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认同“贵生”，在对人对己各个方面都表现出强烈的生命意识。但他与“唐荒无始，劫运无穷，人生其间，忽如电过。每一思此，罔然心热。生不再来，逝不可追，何不抑情养性以自保”的虚幻消极的人生观不同，也一向反对“宁静去欲，抑情善性，去智养生”的道教人学观念。虽然现代伦理学吸收了民族医学的文化遗产，认同《吕氏春秋》的“知生也者，不以害生，养生之谓也”，认为“养生是知生之贵而自觉的利生不害生，是健康长寿的唯一途径，因而也就是贵生、乐生之根本”，但由于生命价值取向与时间观念不同，鲁迅主张积极的生命态度，反对苟活。在他看来，“中国古来，一向是最注重于生存的”，为了生存而设立了许多诸如“知命者不立于岩墙之下”，“千金之子坐不垂堂”，“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等陋习条文，以求保全性命与家业长久。但偏偏由于这是“苟活”，苟活是活不下去的初步，苟活的生存态度必然导致“活不下去”的结果。在鲁迅看来，“人固然应该生存，但为的是进化；也不妨受苦，但为的是解除将来的一切苦；更应该战斗，但为的是改革”。“人类为向上，即发展起见，应该活动，活动而有若干失错，也不要紧。惟独半死半生的苟活，是全盘失错的。因为他挂了生活的招牌，恰好却引人到死路上去！”由此，他肯定地认为，古训所教的苟活之法，其实质就是“教人不要动”。
“苟活”的恶果已为历史事实所证明：“以中国古训中教人苟活的格言如此之多，而中国人偏多死亡，外族偏多侵入，结果适得其反，可见我们蔑弃古训，是刻不容缓的了。这实在是无可奈何，因为我们要生活，而且不是苟活的缘故。”由于将个体生命置于历史发展长河中作动态考察，并在民族乃至整个人类的宏大背景中来审视个人的生存态度及生命价值，因此，鲁迅对人的生命的思考，就完全超越了拘于一己的普通伦理学说。他的思想如此深邃，视野如此开阔，古今中外、时间空间交汇于一瞬。由此，也就决定了他自己的生存态度和价值取向。他当然“贵生”，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以尽可能地延年益寿，但目的是为了更好地战斗。“我的可恶有时自己也觉得，即如我的戒酒，吃鱼肝油，以望延长我的生命，倒不尽是为了我的爱人，大大半乃是为了我的敌人，——给他们说得体面一些，就是敌人罢——要在他的好世界上多留一些缺陷。”他清楚地认识到人生之苦：“苦痛总是与人生联带的”，但生命的意义是在受苦中“解除将来的一切苦”。“人生现在实在苦痛，但我们总要战取光明，即使自己遇不到，也可以留给后来的。我们这样的活下去罢。”抱着“利人乐群”、“舍己为群”的人道主义精神，鲁迅不惜透支自己的生命能量。他乐于为青年做事，甘心做青年前进路上的“踏脚”。身心交瘁时，“一面吃药，一面做事”，而且“毫无不平”。“我自甘这样用去若干生命，不但不以生命来放阎王债，想收得重大的利息，而且毫不希望一点报偿。”大病之后，首先想到的是“要赶快做”，他的生命也在精神的支持下创造了医学史上的奇迹：美国著名的肺病专家D医生在诊断之后，称鲁迅“为最能抵抗疾病的典型的中国人”，“并且说，倘是欧洲人，则在五年前已经死掉”。鲁迅愿意“在生活的路上，将血一滴一滴地滴过去，以饲别人，虽自觉渐渐瘦弱，也以为快活”。这一段动人的话语，可以视作鲁迅现代生命观的自白书。
综上所述，鲁迅遵奉“贵生”以善待自我的伦理原则，但他思考的范畴显然溢出了个体生命的局限，而观照到整个民族乃至人类的生命健康与发展，这其中包含着丰富的人学思想。从中国宗法制社会的文化传统对人的等级压迫与生命歧视的现实出发，他强调人的存在、温饱和发展是第一义的。应该珍视生命，无论尊卑贵贱，生命价值同等；应该将人当人看，而不是当做非人。其中渗透着深厚的人道精神。其次，他以生物进化论为依据，乐观地预料后者必胜于前者，人类的生命向着无限的精神三角形的斜面向上走。因此，注重个体生命遗传与民族整体素质，批判男性文化统治下形成的民族文化陋俗，反对禁欲主义与纵情声色等恶劣道德，以现代科学精神确立民族个体婚姻、家庭、夫妻的伦理道德，把提高生活质量与对未来一代的影响联系起来，强调现代人应在生养的同时，注重教育，成为有责任感的“人之父”，以形成“人的萌芽”。鲁迅“贵生”思想的现代性还体现在反对“伤生”。既反对个体生命采取伤生害己的轻生行为，同时猛烈抨击社会舆论压力对个体生命的诱杀和迫害。既反对统治者利用国家机器滥杀无辜，草菅人命，制造血腥事件，也反对为了改革付出太大的生命代价，尤其反对用一些浮华的言词和不明智的战斗策略，让青年去作无谓的牺牲。
对于他自己而言，当然认识到生命是宝贵而可爱的，但疾病与苦难使他过早地产生了暮年意识，宏观的历史感与现代理性使他清晰地认识到，“在进化的链子上，一切都是中间物”。“我只很确切地知道一个终点，就是：‘坟’。”然而，他并不为了延年益寿而将自己降低到生物的层次去消极地顺应自然，而是对死亡采取了高傲的态度：不惧怕，不回避，坦然面对。将孤独个体与广袤世界紧密相联，将个人生命实践融入到整个人类的历史长河之中，使得生命突破了不自由的狭隘空间，获得了无限广阔的意义世界。
正如雅斯贝尔斯所言，“学会死亡，那么这不是说我因想到死亡而恐惧，因恐惧丧失当前现在，而是说我按照超越存在的尺度永不停息地从事实践，从而使当前现在对我来说更为鲜明”。直面死亡的无畏精神，促使鲁迅以“赶快做”的生命态度去筹划和创造，并在此中倾注生命的丰富内涵，从而使有限的生命获得了无限的时间。在对自我生命超越和追求的过程中，实现了生命的价值和意义，并由此获得了因生命提升所带来的极大的幸福感。显然，鲁迅的生命哲学在顺应“贵生”普遍伦理原则的基础上，极大地拓展了它的哲学意蕴，给后人以深刻的生命启示。
第二节 现代理性照耀下旧中国人生的存在本相
一、《阿Q正传》：历史叙事中的深度时空意识
作为鲁迅的代表作，《阿Q正传》不仅刻画了国民精神之集大成者阿Q的灵魂，而且还凭借小说相对广阔的时空框架，想象地构建了未庄这一人文地域空间，多侧面、全方位地反映了前现代时期中国的政治经济、伦理道德、民情风俗、社会心理等诸多特征，并通过辛亥革命这一标志着历史转型的特殊时间，熔铸了他对中国如何从传统走向现代的诗性思考。
（一）未庄：近代乡土中国的一个隐喻空间
从文化哲学的角度而言，所谓空间，不仅是一个物理概念、地域概念，它还可以是一个文化甚至哲学概念。空间被解读为“一套自成体系的语义/符码系统”。“中国古人对于空间的意识形态的认识起源很早，而且有很多严正的规定性，基本上符合‘礼’的大旨。在‘礼’赋予了空间以严正的‘所指’之后，空间的所指就和空间本身难以分割了。”（葛兆光语）相关研究表明，宫殿、庙宇、祠堂甚至坟墓等，由于人们在建筑的时候，渗透了“礼”的规范指正，它们不仅具有了使用意义上的功能，而且还被“赋予了在使用功能之外的意义和意义在解释学上的方向”，成了一个人化的空间。对于空间意义的认识，西方的哲人也有共同的见解：“有一种空间的意识存在着。为什么？因为空间，看起来好像是均质的，看起来其纯粹形式好似完全客观的，然而，一旦我们探知它，它其实是一个社会产物。”所谓“社会产物”，也就是说，这个空间里包含着某个特定的历史时期的意识形态内容。
“空间是政治的”，空间是历史的凝固物，“空间是存在于纸面上和语言中的‘比喻’”，空间给我们提供了历史阐释的意义和方向。未庄与它的村民阿Q一样处在历史的无名状态，但它几乎包容了我国前现代时期所有的文化内涵，表达了鲁迅对中华民族的历史沉思。
80多年前，鲁迅以其特有的艺术概括力建构了未庄这一寓意深刻的人化空间。像其他所有作品一样，鲁迅对于未庄空间的描述，采用的是大写意手法。用墨不多，点到即止。在未庄的整个空间中，赵、钱两家的宅第显然是最醒目的建筑，但作者既不写朱漆大门前的石狮，也不写高墙深院里的雕梁画栋、池沼花木。那两所大宅子的显赫气派与威严权势，是在随着情节展开的人际关系中渐次显示出来的。他写阿Q“并没有抗辩他确系姓赵，用手摸着左颊，和地保退出去了”；他写阿Q因为向吴妈求爱遭到棍击后，从厨房到舂米场，再到内院而经后门回土谷祠的仓皇逃窜；他将阿Q与小D的“龙虎斗”安置在钱家的照壁前；他写“钱府的大门正开着，阿Q便怯怯地踅进去”，看到院子中央假洋鬼子神仙气派时的吃惊……寥寥几笔，就勾勒出赵、钱两家“庭院深深深几许”的豪门大宅的森严与气派。以此与阿Q龟缩于土谷祠的情形相比，未庄的政治经济状况就一目了然了。酒店茶馆，是未庄下等人的娱乐场所，也是议事、调解纠纷的“机关”。三皇五帝、男婚女嫁、土地收成、市面行情等无所不谈。这里同时也是窥探未庄风俗人情特点的所在，当然还有戏台。尽管未庄地域不广，但土谷祠、静修庵这样的宗教建筑仍然是近代中国乡村文化不可缺少的点缀。河埠头是水乡的特征性景观，也是沟通城乡信息的主要渠道。阿Q由末路到中兴再被发配刑场“大团圆”的一生，吴妈的进城做工，七斤的剪辫，白举人老爷的避难等重要信息，就是从这里发布出来的。大街是未庄的“广场”，阿Q“造反了”的革命狂呼，以及革命中赵、钱两家受了“惊恐”而不得不怯怯地迎着低声叫“老Q”的戏剧性场景，都是在大街上演的。在鲁迅笔下，水路街道完全超出了交通的实用功能，它反映出时代变革的特别时期，革命风雨泼溅到偏远乡村所引起的从未有过的骚动不安，从而使之成为一个富有意味的所在。鲁迅对未庄地域版图的绘制，是伴随着情节的发展过程，在看似随意的点染中流露出来的。这种驾轻就熟的老到手法，体现了他对近代乡村中国文化的深刻洞悉与审美把握。除却某年春天阿Q在“求食”路上所瞥见的一抹青绿，整篇小说几乎看不见鲜亮色彩。笼罩于全篇的“寒素”基调，渗透着浓重的绝望情绪。
鲁迅对未庄人文空间的兴趣显然在于考察人的精神面貌。按照马克思的表述方式，客观世界是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人化的空间形式不仅表征着和框架着人的生命，同时也深刻地表征着和框架着人的意识——无论是对世界的意识，还是对自我的意识。”地域空间框定之后，便是与之相应的人群。按照空间位置的高下层次，依次是赵太爷、钱太爷以及两家大姓的成员，再其次是地保、掌柜、堂倌、酒客、路人、阿Q、小D、王胡、小尼姑、邹七嫂等。“未庄只有钱、赵两姓是大屋，此外十之九都是浅闺。”“大屋”和“浅闺”两大空间隐喻着整个未庄人际关系的等级差别。几千年古老文明积淀下的未庄土壤，使赵、钱两家以血缘为纽带形成了宗法关系。在未庄，赵、钱两家的地位是“神圣”的，他们就是未庄的天子皇帝、家父国君。
这种神圣地位是由“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的古老训诫支撑而至于牢不可动摇的。赵、钱两家的关系构成未庄基本的人际关系，它主宰并且左右着未庄人的意识与行为。这种“神圣性”使得阿Q之类向往不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