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艺为什么会有阶级性和政治倾向性？在鲁迅看来，“文艺不过是一种社会倾向，是时代的人生记录”，而并非躲在象牙塔里脱离人生而谈艺术的美丽梦幻。文艺创作者应该有正视现实的勇气。随着政治斗争的日趋激烈化与“左联”五烈士惨案的发生，鲁迅的这种文学倾向表现得更加鲜明强烈。在为纪念“左联”五烈士而写的《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和前驱的血》一文中，面对国民党专制统治下白色恐怖的压迫，面对鲜血淋漓的残酷现实，鲁迅认定无产阶级的文学虽然遭受了沉痛打击，但仍然在滋长，“因为这是属于革命的广大劳苦群众的，大众存在的一日、壮大的一日，无产阶级革命文学也就滋长一日”。
在差不多同期创作的《黑暗中国的文艺界的现状》一文中，一方面揭露了国民党专制政府“对于左翼作家的诬蔑、压迫、囚禁和杀戮”的卑劣行径，另一方面以这样的残酷事实证明：“左翼作家们正和一样在被压迫被杀戮的无产者肩负着同一的运命。惟有左翼文艺现在在和无产者一同受难（passion），将来当然也将和无产者一同起来。”显然，这里已经不仅从文艺本身，而是从文艺的阶级属性及其发展趋势、命运的关系来论述了。从理论渊源来看，鲁迅的文艺观在很大程度上受蒲力汗诺夫文艺观的影响。在《<；艺术论>；译本序》中，鲁迅曾论及蒲力汗诺夫“首先提出‘艺术是什么’的问题，补正了托尔斯泰的定义，将艺术的特质，断定为感情和思想的具体底形象化底表现”的唯物史观为基础的艺术观，“在文明人，这样的感觉，是和各种复杂的观念以及思想的连锁结合着”，因此，“文明人的美的感觉，……分明是就为各种社会底原因所限定了”。这其实也说明了，一定社会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以及由此决定的阶级矛盾，必然影响到建立在经济基础之上的文艺的内容与形式，从而出现这一个社会有别于其他社会的文学艺术的结论。
其次，在文艺的功利性认识上，蒲力汗诺夫的观点对鲁迅的影响也产生了重要影响。在文艺起源问题上，“游戏说”和“劳动说”历来存在分歧。
蒲力汗诺夫在《再论原始民族的艺术》一文中批判了文艺起源于“游戏本能说”，并用丰富的事实证明，生产劳动先于艺术生产这个唯物史观的根本命题。鲁迅由此生发开去，认为：“社会人之看事物和现象，最初是从功利底观点的，到后来才移到审美底观点去。在一切人类所以为美的东西，就是于他有用——于为了生存而和自然以及别的社会人生的斗争上有着意义的东西。”因此，判断一事物美的价值标准，就在于它对于人们的生存是否有用。虽然文学艺术是给人以愉悦的享受的，但“美底愉乐的根柢里，倘不伏着功用，那事物也就不见得美了。并非人为美而存在，乃是美为人而存在的”。在鲁迅看来，将社会、种族、阶级的功利主义的见解引入到艺术里去，可以视作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的区别。这种功利性文艺观体现在对文艺运动口号的倡导上。1936年6月10日，他在病中答访问者关于为什么提出“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的口号时说：“因为现在中国最大的问题，人人所共的问题，是民族生存的问题。”“为人生”的观点成为鲁迅判断文学价值的基本依据。
他在1935年写作的《<；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序》一文中，评论“五四”时期发表在《新潮》刊物上的汪敬熙、罗家伦等青年作家的创作时，认为：“技术是幼稚的，往往留存着旧小说上的手法和语调，而且平铺直叙，一泻无余；或者过于巧合，在一刹时中，在一个人上，会聚集了一切难堪的不幸。然而又有一种共同前进的趋向，是这时的作者们，没有一个以为小说是脱俗的文学，除了为艺术之外，一无所为的。他们每作一篇，都是‘有所为’而发，是在用改革社会的器械——虽然也没有设定终极的目标。”他扶植青年作家，不辞辛劳地为萧军、萧红、柔石、葛琴等人写评论，也体现了以文艺表现时代发展、改良人生的基本价值观。将文艺用作改造社会的武器的功利观，在鲁迅早期思想也有所见。他主张文学是“为人生”，强调艺术具有“表见文化”、“辅翼道德”、“救援经济”的社会功能。
由此可见，鲁迅始终将文艺与人生相联系，并特别重视文艺社会功能的有效发挥。
但显然，如果从单一的角度来考察鲁迅的文艺观的话，就很容易陷入庸俗社会学实用主义的泥淖。可以说，在20世纪的几个历史阶段，对鲁迅的种种曲解及利用，正是在这样一种简单化的思维方式甚至有意歪曲的情况下发生的。因而全面细致地考察是必不可少的研究环节，也是治学应有的严谨态度。1927年4月18日，在广州黄埔军官学校讲演时，鲁迅根据近年来亲眼目睹的“三·一八惨案”以及反动派的文禁，“对于一向所知道的前人所讲的文学的议论，都渐渐的怀疑起来”。在他自己看来，认为在革命时代，文学是“最不中用的、没有力量的人讲的；有实力的人并不开口，就杀人，被压迫的人讲几句话，写几个字，就要被杀；即使幸而不被杀，但天天呐喊，叫苦，鸣不平，而有实力的人仍然压迫，虐待，杀戮，没有办法对付他们，这文学于人们又有什么益处呢”？他又以自然界中鹰捕蛙、猫捉鼠为例，证明“只会开口的被不开口的吃掉”。字里行间积压着对于段祺瑞执政府戕害无辜、杀戮正义的无比愤怒，以及对舆论在枪刺前的软弱、民众的麻痹和冷漠的深沉郁闷。就如何切实改变中国社会的角度，他再次强调：“中国现在的社会情状，止有实地的革命战争，一首诗吓不走孙传芳，一炮就把孙传芳轰走了。”1928年，在《文艺与革命》一文中，他再次重申：“我是不相信文艺的旋转乾坤的力量的，但倘有人要在别的方面应用它，我就以为也可以。”由此可见，对文学的作用，鲁迅的表述从浅层上看，是前后矛盾的。
即以为文学“有用”也“无用”。此外，在“革命”与“文学”的关系上，鲁迅一反“在这革命地方的文学家”的观点，不认为文学和革命有大关系。反之则认为“革命，倒是与文章有关系的”。表现在：
第一，大革命可以变换文学的色彩。
第二，大革命的进程影响着文学的进程。
第三，在革命与文学的轻重排序上，中国的国情是：革命军、人民代表、文学家（第三驱）。
1929年5月22日，在燕京大学国文学会的演讲词《现今的新文学的概观》里，鲁迅再一次重申了“政治先行，文艺后变”的观点。这个观点建立在唯物主义的理论基础之上。“各种文学，都是应环境而产生的。”即马克思所言：“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慢或快地发生变革。”之所以“或慢或快”，是因为属于上层建筑的诸种意识形态与经济基础的不等距离造成的。在鲁迅看来，大革命前，文学只有叫苦、鸣不平；大革命时，文学无声暂归沉寂；文学只有产生在大革命之后。“文学总是一种余裕的产物”，它的作用“可以表示一民族的文化”。从以上论述的几对关系可见，文学作为与经济基础距离最远的一个范畴，它的发展变化总是随着社会变革的变化而变化，虽然它有宣传的功能。从政治与文学的相互作用与地位来看，似乎是政治主宰文学，文学对政治无力。从字面上看，“文学无力”似乎是一个悲观的结论，但其实却是切中了文学命脉的睿智之见。
竹内好在《鲁迅》一书中，“把鲁迅先生先验地规定为一个文学家”，作为写作“这本札记的前提”，以《革命时代的文学》《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两篇讲演作依据，选取大革命为时代风尚的当时，与革命陷入混乱的时代变迁之际两种完全不同的历史条件，就这句话进行了剀切入理的阐析：文学无力。鲁迅就是这么看的。所谓无力，就是对政治无力。反过来说的话，也就是说，对于政治有力的东西不是文学。……这并不是要说文学与政治无关。因为，既然没有关系，当然也就不会产生有力无力的问题了。文学对于政治无力，这是由于文学本身要疏远政治，是通过与政治的对立而形成的。与政治游离的不是文学。由于在政治中看到自己的影子，而去破除那个影子；换句话说，由于自觉无力，文学才成为文学。政治是行动，而不是观念。不过，那种行动是由于与行动疏远而形成的行动。文学不是在行动之外，而是在行动之中。就像旋转的球的轴心，集一身的动于极致的静的形式中。没有行动的话，文学无法产生，但行动本身并不是文学。因为文学是“余裕的产物”。产生文学的是政治，而文学从政治中筛选出自己。因而，革命“可以改换文学的色彩”。政治和文学的关系不是从属关系、相克关系。迎合政治或白眼看待政治，都不是文学。真正的文学，是在政治中破除自己的影子。就是说，政治与文学的关系是矛盾的自我同一的关系。……真正的文学不反对政治，只是唾弃由政治支配自己的文学，……产生文学的基本场所常常为政治所包围，这是使文学之花盛开的酷烈的自然条件。虽然它不能培育出纤弱之花，但秀劲之花却可以得到长久的生命。我在现代中国文学和鲁迅那里看到了这一点。
综合起来看，在以上这段引文中，至少阐明了文学与政治的功能、距离、地位等几种关系：
第一，文学不可能疏离时代风云而超凡脱俗，受历史条件规定，有时产生于严酷的政治环境中。
第二，文学与政治相关，但文学有其主体独立性。文学与政治不存在谁从属于谁的问题。
第三，文学的社会功能与政治相比，相对“无力”。文学对政治无力，但政治替代不了文学。
第四，文学是“余裕的产物”，它的特殊作用在于对一民族的文化和社会心理发生作用，是一种“无用之用”。
由此可见，在鲁迅看来，文学既有功利性又有非功利性，他以“有用”和“无用”两个日常化词语，概括并提炼了文学作为审美意识形态的特殊性质。由于他对文学本质的自觉把握，因此，在文学创作、欣赏等方面，都闪烁着知性之光。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其一，在文学“阶级性”问题上的辩证思维。一方面，他反对在阶级社会里提倡超阶级的“人性论”，认为：“文学不借人，也无以表示‘性’。一用人，而且还在阶级的社会里，即断不能免掉所属的阶级性，无需加以‘束缚’，实乃出于必然。”另一方面，他又认为：“在我自己，是以为若据性格感情等，都受‘支配于经济’（也可以说根据于经济组织或依存于经济组织）之说，则这些就一定都带着阶级性。但是‘都带’，而非‘只有’。”这样，就把马克思主义的存在决定意识的唯物史观与资产阶级的超历史非历史的唯心主义区分开来。既认为阶级社会里普遍存在着阶级性，又承认人的精神主体的丰富性、复杂性和多层次性。因为从创作主体作家而言，除了他所从属的阶级集团之外，作为个体生命，他必然也会有人类共同的人性特征，这就必然使得他也关注人类普遍的情感和生活，进而在作品中自然流露出来。辩证的思维方式使得鲁迅与庸俗社会学划清了界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