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所以说这是更见出其深度的“三个相关的大问题”，其原因在于：鲁迅站在20世纪人类文明的高度上，反省本民族的历史文化传统有关“理想人性”的诠释、规约下的人性事实。“讲到什么是‘最理想的人性’，中国儒家者流确已说得很多；然而这些美丽动人的词句，经过现实的天平，就露了马脚。鲁迅先生指出了‘吃人的礼教’，就是批判数千年最有力最美丽动听的儒家的‘最理想的人性’的图案和规章，而追问着：‘怎样才是最理想的人性’？”求索符合20世纪现代文明价值标准的“最理想人性”的蓝图，并以此为尺度来衡量本民族人性中的根本缺陷，进而深究其文化病根，最后实现“人国既建，乃始雄厉无前，屹然独见于天下”的宏图大略。正如茅盾所评价的，“鲁迅先生三十年功夫的努力，在我看来，除了其他重大的意义之外，尚有一同样或许更重大的贡献，就是给三个相连的问题开创了先锋的道路”。
作为一个普泛性概念，“人性”属于人类学范畴。“最理想的人性”是人类古往今来始终探究和追求的目标。然而，“人性”在一定的历史发展阶段和特定的区域文化条件下，会形成与普泛性概念同中有异的民族性特征。
“民族性”即“国民性”，作为一种现代观念，“它盛行于18世纪中叶以后和19世纪的欧美，是在现代‘种族’、‘民族’、‘国民’意识或概念生成之后得到进一步明确化和理论化的产物”。对中国国民性特征的观摩与研究，自19世纪至20世纪上半叶，尽管已有黑格尔的研究设定了基本的理论框架，传教士明恩溥又在特征范畴上进行了描述，但鲁迅凭着一个中国人的生存体验与历史文化考察，其概括更明晰简练。即：中国人最缺乏的是“诚”和“爱”。“深中了诈伪无耻和猜疑相贼的毛病。口号尽管很好听，标语和宣言只管很好看，书本上只管说的冠冕堂皇，天花乱坠，但按之实际，却完全不是这回事。”这就是道德伦理行为事实如何。这无疑是切中肯綮的结论。概而言之，“国民劣根性”体现在两大方面：人与人，诈伪猜疑无诚信；人与自我，自欺欺人假自尊。
（一）人性：道德伦理行为事实之如何
1.人与人：猜疑诈伪无诚信
诚实、自尊、谦虚、智慧、节制、勇敢、中庸等皆属于比较重要而且复杂的道德规则范畴。一般伦理学者将“诚实”列为七大道德规则之首，其重要性和主要依据在于：人是“理性动物”这一定义决定了人除了满足维持生存的低级需求之外，他必然生存在社会中。社会乃是由每个人缔结、创建而成的，每个人最需要的东西乃是人。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应该表现为一种道德关系。这是因为从社会来说，“人际合作之所以能进行，社会之所以能够发展，显然是因为人与人的基本关系是相互信任而非相互欺骗，是因为人们相互间的诚实行为多于欺骗行为。……诚实无疑是维系人际合作，从而保障社会存在发展的基本纽带”。反之，欺骗和谎言则是破坏和撕裂人际关系基本纽带的罪魁祸首。因此，路德有如此精辟之言说：“我觉得在尘世中没有什么比分裂整个人类社会的谎言和背信弃义更为有害的恶行了。
因为谎言和背信弃义先是分裂人们的心灵；当人心被分裂之后，它又会分隔人们的手，而当人们的合作之手也被分隔了的时候，我们还能做些什么呢？”由此看来，谎言无疑是与诚实相对的一种不道德的、恶的、不应该的行为。鲁迅在对中国文化和历史、民间风俗、文化心理等研究与观察中得出结论：中国人最缺乏的乃是“诚”与“爱”。此种发现，不但揭示了民族性中的劣根所在，而且直指道德规则之首要条例。同时，一语道破了由缺乏“诚”而带来的另一恶果：“爱”的缺失。由“爱”的缺失直接给整个中国社会的存在与发展带来了巨大障碍。由此可见，鲁迅的结论有着伦理学意义上的科学依据。
别尔嘉耶夫在谈到“伦理学的具体问题”时，对“谎言与真理”的界定以及其中包含的善与恶之因素的认识，显然已经超越了一般的表层的伦理学判断，而进入到社会组织、历史文化、民族种群等社会学及人类学的岩层深处。“谎言有自己的标志，谎言的标志常常被当作善。当谎言获得某种社会标志时，它总是被当作善。只有当谎言是个性的，没有获得社会化标志时，它才被认为是恶。人们已经习惯于把社会谎言当作真理。”别尔嘉耶夫认为，社会性的有组织的谎言即“程式化”谎言积累的力量是巨大的。这种力量在于，它对教徒、科学家的自由判断造成某种掩盖和模糊，并且由此也“系统地歪曲历史的真实”。“在一些民族的人对另一些民族的人的评断中，在一个阶层的代表对其它阶层的代表的评断中，都存在着再明显不过的谎言，在这里，世世代代积累着谎言，这个谎言在民族的和阶级的意识中已经获得了规范性的特征，并被认为是善。”显然，别尔嘉耶夫是从宗教的角度阐述着悖论伦理学体验，他企图在某种程度上更接近本体的“真”与“善”。这种本体论上的追求，不免带着令现世炫目的迷幻之光，但他对某个民族或历史在文化意义上的谎言事实的洞穿，以及由此引发的启迪无疑是深刻的。事实上，鲁迅在某种程度上所进行的正是对本民族有组织的规范性特征谎言的揭露。当我们通过阅读《鲁迅全集》，对此问题作相关搜索与梳理的时候，惊讶地发现：鲁迅对中国社会各个阶层、各种人群、各种关系以及各个历史时期中所隐藏的盘根错节的不诚实关系的观察之敏锐、抨击之激烈、概括之精辟：“大小骗”；“变戏法”。
由于“诚实”这一道德规则是对自我与他人的人际关系而言的，所以，我们不妨按照鲁迅的思路，去观察鲁迅对中国人际关系中互相欺骗的恶德之揭示。
一是君民关系。“劝人安贫乐道是古今治国平天下的大经络。开过的方子也很多，但都没有十全大补的功效。”鲁迅列举他所看见的新旧两种：一是教人对任何辛苦脏累的职业发生兴趣；二是以苦为乐，“席卷天下”，其乐无穷。然而，“事实是毫无情面的东西，它能将空言打得粉碎”。在鲁迅看来，“有这么的彰明较著”，“是大可以不必再玩‘之乎者也’了——横竖永远是没有用的”。鲁迅以其犀利之笔锋，无情地戳穿了统治者愚弄底层人民的虚伪道德面纱。有趣的是，中国人历来有欺软怕硬的根性，对付鬼神和“待遇皇帝也有类似的意思”。这是因为，君民同是一个民族，乱世时“成则为王，败则为贼”，平常是一个照例做皇帝，许多个照例做平民；两者之间，思想本没有什么大差别。所以皇帝和大臣有“愚民政策”，百姓们也自有其“愚君政策”。最可笑的例子是将菠菜称作“红嘴绿鹦哥”，这正有安徒生童话《皇帝的新装》之智慧在。鲁迅深刻而风趣地剖示了包含其中的君与民、君与臣之间互相愚弄的玄妙内涵，但得出的结论却令人心寒：“简直将国家闹完。”历史书上都记载着“‘愚民政策’或‘愚君政策’全都不成功”。在《难行与不信》一文中，鲁迅批判了中国的文化政策不顾现实的“难行”以及由此造成的“互不信任”的恶果。“不负责任的，不能照办的教训多，则相信的人少；利己损人的教训多，则相信的人更其少。不相信就是‘愚民’的远害的堑壕，也是使他们成为散沙的毒素。”鲁迅对读书人感叹“中国人好像一盘散沙，无法可想，将倒楣的责任，归之于大家”之说，认为这“其实是冤枉了大部分中国人的”。他层层剖析了形成这“沙聚之邦”的深层原因：自皇帝至下层官僚，为中饱私囊而一级一级地互相欺骗，最后为从子民身上搜刮民脂民膏而又不至于联合起来造反，“想尽办法，使他们变成散沙才好。以沙皇治子民，于是全中国就成为‘一盘散沙’了”。而最终的恶果是：“沙漠上的大事变。”即外族的入侵。因为“沙漠以外，还有团结的人们在”。这其中蕴含的深长忧患是不难使人体会到的。
二是朋友关系。“朋友，以义合者也”，是儒家之古训。但在现实中却与之相反，简直成了变戏法者拱手讨钱时的要义：“出家靠朋友”；这所谓的“朋友”含义即是：“虽知一切隐秘，却不动声色，帮同欺人，欺那自甘受欺的无聊的人们，任它无聊的戏法一套一套的，终于反反复复的变下去。”而“暴露者揭发种种隐秘，自以为有益于人们”的人，“不但为欺人者所深恶，亦且为被欺者所深恶”。鲁迅从自己少年之始观赏大小戏法，到老年探究电影特技的奥秘谈起，诙谐而犀利地揭示了在中国所谓“朋友”的真实含义。其中不乏对有着千年悠久文明史的“礼仪之邦”道德堕落的深长感叹！鲁迅本人虽则有很多合不来的敌手，但他对朋友交往的那真诚之意与清澈之心却是令人叹服的。《忆韦素园君》《忆刘半农君》等文，相隔半个多世纪读来，仍能触摸到其对友人的拳拳之心与眷眷之情。具体表现在：
其一，对朋友功过的客观公正的评价，没有夹杂个人恩怨、意气之态。
其二，表里如一的坦荡磊落的胸襟。
如他所言，跟敌人战斗要穿盔甲，可是跟朋友聊天可以赤膊，无所不谈，坦诚相见。在文中，鲁迅毫不掩饰自己对朋友的歉疚：“我到北平后，实在未曾有过访问半农的心思。”对朋友的爱憎并不因为生前死后而发生变化：“现在他死去了，我对于他的感情，和他生时也并无变化。我爱十年前的半农，而憎恶他的近几年。这憎恶是朋友的憎恶，因为我希望他常是十年前的半农，他的为战士，即使‘浅’罢，却于中国更为有益。”但鲁迅对朋友的“憎恶”并非流于普通意义上的情感表层，而是“愿以愤火照出他的战绩，免使一群陷沙鬼将他先前的光荣和死尸一同拖入烂泥的深渊”。寥寥数语中体现的是历史主义评价的科学精神与对友人死后哀荣的深情呵护。斯言非常人所能发矣！鲁迅对待友谊体现出来的真诚人格，更得益于他的自我解剖精神：“我的确时时解剖别人，然而更多的是更无情面地解剖我自己。”
最典型的事例是对待学生杨树达君一事。事情伊始误以为杨树达是学界或文界派来的敌手，特别讨厌其装疯卖傻的卑劣手段。作了《记“杨树达”君的袭来》。事情过去8天，待真相大白后，鲁迅痛悔且检讨自己的多疑，并“希望他从速回复健康”，补作《关于杨君袭来事件的辨正》。3天后，又写作一文给“语丝社”的孙伏园，对杨君的遭遇表示“惨然”，“自己感到太易于猜疑，太易于愤怒”，希望赶紧消除误解。并希望增刊两版，登载杨君朋友的信件和文稿，用以正误，责任自负。“由我造出来的酸酒，当然应该由我自己来喝干。”以鲁迅的身份，为一个不知名的精神病学生连篇累牍地公开致歉，此种精神与人格可以烛照古今矣！所以后人有论：“他的为人极真，在文字中表现得尤觉诚实无伪。
他常说他不一定把真话告诉给读者，又说所想到的与所说出的也不能尽同，然而我敢说他并没隐藏了什么。容或就一时一地而论，他的话只是表露了一半，但就他整个的作品看，我认为他是赤裸裸的，与读者相见以诚的。鲁迅的虚伪，充其量不过如人们传说的‘此地无银三百两’式的虚伪，在他的作品里，不惟他已暴露了血与肉，连灵魂，我也以为没有掩饰。”三是文学家与社会读者。鲁迅用相当多的笔墨抨击了当时文坛上的虚伪造假风气。《推背图》揭露了国民党当局或隐瞒或伪报重大时局要闻，使报纸成了除鸡零狗碎的消息无真实可言的大骗局。《豪语的折扣》《化名新法》则批评了文人夸大其辞、名不副实的作伪德性。《刀“式”辩》讥刺文坛抄袭恶习。《大小骗》暴露了文坛上种种徒有虚名、欺骗读者、冒领干薪的勾当。《保留》及其续篇《再谈保留》，抨击了报章恶意陷害青年刘庚生受日本人指使投掷炸弹破毁官员列车的卑劣做法，并指出此种不说真话的原因是“在现在的中国，实在也很难的，要稳当，还是不响的好。要不然，就常不免反弄到自己的头上来”。“从清朝的文字狱以后，文人不敢做野史了，如果有谁能忘了三百年前的恐怖，只要撮取报章，存其精英，就是一部不朽的大作。”政治的高压与文人的怯弱，被揭露得淋漓尽致、无处隐遁。《从帮忙到扯淡》《帮忙文学与帮闲文学》，批评了文人无行以至堕落到了混口饭吃的地步。与同时代文坛虚假不诚的风气相反，鲁迅则认为文学的第一要素是真实。“呼唤血和火的，咏叹酒和女人的，赏味幽林和秋月的，都要真的神往的心，否则一样是空洞。”他自己的创作一如既往地践行着真实的文艺宗旨，并将愿意读冷酷而真实文字的读者引以为知己。发表一点内心真实，“酷爱温暖的人物已经觉得冷酷了，如果全露出我的血肉来，末路正不知要到怎样。我有时也想就此驱除旁人，到那时还不唾弃我的，即使是枭蛇鬼怪，也是我的朋友，这才真是我的朋友”。他的文字都来自胸腔间的热气。他有感于周围空气的“太寒冽”，将自己的文集取名曰《热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