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这些珍珠粉、珍珠糖，过去还是皇上的贡品，都是好东西。好东西要送给老人，我就送给小区里70岁以上老人每人一包，送老太太珍珠项链每人一根。
还到敬老院去送，我经常到敬老院给老人们唱越剧。我越剧唱得很好的，最喜欢茅威涛的殷派。唱一段给你听，《陆游与唐婉》里的“浪迹天涯”：“花易落，人易醉，山河残缺难挽回……”
这一段，我今年春节要在区精神病人联欢会上演唱，这是我的心理医生定下来的。他分管拱墅半个区的住家病人，有50多个，那全区总有百来个精神病人吧，还不包括那些住院的。
可是没想到我给老人送东西还有人骂我白痴，说：“这种好东西送给年轻人，用了好还会来找你买，送给老人有啥用？”有人说：“不怪，这个人真当有病。”
也有人把这些话跟我说，我想我有病遭人鄙视，但我还当过省级先进工作者呢。现在我一个人做好事你们说我有病，我干脆拉支队伍起来，大家学雷锋做好事，看你们再怎么说？
我就像个孩子似地赌一口气。第一个先跟我妹尉梅玉说，要找十个姐妹一起学雷锋。她说她也要参加，我说你在上城区哎，妹妹笑，姐姐你又糊涂了，学雷锋还分什么上城区、下城区？
我们姐妹俩就这样开始了，找来找去找到7个姐妹，都是平时在小区或公园里认识的街坊邻里，她们都愿意学雷锋帮助人。其中有几个姐妹还在上班，有居委会的有管理公园的，墅园公园就成了我们的集合点。后来找到第10个人，比我大做了大姐，我是二姐，我妹三姐，依次往下排，湖墅十姐妹就这样排出来了。
这是1998年9月份，我51岁。
叫这个名称也是因为我喜欢越剧，不是有个越剧十姐妹吗？
那几年有人说中国没有雷锋了，我就是想证明，中国永远有雷锋雷锋怎么学？我点子很多的，首先要求每人结对帮助一个需要帮助的人，“有经济能力的帮助特困户，有健康能力的帮助无力人。”我们到居委会打听那些需要照顾的残疾人、困难户、孤寡人。
其实十姐妹之前，我就一直在帮助一个残疾人。她50多岁，6岁时脑袋砸到火盆上，智力就停在6岁。长大后在马路上乱跑，又遭车祸断了腿，靠着哥哥照顾她吃喝拉撒，马桶就放在桌边。我到她家，帮他们搞卫生，我就是搞卫生防疫出身的啊。每次去都给她买水果，给她讲故事、讲笑话、唱越剧，她哥告诉我，几十年妹妹不会笑，可是每次你一来她就笑了。
我们到四个居委会发了联络单，上面是我写的湖墅十姐妹宗旨：学雷锋做好事，有困难找我们。从大姐到十姐，每个人只留电话号码。我们约定无论是集体还是单独做好事，每个人只报十姐妹的身份，不说名和姓。
那几年有人说中国没有雷锋了，我就是想证明，毛主席叫我们学雷锋，他的话永远有人听，永远有人学雷锋。我觉得十姐妹都是社会最基层的妇女，她们都能学雷锋，还有谁不能学？
我从不想出名。你说一个精神病人想出名干什么？怕别人不知道你有病啊。我最恨的事情就是搞形式，你们肯定想都想不到，每年三月五日学雷锋日，有些敬老院老人一天要洗五遍澡！有人都给洗感冒了。怎么不好平时去洗？毛主席说过嘛，难的是一辈子做好事。
还有今年杭州公交车搞个周一让座日，公交车上时时刻刻都要给老人、病人、小孩让座，这是国民自发的素质，中国五千年文明史，不需要再来倡导这种最基本的礼仪。
古话说“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这话错了，我们十姐妹做了一点好事，就传遍了杭州，还传到千里万里之外。那一年媒体到处找十姐妹。天天有人报料：三姐在某人家做好事，五姐在某小区做好事，十姐妹在某某路上清除“牛皮癣”……记者赶到人又走了。一时间，神龙见首不见尾，十姐妹，你们是谁？到处都在问。
有人打电话来说，现在谁还学雷锋啊，只有疯子才学雷锋1998年12月24日，《钱江晚报》登了一篇文章《“二姐”终于找到了》。你看，这是当天的剪报，旁边是我写的：姐妹们，真是好样的，我们做好事，并不是为了出名，也不是为利，是为了一种做人的信仰——当你回首往事的时候，可以自豪地说：我没有碌碌无为地度过。
可是怕什么有什么，一宣传，事就来了。十姐妹里有一个是我精神病院的病友，她的病比我轻得多，早就康复了，为人热情善良。十姐妹电话号码被报纸公布后，有人打电话来说：“这个人是疯子，现在谁还学雷锋啊，只有疯子才学雷锋，你们还真是疯子！”
接着有个组织机构找我，建议改组或者说重建十姐妹，因为我们的十姐妹多没有特长技能，比如会修理电器、会剪裁缝纫等，改组也是为了更好地学雷锋。
还说改组后可以方便开展活动，打个横幅为民服务，媒体可以更好地宣传。
我一听很高兴，这是好事啊，不需要改组，让那些姐妹再加入，扩大队伍就是了。可是对方坚持只留下我一个人，可能因为我是发起人吧。我坚持学雷锋人越多越好，他们坚持还是十个姐妹，我说他们搞形式，他们说我不听话，谈崩了！
后来的授旗呀、开会呀、活动呀，我都没去参加，宁可死，也绝不能丢下我的九个姐妹。
这件事让我很生气，心里特郁闷，好像要犯病了。
这天我妹来了。我想起妹妹跟着我，数九寒冬，我们十姐妹在街上刮那些到处乱张贴的小广告。妹妹是直肠癌病人，开过大刀，大便袋子就背在腰上，一站大半天，那次回家她两腿肿得下不了床。可是妹妹很快乐，我们都很快乐。为什么说要乐于助人，就是因为人做好事的时候很快乐，可是现在他们只发给我一本十姐妹证书！我拿出那本别人送来的证书，和妹妹抱头痛哭，“为什么不要我？”
“为什么学雷锋还这么难？”
那是2003年，我们十姐妹已走过五个年头。回顾那五年，真是我一生中最快乐、最有意义的时期。
我们组织起来不容易，一定不能散了。学雷锋的人不能散了接下来的2003年到2008年，整整四年多，我是在这张床上度过的，足不出户不见客不接电话，抑郁症重度发作。我缩在这里，一切活动都在床上，正常人是难以想象的。
床里边堆满了报纸书刊资料，我想毛主席的床上也是这样的，里边一排都是书。四年里除了上厕所我不会下床，别人端给我吃我就吃，不端给我也不要吃。但我知道吃药，24年我天天都得吃药，抗抑郁症的、抗躁狂症的、中衡的。抑郁症严重时，我天天想自杀，一大瓶强力安眠药就放在枕头底下。但我自控能力很强，我想对有抑郁症的人说一句话：如果一个人真正想自杀，谁也阻止不了，但你自己可以阻止自己。
本来我想就这样抑郁下去，等死吧。但国家又发生大事了，我这个人的生命是和国家和政治连在一起的，2008年5月12日的大地震，把我震醒了。
24小时中，我要看十七八个小时的电视，眼泪都哭干了。天啦，我有活的机会，为什么不好好地活着？有人一百多个小时挖出来还活着，生的意志多强大啊，跟他们比我还算个人吗？我不是行尸走肉吗？
我要变成活人。国家发生大事，我要大变。我要从抑郁症里走出来，我才60岁，我还可以做个对国家有用的人。于是，我每天想应该怎么帮助地震灾区的人，后来我想明白了，像我这样有病的人，好好地活下去、活得有意义，也是帮助灾区。一个人连自救都不能，谈什么帮助别人？
第一步我要下床。我体力很好，今天早上只有13摄氏度，我床上还是凉席，身上穿无袖裙，这台电风扇还在对着吹。不冷，真不冷。我心里热身上也热，可能是躁狂症的体质吧，呵呵。
但我现在很正常哦，神志特别清楚，奥运会开过后我就更清楚了。从八月到现在我一直在忙，忙什么？十年前《沈阳日报》称我们是“西子湖畔雷锋娘子军”，我要对得起这个称号。我想现在湖墅十姐妹要重出江湖，新名字就叫——雷锋娘子军。队长、副队长都有了。队长不是我，是更年轻的人，雷锋生前老连长虞仁昌做我们的顾问。
十姐妹中有人说过一句话：我们组织起来不容易，一定不能散了。我一直记牢这句话，学雷锋的人不能散了。
十姐妹曾经是三届“西博会”的集体志愿者。今年西博会开幕时，我穿上2002年发给我的红马甲，戴上这顶红帽子，自己去做志愿者。怎么做？大事做不了我做小事，为中外游客指路。我天天研究和熟悉地图，城市在变，路也在变，我四年没出门，可不能给人指错路。随身还带着这本杭州市精神文明建设委员会编的《市民日常外语会话》，不会说的就在书里找，来杭州的外国游客很多的。
喏，你看，我举着这张纸，天天从一公园走到六公园，上面是我写的中英文：
免费为您指路。
我教儿子写作文
白乐天
孩子写作文往往头痛，不过我们家小乐还是比较快乐的。小乐并没有成为一个写作文的高手，并没达到“弦弦掩抑声声思，似诉平生不得志”之境地，不过现在的他，想说的想做的，都可以用他的笔很轻松地写下来。我认为，对于祖国语言文字能够熟练运用，并且有自己的思考，这就够了。
第一次写作文，小乐心得——不难写！
小学三年级刚开学不久，有一天放学，小乐很兴奋地说：“爸爸，老师说，我们要开始写作文了，作文是个什么东西啊？作文难写吗？”
我笑笑：“作文不是个东西，作文不难写的，作文就是你平时说的话，你怎么说话就怎么写，你平时说话难吗？”
小乐很认真地思考了一下，然后若有所思地“噢”了一声。
也是凑巧，我们那儿刚好要举办一个“药王节”，其中有一项活动就是灯会，这个灯会是放在药王山上举行的，五彩缤纷，我想一定可以让小乐写作文的。于是对小乐说：“今天晚上爸爸带你去写作文！”他一听很激动：“写什么作文啊？”我说：“我们去看灯会，看完后回来写。”我让他准备一个小本子，还准备了一个手电筒，上山用。
一切准备就绪，带着一个傻乎乎的、对作文充满向往的小学三年级男生，向着我给他埋伏好的作文圈子出发了。我一路交代着：看灯会都有些什么人？他们在什么景点前兴奋？为什么会兴奋？从山脚往上看是什么景色？从半山腰看下来是一种什么景色？山顶朝下俯瞰又是一种什么景色？因为那座着名的药王山处在两江交汇处，可以说是时时处处景色都不一样的。还有，因为灯会的灯有各式各样的动物造型，我就问他，这个大象和恐龙有多大（他最喜欢这两种动物）？为什么会动呢？孔雀开屏和动物园里的真孔雀开屏有什么不一样？灯的颜色是怎么样变幻的？我认为，人有了，事有了，景有了，这个作文应该可以写了。
回到家，小乐很谦虚地问：“爸爸，我怎么来写这个灯会呢？”我说：“你就按时间顺序一件件记下来，明天交给我。”第二天晚上，他交给我一篇题为《药王山逛灯记》的大作，我一看，不得了，洋洋洒洒1300多字。我问：“作文难写吗？”他说：“不难写。”好，第一个目的达到了。
细细一看，还真像回事，虽然很啰嗦，连我没让他数的上山台阶他都留心数了，虽然有很多错别字，我还是表扬了小乐：“不错不错，蛮好蛮好。”当然，我要当着他的面改病句，改错别字，他都很认真地“噢噢”，大概认为这是件很新鲜的事吧。
还是凑巧，那时我们县里刚好举行中小学生写作大赛，于是我就让他将改好的《药王山逛灯记》寄给大赛组委会，结果是他这篇处女作得了个优秀奖。小乐洋洋得意。
魔鬼式周记，段落、字数、时间——量化管理在小乐的作文教学中，我实行了两个偷懒的办法，总的指导思想是，既要让小乐的写作上轨道，又不要让我自己太累着。第一个偷懒的办法是：三年级开始写作文，强行要求写三段，字数在300字以上。首段写出缘由并引出下文，中间段可以自由展开，结尾段把要交代的事情写完整。我的意思是，一定要完整，因为他要去适应作文考试的啊。
按这个思路，四年级就是四段，首尾两段，中间扩展为两段；五年级就是五段，首尾不变，中间扩展为三段。字数要求，四年级以上要求每篇不少于600字。
六年级就不管这些具体指标了。
还有时间要求，也就是说，600字左右的文章，必须在30分钟左右的时间内完成，为了这个30分钟，又强化训练了好长时间。先是用毛主席的故事进行励志教育，说毛主席年轻的时候，为了锻炼自己的意志，经常到闹市区读书，不管多闹都如在无人之境。那时我们家住着不大的房子，客人来了，小乐在做作业，这是经常发生的事。我就和小乐说：“你要学习毛主席，还要学习和尚的静心打坐，要融入自己的写作场景，想你要写的人，想你要写的事，想那些具体的细节，认真地想，和文章中的人和事交流。这样，你就听不到我们的说话声了。”
第二个偷懒的办法是让他写周记。具体要求是，从四年级起，每天一篇，每周五篇，周六交给我检查。写作内容不固定，想写什么就写什么。
每天一篇，太多了吧，要他命啊，小乐妈妈很心疼。我说：“我是因人施教，你别管。”开始几周，小乐最大的困难是，不知道什么好写、什么不好写。这个时候，饭桌上的交流就成了他晚上写作文前的定题会了，这个有点像媒体的谈版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