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谈正式进行。对于建立稳定和平的外交关系的迫切性，双方都没有异议，争执的焦点问题是关南之地的归属。和谈前，北宋就预料到了这一点，宋真宗和大臣们确定和谈的基本原则是：“若屈己安民，特遣使命，遗之货财，斯可也。所虑者，关南之地曾属彼方，以是为辞，则必须绝议，朕当治兵誓众，躬行讨击耳。”也就是说北宋对关南地区的主权不容置疑，但北宋可以在财物上对辽朝做适当的补偿。这是一个大是大非问题，是宋真宗君臣的和谈底线，不能再退了。承认关南以外的幽云十六州其他领土属辽，宋朝已经做了让步，承担了巨大的舆论压力，如果舍弃事实占领的关南地区必将威信扫地，威胁到统治根基。反面而言，关南之地是北宋抗击辽朝的最前线，一旦舍弃，华北更无险可守了。所以，宋真宗强硬地要求曹利用：“关南久属朝廷，不可拟议。必若邀求，朕当决战尔！”至于给辽朝的财物补偿的具体数额，宋真宗也明确“但教不失地，百万以下皆可许之”。
用一百万缗钱换回和平，宋真宗觉得值得。寇准却觉得不值。曹利用领命而出，突然被等候在外的寇准一把拽到屋檐下暗处。寇准威胁道：“虽有旨，所许过30万，吾斩汝头。”
寇准主政，知道朝廷的家底和财政窘迫，30万的“赎和”经费他还觉得贵呢。
见北宋寸土不让，辽朝不得不作出妥协，接受了宋朝的条件，即用“岁币”的形式恢复之前双方的事实占领局面。双方互致誓书，称：“以风土之宜，助军旅之费，每岁以绢二十万匹、银一十万两，更不差使臣专往北朝，只令三司差人般送至雄州交割。沿边州军，各守疆界，两地人户，不得交侵。或有盗贼逋逃，彼此无令停匿。至于陇亩稼穑，南北勿纵惊骚。所有两朝城池，并可依旧存守，淘壕完葺，一切如常，即不得创筑城隍，开拔河道。誓书之外，各无所求。必务协同，庶存悠久。自此保安黎献，慎守封陲，质于天地神祇，告于宗庙社稷，子孙共守，传之无穷，有渝此盟，不克享国。”
这个史称“澶渊之盟”的誓书，主要内容有三条：第一，确定北宋和辽朝的外交关系。和平降临两国，双方宣誓各守疆土，互相惩罚犯罪，互相保护农耕，互不增设军事设施。和平将得到双方子孙后代的遵守。
第二，北宋每年向辽朝赠送“岁币”。在“风土之宜”、“军旅之费”的名义下，北宋每年给辽朝绢20万匹、银10万两。为了降低这项内容对北宋的屈辱性质，盟约规定双方每年在边界宋朝一边的雄州交割，北宋不必派使臣押送货物入辽。
第三，关南之地属于北宋。辽宋边界恢复在战前的事实占领状态，之后两国各守疆界。
对于愤怒的热血青年和道德先生们来说，这份盟约的每项内容都不能让他们满意。首先，和平是在宋军取得军事胜利的情况下签订的，被视为城下之盟。他们批评宋真宗君臣放弃了乘胜反击扩大战果的良机，而是故步自封了。其次，“岁币”最让人接受不了。此项规定的屈辱性质不言自明。第三，宋朝在法律上正式放弃了除关南之地以外的幽云十六州其他土地，被一些人视为懦弱可耻的卖国行为。可在宋真宗君臣看来，“澶渊之盟”不仅可以接受，而且还是一项政绩。十二月七日（公历为1005年1月17日），宋真宗从澶州城内遣使持盟约与辽朝使者一同赴辽营报聘；五天后，辽朝向北宋回致盟约。至此，宋辽和约正式生效。盟约还没有送回前，宋真宗就摆宴庆祝，情不自禁地挥毫写下《北征回銮诗》，命群臣唱和：“锐旅怀忠节，群胡窜北荒。坚冰消巨浪，轻吹集嘉祥。继好安边境，和同乐小康。”
在盟约即将签订前，王继忠向曹利用提出了一项建议。他说：“南北通和，实为美事。国主（辽圣宗）年少，愿兄事南朝。”王继忠提议两国君主结为兄弟，两国成为兄弟之邦。宋真宗无所谓，同意了。因为宋真宗比辽圣宗年长，就做了兄长。辽圣宗称宋真宗为兄，宋真宗称辽圣宗为弟，称辽朝萧太后为叔母。
不想，这条并非盟约正式内容的约定受到了最多道德的诟病。批评者的理由是，宋朝是天下正统，宋真宗是万民共主，而辽朝是边疆小国，契丹人是化外蛮夷，理应以藩属之礼敬事北宋。北宋和辽朝平等定盟就让这些批评者难受了，现在天子和蛮夷酋主约定兄弟就更让他们接受不了。更有部分人将此和当年石敬瑭向契丹自称“儿皇帝”相提并论。实际上，王继忠的提议是建立在完全平等的基础上的。两国皇帝完全以年龄大小约定称呼。宋真宗死后，子宋仁宗即位，称辽圣宗为叔；辽圣宗死后，继位的辽兴宗比宋仁宗年纪小，就称宋仁宗为兄；辽兴宗死后，子辽道宗即位，称宋仁宗为伯……一直到北宋末代皇帝宋徽宗还是辽朝末代皇帝天祚帝的兄长。并非辽朝必须称北宋为兄，而是两国皇帝“以年齿约为兄弟”。
在激烈的争论声中，中原和契丹结束了百年战争，开启了长达120年的和平大门。
买卖和平
一
“澶渊之盟”平等与否、有何利弊，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在我看来，它最大的害处就是让北宋王朝产生了错误的认识，并顺着这个误解不断沉沦。
北宋王朝从“澶渊之盟”中得出的结论是：和平是可以用金帛赎买的，而且代价远远小于用兵打仗。至于北宋在战争前后暴露出来的弊端，则越来越深地掩饰在和平的表象之下，直至积重难返。
战争结束和平降临后，北宋“深以屈己修好、饵兵息民为言，时论称之”。对“澶渊之盟”的肯定意见占据了主流。景德二年，宋真宗亲临国子监以示重教兴文，表示：“国家虽尚儒术，然非四方无事，何以及此。”他把国家无事作为繁荣昌盛的标准，开始热衷于做法事和收集祥瑞。一时间，朝野上下盛谈太平，羞言武备。就是对功勋卓著的老将高琼，宋真宗也公开告诫：“卿本武臣，勿强学儒士作书语也。”在这样的轻武认识下，武将的社会地位和重要性进一步降低。战后，武将集团有声音要求总结反思宋辽战争的经验教训，不放松武备，宋真宗则对朝臣说：“自契丹约和以来，武臣屡言敌本疲困，惧于兵战，今国家岁赠遗之，是资敌也……武臣无事之际，喜谈策略，及其赴敌，罕能成功。好勇无谋，盖其常耳。”大臣冯拯则提出“边方不宁，武臣幸之以为利”的观点。当年隋朝要发兵进攻南陈时，南陈朝野文恬武嬉，荒唐著名的南陈后主也得出过类似的结论：武将们报告战事，无非是为了表现自己。结果，隋军打了南陈一个措手不及，陈后主做了俘虏。冯拯之言和陈后主的结论是如此相似。
大将马知节头脑清醒，在任职枢密院期间反对轻视武备。当时，大臣们都附和宋真宗，热衷符瑞法事，马知节却不以为然，说：“天下虽安，不可忘战去兵。”但他长期受冷遇，无法作为。宋人王素曾回忆，王钦若和马知节同在枢密院为官，马知节受到王钦若等人的打击。宰相王旦一次觐见皇帝时看到王钦若在高谈阔论，而马知节站在一旁垂泪流涕。武将的地位之低，不用多说了。
熬到宋仁宗朝，西夏崛起，不断骚扰北宋。武备废弛的严重后果暴露了出来，“昔仁宗皇帝覆育天下，无意于兵。将士惰偷，兵革朽钝，元昊乘间窃发，西鄙延安、泾原、麒府之间，败者三四，所丧动以万计”。北宋损失惨重，责任全在朝野的衮衮诸公。派到陕北前线的将领，走到延州（延安）“皆已破胆”。朝野不得不承认：“即今武吏多不愿临边，有不得已就职者，皆畏避……边臣有才者寡，可用者少。”最后，北宋王朝再次拿出和辽朝买卖和平的经验来，给予西夏大量财物并约定“岁币”数额才停战，此后大战基本没有，小战却基本不断。
庆历二年（公元1042年），辽兴宗乘宋夏战争之机“聚兵幽蓟，遣使致书求关南地”，用武力威胁宋朝归还关南土地。眼看辽朝要撕毁“澶渊之盟”，北宋君臣赶紧增加给辽朝“岁币”银十万两、绢十万匹。辽兴宗不战而得利，毫不费力达成了目的——其实此时辽朝契丹铁骑的刀锋早已生锈，毫无锋利可言了。
至于每年向辽朝和西夏支付的“岁币”记在朝廷账上，进一步增加了北宋王朝的“三冗”问题。整个社会风气是“士大夫多以讳不言兵为贤，盖矫前日好兴边事之弊，此虽仁人用心，然坐是四方兵备纵弛，不复振”。北宋中后期重臣富弼描绘的社会是“民力殚竭，国用乏匮，吏员冗而率未得人，政道缺而将及于乱”。北宋王朝的制度性顽疾因为错误认识的遮蔽，病情恶化了。这可能是“澶渊之盟”带给北宋的最大弊端，但它不能埋怨他人，只能由北宋君臣自我埋怨，寻找问题症结。
二
战后，王继忠留在了辽朝的政治舞台上。
和约缔结后，辽圣宗赏赐王继忠“宫户三十，加左武卫上将军，摄中京留守”。毋庸讳言，王继忠在谈判中穿针引线，立下了汗马功劳。辽朝为王继忠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广阔的舞台。随着时间的流逝，王继忠的地位不断得到加强。到开泰五年（公元1016年），王继忠任汉人行宫都部署，封琅琊郡王；第二年晋封为更尊贵的楚王，并赐姓耶律。这表明王继忠真正被契丹人所接受了，也说明他的确在辽朝有不俗的表现。
遗憾的是，正史对王继忠战后的表现一笔带过，语焉不详。我们只知道他参加过辽军对朝鲜的战争，也知道不少人抓住王继忠“降将”的身份不放。比如宋真宗对王继忠并没有忘记，宋朝使者出使辽朝时，都会以宋真宗的名义赏赐王继忠袭衣、金带、器币、茶药等中原物产。王继忠本人很敏感，也很尴尬。反倒是辽圣宗不以为意，不赞扬也不干涉。王继忠这才陆续收下。可见他在辽朝的心情多少有些不正常，就像来自中原的瓷器，外表光滑实则娇贵脆弱。
辽朝太平三年（1023），为辽朝服务20年的王继忠退休，不久死去。
《辽史》认为王继忠生为宋人，没有为北宋战死，并不高尚。《宋史》认为王继忠事辽有亏“大节”。他是两头不讨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