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早在辽军入侵前，澶州就被北宋君臣挂在了嘴边。八月二十二日，宋真宗和大臣们讨论御驾亲征的时候，宰相毕士安认为皇上不必亲临战阵，只要车驾进驻澶州即可。因为澶州在黄河北岸，皇上驾临等于是和河北军民共同御敌了，同时澶州又离汴梁很近，万一有什么事情可以及时回京。枢密使王继英表示赞同，说皇帝驾临澶州可以壮军威。而宰相寇准认为“帝幸澶州不可缓”，尽管在出征时间上没有达成一致，但君臣对澶州这个恰到好处的御驾亲征之地没有异议。
九月十六日，局势恶化，辽军不顾后方，兵分三路直逼澶州而来。告急文书一天来了五封，宋真宗害怕起来，再次商议御驾亲征的事情。寇准力请真宗立即亲征澶州。参知政事王钦若是江南人，请宋真宗驾临金陵（今南京）避开辽军兵锋；签署枢密院事陈尧叟是四川人，请宋真宗驾临幸成都，安的也是避敌而走的心。寇准怒斥投降主义念头：“谁为陛下画此策者，罪可诛也。今陛下神武，将臣协和，若大驾亲征，贼自当遁去。不然，出奇以扰其谋，坚守以劳其师，劳佚之势，我得胜算矣。奈何弃庙社欲幸楚、蜀远地，所在人心崩溃，贼乘势深入，天下可复保邪？”他先拍了宋真宗的马屁，说像宋真宗这样英明神武的君主一到澶州肯定能振奋人心，让契丹侵略者再次困于坚城之下；一旦放弃汴梁而逃，不管是去江南还是去四川，都等于放弃了中原，必然沦落为割据政权。寇准的分析义正词严，无人能驳。宋真宗本人有没有畏敌避战的心思呢？难说没有，他毕竟是在深宫中长大的皇子，要他慷慨赴死，与敌人浴血奋战是不太可能的。可他只是犹豫，犹豫是否要亲征澶州。
当时的情况是这样的：辽军虽然在瀛州城下损兵折将，“其众犹二十万”。契丹骑兵风驰电掣从东西北三面包围了澶州，而宋军的主力部队尚在敌后的定州。朝廷一再催促定州守军回防，主帅王超接旨后“逾月不至”。澶州城池不大，本身并没有多少守军。如果御驾亲征，汴梁能征调护驾的守军充其量不过数万人。这数万人中多数是老弱病残和兵油子，在数量和质量上都远远弱于契丹铁骑。更可怕的是，黄河在深秋时节已经开始结冰了，厚厚的冰层便于骑兵作战。契丹骑兵随时可能从河面上冲过黄河，截击离开汴梁宽厚城池守护的宋真宗君臣，来个“擒贼先擒王”，把北宋君臣一锅端了。
所以，不是宋真宗胆小懦弱，而是客观形势决定御驾亲征实在有些冒险。搁在谁身上，都会捏一把冷汗的。
宋真宗在关键时刻没有掉链子，经过短暂犹豫，他毅然支持了寇准的意见，决定亲征澶州。朝廷进行了紧张的准备，一方面寇准命令“随驾兵士，卫扈宸居，固不可与犬戎交锋原野以争胜负”，以尽量不和辽军接战为第一原则，务求安全进入澶州；另一方面命令黄河沿岸地方官员督促民夫凿开黄河的封冰，防止辽军渡河。
十一月二十日，宋真宗一行离开汴梁向澶州进发，次日抵达韦城县。
在韦城县，宋真宗对御驾亲征的前景担心起来。原本忐忑不安随同出征的大臣们又开始重提迁都以避敌锋芒，身边太监也有人劝皇上“速还京师”。宋真宗举棋不定，问寇准：“南巡如何？”所谓的南巡就是南逃。寇准回答：“群臣怯懦无知，不异于乡老妇人之言。今寇已逼近，四方危心，陛下唯可进尺，不可退寸。河北诸军日夜望銮舆至，士气当百倍；若回辇数步，则万众瓦解。敌乘其势，金陵亦不可得而至矣！”是啊，昨天刚向天下人表示御驾亲征，一天后就变卦了，而且是放弃中原南逃，民心士气不崩溃才怪呢？到时候，大车小车南逃的宋真宗君臣还不被快马加鞭的辽军骑兵给抓住啊。所以，“南巡”就是自取灭亡，是“乡老妇人之言”——当然寇准很给宋真宗面子，说这些都是怯懦无知的群臣的意见。宋真宗被寇准一番抢白，更加郁闷了，迟迟拿不定主意。
寇准退出门外，刚好遇到殿前都指挥使高琼。高琼大字不识，却是跟随太宗皇帝起家的老将军，性格刚烈。寇准一看到高琼，有主意了，问高琼：“太尉受国恩，今日有以报乎？”高琼毫不犹豫地回答：“琼武人，愿效死。”寇准于是拉着高琼去找宋真宗说：“陛下不以臣言为然，盍试问琼等。”他一五一十把宋真宗的担心和高琼说了一遍。高琼随即表示赞同寇准的意见，并向宋真宗给出了“专家意见”：天子亲御六军，哪能说不打了就不打的，如儿戏一般全军南逃的；何况“随驾军士妻子父母，尽在京师，必不肯弃而南行”，恐怕金陵或者成都还没看到影子，身边的官兵就逃得一个不剩了；至于契丹大军，看似强大，其实远离本土，势必不能坚持长久作战。最后，高琼问宋真宗是哪个奸臣给皇上出的坏主意。宋真宗无言以对。高琼继续说：“陛下即幸澶州，臣等效死，契丹不难破。”宋真宗对祖宗基业的责任感和一个帝王的荣誉心再次被激发出来，决定继续亲征。
二十六日，宋真宗到达澶州南城。黄河把澶州城分为南北两座城池，南城相对完好，北城正遭受辽军的三面猛攻。两天前（十一月二十四日），辽军先锋大将、主战派首领之一萧挞览（之前辽军攻城略地的战果基本上是他取得的）带人观察北城地形时被宋军军官张环用床子弩射中面额而死。这无疑于是献给宋真宗御驾亲征最好的礼物。
收到礼物的宋真宗并不打算驾临澶州北城，“欲驻南城以观军势”。北城东西北三面遭到辽军的猛攻，只在南边通过黄河浮桥和南城相通，宋真宗冒险去北城出了什么事情可不是闹着玩的。寇准则坚持认为宋真宗要亲临杀敌第一线，皇帝不过河就不能真正起到鼓舞民心士气的作用，老将高琼再次完全赞同，多次请宋真宗渡河，并且认为“陛下不幸北城，百姓如丧考妣”。签署枢密院事冯拯附和宋真宗，反对寇准的意见，可又不敢骂宰相，只好呵斥高琼（签署枢密院事名义上是高琼的上级）：“高琼何得无礼。”高琼反唇相讥：“君以文章为大臣，今虏骑充斥如此，犹责琼无礼，君何不赋一诗咏退虏骑耶！”冯拯顿时哑口无言。最后，在寇准、高琼等人的坚决要求下，宋真宗勉强同意渡河。车驾快抵达浮桥的时候，左右太监、侍从都踌躇不前，高琼毅然上前拉住宋真宗乘坐的马车，高呼：“还不快走，都到这里了，还迟疑什么？”宋真宗这才下令御驾从速渡河。
宋真宗御驾亲临澶州北城的效果立竿见影。当宋真宗登上北城的北门城楼，代表天子的黄龙旗在楼上猎猎飘扬时，城下将士山呼万岁，举城若狂。
宋真宗视察了北城守军，召见守将李继隆等人，将带来的酒肉钱粮赏赐给官兵们，守军士气大增。宋真宗还象征性地爬上守城的第一线，要亲自参与守城，并委托宰相寇准执掌号令，负责具体守卫事宜。刚好有数千辽军骑兵逼近城下，宋真宗亲自督战，寇准命令还击，众将士不敢怠慢。震天的喊杀声过后，攻城辽军被杀得七零八落，残兵败将仓皇退却。辽军先是折了大将，现在又攻城大败，连续两次失败后士气大降；相反，宋军连胜两局，又有天子和众臣身先士卒，士气大涨。攻守局势有所改观后，宋真宗当即退下城楼，进驻行宫，留寇准在城楼上指挥军事。皇帝毕竟在辉煌的宫殿中住惯了，多在厮杀前线一分钟就多一分钟的害怕。宋真宗派人偷偷返回城楼察看寇准的行为。寇准表现得很有当年淝水之战中东晋丞相谢安的风度，吃得好（“命庖人斫鲍”）、睡得香（“昼夜鼻声如雷”），而且还忙里偷闲，拉着知制诏杨亿痛饮，大声谈笑通宵喧哗。如此情景，守城的将士们看在眼中听在耳里，羡慕甚至是嫉妒都是会有的，对辽军的畏惧情绪却早被抛到九霄云外了。宋真宗听到探子回报，放心了：“准如此从容，朕复何忧？”
其实啊，宋真宗还是应该“忧”的。暂时的胜利只是缓和了澶州的军事局势而已，辽军重兵压境的根本态势没有改变，宋辽关系中的核心矛盾依然存在。怎么办？它考验着双方高层的政治智慧。
三
面对这种局势，宋辽两个阵营中，谁最着急？王继忠。
于情于理，王继忠都是坚定的“和平主义者”。他认定和谈是辽宋战争的最好出路。北宋拒绝辽朝的条件，辽朝发动第二波攻势，双方的损失都与日俱增，和平的希望在厮杀中越来越渺茫。王继忠心急如焚，先是在辽军内部呼吁和平，同时在十至十一月间，多次上奏宋真宗，请求和谈。王继忠认为契丹已领兵攻围瀛州，关南地区恐怕难以固守，所以建议北宋早些遣使议和。他希望北宋先作出妥协，其实辽朝方面的优势并非像他描述的那样明显。瀛州围攻不下，辽军改为长驱直入的“逼和”战略，困难越来越大。辽军越往南进攻，脱离本土就越远，就越是孤军深入。想想看，当辽军站在黄河边，向前看是御驾亲征的宋真宗，往回看是宋军城池散布的华北平原，不感到害怕是不可能的。同时，敌后的宋军虽然不敢南下对辽军主力来个南北夹攻，却使了招“围魏救赵”。保州张凝、北平寨田敏受诏向辽朝易州以南的守军发起攻势。易州的辽军遭到张凝、田敏二部的重创，前线辽军出现了后顾之忧。
寻求妥协的应该是辽朝。
好在宋真宗一心和谈，对王继忠传达的和谈建议予以积极响应。他任命殿直曹利用为门祗侯、假崇仪副使，主动出使辽军大营谈判。这是宋真宗在和谈问题上的主动让步，可惜当时战争仍在继续，辽军的攻势未减，许多宋朝将领怀疑辽方的和谈诚意，导致曹利用在天雄军被守军扣留在军营，不让他前进了。王继忠久候宋使不至，估计有变。辽宋战况朝着不利于辽军的方向发展，萧太后等人也不得不作出善意举动，再次让王继忠上奏宋真宗求和，表示“北朝顿兵，不敢劫掠，以待王人”。王继忠还因为曹利用迟迟不能赴辽请求宋真宗再派人选，“免臣失信”。战事缓和后，天雄军这才放了曹利用，十一月末曹利用终于来到辽军营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