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Q正传》在叙述未庄的“现在”中透视了其全部之“过去”，对于作为第三个时间向度——“未来”的思考，则是通过对特定历史事件的记录来呈现的，我们是以情节的暗示为依据得出结论的。综观全篇，小说以“传记”的形式记录了阿Q短暂的一生。阿Q冤死于“而立”之年，由此推算，他的生卒时间当为1881-1911年之间。按照海德格尔的观点，时间既是一种连续的不可逆的过程，又是规定主体有限性的标志。存在本身就是生与死两者之间的跨度。这三十年，不仅是阿Q个体生命的存在时限，同时还是我们民族的特殊时间：颠覆动荡的历史更迭时期。作者将阿Q置于这样一个历史时间，小说的时间性标志就显示了一种特殊的意味。从小说的结构来看，与《狂人日记》的“水平时间”结构不同，《阿Q正传》主要采用“垂直时间”方式结构全文。开头三章，用共时性手法介绍立传想法的由来，以深刻的思想缠绕在形象的空隙之间，对阿Q精神胜利法加以归类组合。直至小说的第四章才草蛇灰线地将时间发展的线性标志呈现出来。这些时间标志点示出阿Q由恋爱悲剧而带来的“从中兴到末路”的生活轨迹，直至最后才用史传笔法，亦庄亦谐地将历史时刻隆重推出：“宣统三年九月十四日，——即阿Q将褡裢卖给赵白眼的这一天——三更四点，……”这种将故事时间与结构时间保持一致，采用单轨的线性时间序列，前因后果逐一道来的古典形态，表现出某种特殊的艺术效果。首先，文本既然是传记体小说，则用编年体叙述方式更能体现其纯粹的民族风格。其次，它表明“时间过程中存在着某种单一的决定力量，控制着人物的命运或事件的结局”。
阿Q在经历了恋爱、饥饿、被迫进城沦为小偷，继而一度中兴又迅速走向末路之后，生存困境已经迫使他不得不正视严酷的现实：“阿Q近来用度窘。”
因而，阿Q的革命是他谋求生存的合乎逻辑的唯一选择。而由于辛亥革命自身存在的种种问题，导致阿Q最后沦为枪下冤魂也是小说的必然结局。
《狂人日记》的意图在于通过一个超拔于常态生活之上的狂人的形象，俯瞰中国文化的黑暗现实，以一声“吃人”的呐喊震醒“铁屋子”里沉睡的国民，与此相应地必然采用时空颠倒、意识流动等现代手法。《阿Q正传》的目的在于反思“国民性”改造与革命的关系，因而采用传统手法，将阿Q的命运与革命的发展过程平行顺时地再现，也是合乎逻辑的一种选择，在艺术上达到了内容与形式的完美统一。
在《阿Q正传》所有的时间标识中，“宣统三年九月十四日三更四点”是最具有史传意义的庄重肃穆的一笔。作者饱蘸浓墨的书写表明：这是一个具有历史转型意义的伟大时刻，是未庄“新的时间”开始的契机。我们从中不难感受到当年鲁迅对革命的热切渴盼与昂扬斗志。绍兴故乡街头留下了他迎接光复军的匆匆步伐与率领武装演讲团的响亮声音；《越铎日报》上的激扬文字至今笔墨犹新。但是这场轰轰烈烈的革命却因为“先天的弱点”而失败了，疾风般匆匆而过的革命给鲁迅留下了深远而长久的思考。
从1919年到1922年，鲁迅的《呐喊》出现了新的篇章：《药》《头发的故事》《风波》《阿Q正传》连续四篇小说，都在叙说着一个有关“革命”的话题，《阿Q正传》是其中最厚重有力的一篇，它是用“情节化操作”方法写就的历史篇章。历史话语之所以采用“情节化操作”，“首先因为，事件固然是在时间中发生的，但把它们整理为特定时间单位所使用的编年代码却不是自然形成的，而具有特定的文化意义”。概括地说，“情节化操作”就是“为历史事件序列提供一个情节结构，这样，它们作为可被理解的过程本质就可以由它们作为一个特别的故事的形态而解释出来”。《阿Q正传》是鲁迅对辛亥革命历史的诗性记录。小说中，鲁迅的叙述颇具深意：在未庄，革命信息是由革命对象——白举人老爷避难的航船带来的，而革命主体——未庄的“乡下人睡得熟”。革命信息带给未庄的不是欢欣鼓舞，而是“大不安”。这场标志着历史转型的伟大革命，被他们看作是为崇祯皇帝穿素的“反清复明”的种族革命。在这个过程中，土豪乡绅们探口风，藏私软，“咸与维新”，投机革命。那个一度为革命到来狂呼呐喊的阿Q，意欲投靠革命改变命运，最后却喜剧性地走上刑场“大团圆”了。伟大革命的历史意味在未庄这场令人啼笑皆非的闹剧中被消解无遗。在鲁迅笔下，历史并非按事件原形平实记录的毫无暧昧的语言符号，小说的素材取舍与艺术构建表现出作家的策略性和理解力，从而提供给读者对事件本质理解的框架结构。
按照一般的传记范式，传主阿Q去世即告叙述完成。但鲁迅却要执著地追问：革命以后怎样？他设计了一个耐人寻味的结尾：至于舆论，在未庄是无异议，自然都说阿Q坏，被枪毙便是他的坏的证据；不坏又何至于被枪毙呢？而城里的舆论却不佳，他们多半不满足，以为枪毙并无杀头这般好看；而且那是怎样的一个可笑的死囚呵，游了那么久的街，竟没有唱一句戏：他们白跟一趟了。
以“至于”的语式缓缓道来，平静的语气中透出悲凉与绝望。这种追问也出现在《药》中。拯救者夏瑜的血为被拯救者华小栓所吃，结果二者同葬于乱坟岗上。春寒料峭中，乌鸦兀自远飞，严酷得连一个虚饰的安慰也不给伤感孤独的老母留下。“风波”过后，黄昏土场上一派农家乐的田园气氛，九斤老太依然不平而且康健，六斤留了大辫子，新近又裹了脚。这种追问式的结尾，几乎成了鲁迅反思辛亥革命题材小说的基本格式。追问的结果是：“试将记五代，南宋，明末的事情的，和现今的状况一比较，就当惊心动魄于何其相似之甚，仿佛时间的流驶，独与我们中国无关。现在的中华民国也还是五代，是宋末，是明季。”时间流逝，但“时间”却没有变化。“这种时间不是我们所是的这类连续过程，而是我们所有的时间，亦即有我们的时间。因为通过作为对象的我们自己，我们也就把自己内设于这一时间之内，并在其中的事件中找到了自己的位置。”这个时间概念包含着鲁迅对中国历史深刻体验到的那种循环往复、停滞不前特质的认识，包含着民族文化的新质转换与国民意识现代化进程的思考。在鲁迅的时间观里，只有主体内部空间——文化心理结构改变的前提下，才会有“时间”的变化，如果主体内部空间没有变化就意识不到时间。辛亥革命没有给中国带来实质性的变化，“共和”、“民主”招牌上的油漆剥落，内里依然是旧的。革命失败如此，革命成功又如何？充其量不过是阿Q土谷祠里的黄粱美梦罢了。
以纯粹兽性方面的满足——威福、子女、玉帛为最高目标，以Q太爷代替赵太爷，这与历史上刘邦代替秦始皇有何两样？曾经阔气的要复古，已在阔气的要保持原状。从陈胜、吴广揭竿而起到李自成进京称帝，中国革命的结局无不如此。阿Q在囚车上喊出的“二十年后又是一个”，以及小说的“大团圆”结局的预设，固然是阿Q精神病态的隐喻性写照，但又何尝不是中国这个没有历史的朝代更迭频繁又始终循环轮回的民族命运的谶语？
“地大物博，人口众多，用了这许多好材料，难道竟不过老是演一出轮回把戏而已么？”在《阿Q正传》中，鲁迅是怀着怎样沉痛的心情来追悼这场失败的革命啊！由热望而坠入冰谷的绝望，经过时间的冷却，从小说冷峭而嘲弄的字里行间传递出来。
然而，鲁迅的用意并不在讨论革命本身，辛亥革命研究并不是小说的“副主题”，甚至《阿Q正传》的主题也不是由改造国民性与辛亥革命教训总结两大部分复合而成的。小说始终如一突出的是一个主题：国民性改造。
革命成了国民精神改造的实验室，国民精神改变的程度成了衡量革命成败的价值标准。在鲁迅看来，国民性是“历史遗留的控制历史进程的神秘力量”。虽然革命也给未庄带来了一些变革：砸了尼姑庵里“皇帝万岁万万岁”的龙牌；阿Q发出了“造反了”的呼声；革命也暂时改变了未庄的人际关系，阿Q一度得到了从未有过的尊重……所有这些表明：“在宗教、政治发生大危机的时代，人们可以观察到，国民性发生了一些暂时的变化，因而给人造成错觉，认为习俗、观念、行为方式等等一切都发生了变化。”但实际上，这些变化“就如同沉静的湖面在掠过风暴时呈现出的另一种面貌。这种变化持续不了太久”。辛亥革命推翻了统治中国千年之久的封建王朝，完成了中国的政体改革，但却未根本触动民族的文化心理。辛亥革命“只枉然失了一条辫子”，而在未庄，即使连辫子也未真正剪除。“秋行夏令”的特殊景观，反映了未庄人多么保守、怯弱、巧滑的文化心理啊！与主张政体改革的先驱者不同，鲁迅的深刻之处在于对民族集体无意识——国民性的深刻而独到的认识。
因为对民族进步而言，“除了制度，还有一个文化问题，国民性问题，如果文化心理基础不变易，什么先进的事物进来都没用。”“最初的革命是排满，容易做到的。其次的改革是要国民改革自己的坏根性，于是就不肯了。此后最要紧的是改革国民性，否则，无论是专制、共和，是什么什么，招牌虽换，货色照旧，全不行的。”在鲁迅看来，文化是制约国民心理空间的主要力量，只有从根本上改变国民个体的精神空间，才能构成一个崭新的民族空间。从时空的哲理关系的高度看，“空间的变化可以转化为创造了自己的时间”，“若一个民族创造了自己的空间，也就是创造了自己的时间，在这个时间当中，和整个的其它空间时间相连接，即构成了整个人类用自己的生命力来创造空间和时间的问题”。（王富仁语）由此推论，鲁迅对于中国循环轮回的历史命运的真正担忧在于：不从根本上改造国民性也就构不成新的民族空间并创造新的时间，最后因为无法进入人类文明发展的轨道而被世界所抛弃。
哈贝马斯认为：“现代性概念首先是一种时间意识，或者说是一种直线向前不可重复的历史时间意识，一种与循环的、轮回的或者神话式的时间框架完全相反的历史观。”反过来说，轮回的时间形态则是一种与现代性完全悖逆的淤滞的古典样式，这是一个民族的历史悲哀，也是鲁迅深刻的痛苦症结之所在。鲁迅对本民族的“轮回”的历史意识，有着复杂的内涵，其中包含着他对中国的历史规律、个人生存的体验与发现，也受到佛教“六道轮回”观念及尼采“永恒轮回”等中外宗教哲学思想的影响。但鲁迅“轮回”观的出发点与尼采不同。尼采“永恒轮回”思想的前提是否认“神”的存在，因而在他看来，世界首尾相接，如环无端，在时间上无限运转、循环往复。
而鲁迅的前提是对中国千年历史“一治一乱”规律的发现，以及对辛亥革命后十年间经历的“二次革命”、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等一系列“闹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场”的动荡无序的社会状态的怀疑与悲哀。尼采从不相信将来的新生命就必定比以往的生命有价值，相反，他认为历史的进化观是个错误而平庸的观念。而鲁迅“反进化论历史描述恰好是对直线进化的时间观念的承诺”。正是依照人类不断进化的普遍规律来衡量，才产生了中国历史“没有时间”的“轮回”的深刻苦闷。尼采创造了“永恒轮回”的理论之后，因为担心自己坠入预言的梦魇而害怕，当查拉斯图特拉说出“一切是空，一切相同，一切完了”的谶语后，悲哀而疲乏地走回山洞时，他就成了尼采本人精神的象征性写照。与此相反，鲁迅揭穿了中国历史没有时间的“轮回”的本质之后，他同时以思想家的敏锐发现了“轮回”的症结所在——“国民性”。国民性是一个民族经过上千年历史积淀一代又一代遗传下来的，改造国民性意味着改变一个种族的遗传基因，它无异于西西弗斯的事业。但先行者的使命感使鲁迅要做一次绝望的反抗：“新的阶级及其文化，并非突然从天而降，大抵是发达于对旧支配者及其文化的反抗中。”使命感又转化为紧迫感：我们目下的当务之急是生存和发展。如果一种文化阻碍了我们，那么，无论是什么，全部踏倒它。由此可见，鲁迅的“轮回”思想来自于我们民族因为长期停滞不前而最终将被世界抛弃的焦虑感、危机感。当“轮回”的思想与“进化论”互相矛盾造成理性分裂而痛苦时，鲁迅最后总是自觉地、坚忍地以“进化”的普遍规律促使自己艰难前行。“绝望之为虚妄，正与希望相同。”他的文学创作正是他“反抗绝望”的生命力的一种确证与实践。在《阿Q正传》中，他始终顽强地探索着历史前行的道路，他发现、记录了作为空间存在的民族封闭性特征及被抛出于人类时空轨道之外的孤立境地，他深刻诠释了时间凝固滞留的历史文化原因。“历史在这些符号中被精心保留下来，过去转化为现在，永远向后人昭示着历史的意味。”无论如何，他创造的文字给我们提供了解读中国历史时空关系的玄妙密码，并赋予我们敞开空间，汇入人类历史系统创造时间的坚定信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