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必经过资本主义可以实现社会主义在马克思主义早期中国化过程中是一个具有历史意义的重要结论，是中国现代思想史上的一个十分难得的科学论断。在李达看来，那种认为“世界并没有不经过资本阶级而能到社会主义的”、“中国若想社会主义实现，不得不提倡资本主义”的观点，这是对马克思的“曲说”。他进一步阐述说，“因为实行社会主义，并不必经过资本主义的发达，大家如不信我的话，我就要找出一个例给大家看一看，我们中国的南方不是有个澳洲么？澳洲自英国人移殖后，它的政府和社会的组织都是社会主义化的”。虽然李达所列举的事例未必恰当，后来的历史发展证明，在资本主义不发达的国家也可以走向社会主义。因此，在马克思主义早期中国化过程中，李达在社会主义中国化问题上的思考已经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
结束语“行向社会主义”的历史选择
中国第一代马克思主义者早期通过对新民主主义基本问题的探索和实践，坚定了“行向社会主义”的理念，表现出把社会主义中国化的强烈愿望，也展示了中国第一代马克思主义者探索中国历史走向问题的勇气和智慧。
（三）
中国共产党成立后，中国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在中国革命的基本任务等问题的探索上采取了积极的态度。1922年1月，社会主义青年团团刊《先驱》出版。这个刊物首先表达了探索中国社会和中国革命的意向。
它在发刊词上宣告：“本刊的第一任务是努力研究中国的客观的实际情况，而求得一最合宜的实际的解决中国问题的方案。”在《先驱》创刊号上，专门刊登了列宁关于民族和殖民地问题提纲的译文。这样，中国共产党探索中国革命基本问题的初始阶段，便得到列宁关于民族殖民地理论的具体指导，这对建党理论准备不足的共产党人无疑提供了有力的杠杆。
1922年1月21日至2月2日召开的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直接推动了中国共产党对中国革命的认识。中国共产党派出代表参加了这次大会，列宁接见了中国代表，表示了对中国革命的关注。1922年6月，中共中央发表了《第一次对时局的主张》。《主张》贯彻了列宁关于东方落后国家革命运动两步走的设想以及对国共两党合作的提议，对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有了更加清醒的认识。这些认识随后完全反映到同年7月召开的中共“二大”各项决议案中，特别是反映到大会宣言中。
1922年7月召开的中共“二大”，揭示了从鸦片战争以来帝国主义列强侵华和把中国“事实上变成他们殖民地的历史”；指出了加给中国人民最大痛苦的是“资本帝国主义和军阀官僚的封建势力”以及反对这两种势力的“民主主义的革命运动”的意义；区分了无产阶级奋斗的两个步骤，制定了民主革命的纲领，响亮地提出了“打倒军阀”、“打倒帝国主义”两个口号；作出了建立“民主的联合战线”的决议。1922年9月，党为了加强对革命理论的研究和宣传，创办了《向导》周报。《向导》第2期发表了陈独秀的《造国论》一文，正式使用了“国民革命”的口号，以替代“民主革命”。
前述1922年3月共产国际指示中共搞National Revolution，可译为国民革命，也可译为民族革命。我们认为“国民革命”口号的使用，既反映出共产国际的指导，又标志着共产党对国情的认识与共产国际产生一种深层次的契合。陈独秀曾进一步解释：“民主革命这个口号，未免偏于纯资产阶级，在殖民地半殖民地的经济地位，决没有欧洲十八世纪资产阶级的革命之可能”，所以“改用“国民革命”来代替“民主革命”这个口号。”众所周知，“国民革命”曾经是孙中山早年从事反清斗争的一面旗帜。
然而，随着革命党人在政治上的失败，在理论上找不到真正的出路，甚至把国民革命的旗帜也搁置一边。陈独秀在共产国际的指导下重新使用“国民革命”的概念，赋予它以新的生命力，这对国共合作后的革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正如陈独秀所说：国民革命“这个口号，不但近来经国民党采用成了全国普遍的口号，并且实际适合于殖民地半殖民各阶级联合革命的需要”。事实上，整个1924-1927年的革命也都是在“国民革命”的口号下进行的。
国民革命本身体现了各革命阶级联合革命的任务。各革命阶级在国民革命中的地位，就自然成为共产党人探索的重要课题。1923年陈独秀先后发表了《资产阶级的革命与革命的资产阶级》、《中国农民问题》、《中国国民革命与社会各阶级》等文章，对中国社会各阶级作了全面剖析。他根据资产阶级所处的经济地位以及对即将到来的“国民革命”所采取的政治态度，把中国资产阶级划分为“革命的资产阶级”、“反革命的资产阶级”和“非革命的资产阶级”三部分。他把整个农村人口按土地耕种面积分为地主、自耕农、半益农、雇工四个阶级和十个等级，并进一步指出“农民占中国人口之大多数，自然是国民革命之伟大势力”。
他还根据共产国际关于世界革命的理论，指出：“殖民地半殖民地之国民革命，形式上虽是一国的革命，事实上是世界革命之一部分，而且是重要的一部分。”他的分析大体上是正确的，但在分析中国工人阶级的特点以及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力量的对比时，陈独秀受共产国际代表马林的影响，有夸大工人阶级弱点和过高估价资产阶级力量的一面。马林和陈独秀对中国工人阶级的估价，并不能代表全党在这一问题上的看法。高君宇在1922年就根据无产阶级在人数上多于资产阶级的事实，肯定了在“国民革命”中“无产阶级是要站个主要的地位，资产阶级是被召集而参加的”。
瞿秋白在1923年党的“三大”召开之前就不容置疑地指出：“无产阶级在社会关系中，自然处于革命领袖的地位，”“即使资产阶级的革命亦非劳动阶级为之先导，不能成就。”共产国际的指示对于统一中国共产党人关于无产阶级的认识起了推动作用。1923年5月共产国际执委会通过了《对中国共产党第三次代表大会的指示》，强调“领导权应当归之于工人阶级的政党”。同时共产党“全部政策的中心问题乃是农民问题”，“只有把中国人民的基本群众，即占有小块土地的农民吸引到运动中来，中国革命才能取得胜利”。在接到共产国际指示后，中国共产党进一步理清了各阶级在革命中的地位以及国共两党的关系问题。
1923年11月召开的中共三届一中全会决定：加入国民党的共产党须“努力站在国民党的中心地位”，“但事实上不可能时，断不宜强行之”，“我们的同志在国民党中为一秘密组织，一切政治言论行动须受党之指挥”；“共产党员人人都应是一个宣传者，平常口语之中须时时留意宣传”。这表明共产党在争夺领导权问题上已逐步注重联系中国国民革命的实际——两党党内合作，试图通过恰当的方式实现无产阶级对革命的领导。
中共“四大”后，党加强了对工人运动和国民运动中各群众组织的领导，掀起了以五卅运动为标志的全国革命运动高潮。随着国民运动高潮的涌现，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共产党与国民党争夺领导权的斗争开始激化。所有这些都推动着共产党人对中国革命作进一步的探索并获得了重大突破。
关于无产阶级领导权的问题。周恩来明确指出：“工人是国民革命的领袖。”邓中夏论述了无产阶级领导权的争夺问题，他说：“政权不是从天外飞到我们工人手中的，是要我们从实际政治斗争中去一点一滴的以至于全部的取得。政权，我们不取，资产阶级会去取的。所以我们对于国民革命，即为了取得政权而参加的。”瞿秋白则以五卅运动为事实依据，明确指出中国无产阶级是革命运动的领导力量，而“卖国军阀和大资产阶级，都是帝国主义所利用的走狗”。关于农民问题。邓中夏在《劳动运动复兴期中的几个重要问题》一文中深刻指出：“工人与农民，因地位关系，利害关系，可以说是天然的同盟者”，“我们工人阶级要领导中国革命至于成功，必须尽可能地系统地帮助并联合各地农民逐渐从事于经济和政治的斗争”。李大钊强调了农民在革命中的作用，他说：“农民约占总人口百分之七十以上……故当估量革命动力时，不能不注意到农民是其主要成份。”他对农村各阶层的情况作了详尽的分析，较早地明确提出土地问题，他说：“耕地农有”，“成了广大贫农所急切要求的口号”；中国今日的土地问题“有待于中国现代广大的工农阶级依革命的力量以为之完成”。这就弥补了党的四大没有提出农民土地问题的缺陷。同时他还对组织农民武装的必要性作了说明：“随着帝国主义所造成军阀土匪扰乱范围之扩大，一般农民感有组织农民自卫军的必要。”
对资产阶级的分析。瞿秋白指出：“国民革命中资产阶级妥协性……足以破坏联合战线而使革命运动失败。”他还对这种妥协性作了分析：“资产阶级看着无产阶级的势力足以领导国民革命于胜利，看见国民革命的进行中资产阶级要牺牲自己的私利——其实不过是容许工人农民组织和斗争的自由，极普通的民权，——于是开始反动而求争回革命的指导权以消灭革命。”邓中夏也认为在统一战线中，资产阶级已经得势，如果无产阶级不去力争掌握政权，那势必“箝束在新兴资产阶级的铁网里”。此外，邓中夏还论述了中国革命两步走的思想，他说：“资产阶级固然是我们的仇敌，而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尤其是我们目前最厉害的两个仇敌。我们必得参加国民革命先打倒这两个最厉害的仇敌、得到初步的解放，再进而实行社会革命，打倒资产阶级、以得到全部的解放。”
毛泽东同志在吸收共产国际的思想营养和党内同志探讨成果的基础上，于1925年至1926年先后发表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国民党右派分离的原因及其对于革命前途的影响》等文，对中国革命所处的时代特点作了比较深入的研究，对中国各个阶级、阶层的经济地位和政治态度作了比较系统的分析，对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基本思想作了比较完整的概括。
随着北伐战争的胜利进军，国内外各种势力开始把注意力集中投放在“国民革命”的前途这个敏感的政治问题上。北伐战争的进行，把中国革命推进到以革命的武装反对反革命武装、用战争手段来夺取全国政权的阶段。革命战争又推动了群众运动的广泛开展，全国出现了高涨的革命形势。共产国际认为：“广州革命军的进一步胜利，势必导致战胜帝国主义，导致中国独立和革命联合。”国民革命前途问题应到日程上来。
1926年底，共产国际根据列宁的理论向中国共产党提出了中国革命“非资本主义前途”问题。共产国际执委会第七次扩大会议于12月16日通过的《关于中国形势问题的决议》指出：中国革命所要建立的国家，“将不是纯粹资本主义民主国家。这个国家将是无产阶级、农民和其他被剥削阶级的民主主义专政。这将是向非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发展的过渡时期的反帝革命政府”，中国共产党“应该竭尽全力争取最终实现过渡到非资本主义发展轨道的这种革命前途”。
中共中央政治局接受共产国际的指示，并对国际决议作出解释和发挥。中央政治局认为：党中央过去对中国革命的认识“有一个根本错误”，就是“把国民革命和无产阶级革命之间划了很大的“天然的不可人力逾越的”一道鸿沟”，而按照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的分析，“中国国民革命前途的发展，得超过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因为“中国的国民革命，是在世界资本主义快崩坏，世界无产阶级革命已经开始时发生的；其性质是殖民地反帝国主义的革命，而决不是纯粹资产阶级革命；革命的主要成分是无产阶级及其所领导的农民和其他被压迫劳苦群众，而不是富裕的资产阶级”，“由无产阶级实际领导的国民革命成功，自然不必再造成发展资本主义的政治环境，而是要造成从资本主义过渡到非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之政治环境，即是不断的努力，由现在的国民政府做到工人农民及其他被压迫阶级民主独裁制，集中铁路、航业、矿山、大工业，于国家机关支配之下，以行向社会主义”。
关于“中国革命非资本主义前途”的结论在中国共产党早期的理论探索中占据着重要地位，也意味着有关国民革命的领导权、革命的对象、革命的同盟者等有关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基本命题都有了一个正确的判断，标志着新民主主义革命基本思想的形成。为共产党人在延安时期形成更科学的关于中国革命“非资本主义”前途的思想，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上的飞跃打下了较好的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