点钟，他们所得的工资除掉维持自己的衣食住外，还可养家，还可剩下储蓄，他们尚不满意于资本家的掠夺，要实行社会主义化的生产”，而“在五年之内赚一千万元”比较发达的资本家中兴公司，“劳动者终日替他们作工，得了二十四个铜子”，在“人生不可少的衣食住三大要素”中，只是部分解决了“食”的问题，“这便是在资本制度下的中国工人的真实生活，也是一种及其不合理的生活”。
在农民为主体的国家，农民有没有要求社会主义的愿望呢？李达分析说：“俄国的农民占全国人口百分之八十五分”，“我国农民和全国人口比例数一定比俄国还要大些”。而我国我国一般农民的状况比俄国更加可怜。李达以自己熟悉的湖南为例：我们湖南的农民大多数是租人家的田地耕种的。每人每年至多只能耕田两石，出谷量的最大限度为八十石。农民如耕田两石，以半数送地主作为租谷，则所余的只有四十石。农民一人每年因吃饭耗去的谷子约十石，便只余下三十石了。他一人用度之外，还要赡养父母和妻室儿女，预备粮牛种子、肥料、农具，以及乡里戚族的庆吊费等等。他虽可以种一点杂粮，如茴豆之类，藉以增加收入，然这些东西总不足维持他家庭的生活，他的父母妻子虽不是纯粹安坐而食的，然他们也只能帮助他耕种这些田地。例如他的老父和子或可替他放牛和砍柴，他的老母和妻子或可替他纺织和烹饪，藉以供给一家的需要。总之，他终岁劳动，所入能和所出相抵，就算是幸事。
我这种计算还没有把他租田时批金，以及买牛钱，买家具钱一并加入，倘若把这些钱一概计算起来，那么，无论如何勤奋，他说不能跳出困苦的范围。还有一层，我这种计算若令农民看见了，他真正要骂我做书呆子，因为我的计算，是依农民耕种的力量和出谷量的最大限度作根据的。其实我国内地各省，无论何处，都是人烟稠密的，一个农民到哪里去找两石田耕啊？我国农民知识幼稚，对于虫灾水灾时常出现多不知道防备，所以意外之灾经常出现，农民即或就耕了两石田，他又何能希望收入八十石谷子啊？大家如果听见：湖北沔阳洲，三年两不收”；“旱灾年年有，轮流在九州”；“年年防饥，夜夜防盗”的歌谣，及去年北五省的旱灾，大概也就明白农民的收入是极无把握的了。
李达总结说：“农民终岁劳动，只能从收入中取得半数，有时还少于半数——例如略遇灾害，出产减少，地主仍照原来定额收租之类，地主不必劳动，也得半数，甚至多于半数，这椿事已是不应该的。乃一班地主吃了不劳而获的东西，还不安分，竟造出一种什么“衣食父母”的话，去压制农民。“衣食父母”的意思就是，地主把田地给农民耕种，农民才有饭吃，才有衣穿，所以他应当把地主看做父母。”按照李达的分析，农民受到剥削，实际上就是中国的农村社会出现了以土地为资本进行掠夺农民的资本家阶级。“我们中国虽没有很多的大资本家，却有无数的小资本家”。
“大资本家所掠夺的数目很大，如像在五年之内赚一千万元的中兴公司是，小资本家掠夺的数目很小，如农村的掠夺者便是。”“他们的掠夺在数目上虽有差别，既有一种掠夺的事实，那么，一种大公无我的社会主义去救正他，应当受每个有理性和良心的人之欢迎和赞助。我国当着这个时候，小资本主义已经根深蒂固，大资本主义正在勃然兴起，现在才谈社会主义，已经是缓不济急，怎么叫做“无的放矢呢”？我们中国已有了无数的小资本家，就和一个人得了许多小病一样，而社会主义就是医治这种病的圣药”。那种“中国若想社会主义实现，不得不提倡资本主义”的观点，这好比说“一个人若想实行服药，不得不使他大病特病”，“岂不是一件愚蠢的事情！”
2.中国跨越“卡夫丁峡谷”的可行性
关于中国在资本主义不发达的情况下能否建设资本主义的问题，这是自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以来，长期萦绕在中国知识界的话题。反对在中国实行社会主义的知识分子也多用马克思的理论进行辩解。其中，蓝公武就是当时颇有代表性一位。他在《社会主义与中国》一文中认为，马克思的社会主义“是要等资本制度自杀来继起代兴的。简单一句话说，就是资本一天一天集中，小资本一天一天消灭，末后只剩下极少数的资本家和巨大的资本，大多数都成了劳动阶级，那时不费吹灰之力轻轻的便把这个资本制度接受过来改了公有，实行他们的社会主义”。应该说，这段话的确符合马克思对于资本的积聚与集中必然导致社会主义的论述。对此，李达也首先给予正面的肯定，认为那些反对在中国实行社会主义的学者，“他们所以说必定资本主义发达到极处，然后社会主义才能实现，大概自以为是根据学理的。因为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着作曾说，产业集中，资本家数目减少，中等阶级消灭，工人痛苦增加，和工业危机继续出现。使社会分为界限判然的两阶级之后，然后工人藉政治组织之力，获得政权，实行社会主义”。
而在中国产业不发达的情况下能否进行社会主义？这一话题在五四时期社会主义论战中再度展开。前文已经说明，李大钊通过马克思的唯物论和剩余价值理论的阐发，认识到中国未来走向社会主义的历史必然性；通过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风起云涌和世界劳动组织成立的现实，看到了中国劳动阶级与世界无产者共同从事世界性的社会主义运动的可能性
。陈独秀有关社会主义的理论文章更具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特征，从生产和消费的领域深入分析了资本主义制度性弊端以及中国走向社会主义的必要和可能，也指出了在各国资本制度尚未全面崩溃的形势下中国依然可以发展社会主义，他还说明了世界资本主义进入垄断阶段后，中国社会经济已经处在“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地位，应该进行一种“行向社会主义”的国民革命。李达的贡献则是从社会发展的历史形态上，指出了中国可以跨越资本主义的发展阶段进行社会主义的可能性，表现出一种发展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思想的积极态度。
以马克思主义考察中国问题、解决中国问题，是李达对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解。但这种认识与改造，决不是用马克思主义的本本来规范中国的实际情况和革命运动。在中国坚持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问题上，李达是较早注意到要结合新的环境和条件来发展马克思主义的问题。他坚持认为，马克思和恩格斯“固然是近世科学社会主义的始祖；他们两人固然有许多独具只眼的见解；然他们也同是圆颅方趾的人类，并不是什么“神”。当他们着书立说的时候，为当时的环境所限。他们依照这种环境的趋势，推测将来的情形，后来时过境迁，自然是有些不大中肯的地方。
如马克思的产业集中说，对于西洋各国的工业方面固然是言中了，然在农业一方面的集中运动却没像他所说的那样快。又如，“他所谓一方愈富，一方愈贫，与历史事实完全相反。事实上劳动社会后来也渐渐提高。大战的影响，劳动阶级，且得益不少，工资因此提高了。他的科学的推算以为社会主义实现最早的国家，一定是经济制度最完备的国家。他以为理想社会的实现，一定在英、美、德、法等国，不料事实上竟在经济制度极不完备的俄国””。李达进而论述说：“所以我们对于古人的学说，当参照现在的情形，加以考虑，断不可一味盲从，做出那“孔趋亦趋，孔步亦步”的样子。并且我们要晓得马氏固然极力陈说资本家中，产业发达的结果，社会主义必然实现，马氏却未曾说，必须资本集中，产业发达，然后社会主义才能实现，否则决不能实现。”李达提出的“马克思学说与中国”，一方面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一方面又要寻找社会主义如何实现的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