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着，诗人极尽本事铺陈了女尸放荡的形姿，使人难以抵挡的阵阵秽气，以及夏日炎阳下“苍蝇在烂肚子上嗡嗡来往，黑压压的一大群蛆虫从肚子里钻出来，沿着臭皮囊，像粘稠的脓一样流动”的令人作呕的丑态。但显然，诗的最精髓部分在篇末呈现：
——可是将来，你也要像这堆秽物，
像这令人恐怖的腐尸，
我眼中的明星，我肉中的灿阳，
你，我的激情，我的天使！
是的，优美的女王，你也难以避免，
在领过临终圣事之后，
你将远去，在野草繁花的阴湿的
尘泥下面与白骨为伍。
……
那时，我的爱，请你告诉他们，
那些吻你吃你的蛆虫，
旧爱虽已分解，但我已保留了
爱的形姿和爱的神髓。
当生命的华丽装饰被层层剥去，其丑陋本质暴露无遗，人对自我不免感到索然无味，灰心丧气。这些令人心颤的体验，不无残酷地给出了“生命”的答案——虚无。正如哈姆莱特所言：“这一个太坚实的肉体会溶解，消散，化成一堆露水！”人是什么？活着是沧海一粟，死后归于空寂。终极的地平线不但抹平了人与人之间尊卑高下、贫富长幼的差别，而且，同埋黄土的事实也消弭了人与动物的本质差别。生命是如此脆弱渺小，充满变数和不测，人自身根本无法把握。然而，问题的反面却是“存在何为”。由于“生”与“死”是生命的两端，因此，死亡既是“终极问题”（米尔顿·英格尔语），也是“意义问题”（韦伯语）。
“死后归属何处”是随着死亡而来的后续性问题。“在人类意识发展史上，生命个体的成熟是和追问‘不朽’联系在一起的，这就产生了对灵魂的思索。人对神的崇拜，事实上是对灵魂永生的崇拜。有了永生的追问与渴望，才有生与死的冲突，灵与肉的冲突，本我与超我的冲突，此岸与彼岸的冲突，也才有对灵魂的叩问，对天堂与地狱的叩问，对神秘世界与超验世界的叩问，以及对命运与存在意义的叩问。这种叩问是个体生命与神秘世界的对话。”宗教许诺人们死后魂灵将进天堂或地狱。然而，这种许诺是确定无疑的吗？当人们摆脱了一具臭皮囊之后，灵魂依然存在吗？人从沉寂了上千年的幽幽虚无中来，他又将再次返回同样的漫漫长夜之中。“在那死的睡眠里，究竟要做些什么梦”？（哈姆莱特语）这确实是一个令人困惑的问题。祥林嫂处在守寡与再醮、忍从与救赎的两难境地，一死百了是最为明智爽利的选择。然而，她心生踌躇的是：
“一个人死了后，究竟有没有魂灵的？”
“有没有地狱？”
“死掉的一家的人，能否在地狱里见面？”
《多疑鲁迅》提出了一个令人觉得“多疑”的问题：祥林嫂是谁？作者认为，“从被驱逐这一点来看，祥林嫂身上有着鲁迅的影子”，“祥林嫂之问是鲁迅长期以来一直存在于胸中的疑问”。它隐含了这么一个意思：“人死后到底有鬼无鬼、有魂灵无魂灵是鲁迅长期思考的一个问题。这个思考具体从何时开始，我们不得而知，但知道在《祝福》中借祥林嫂之口说出是一个确切的证据，这至少证明他在1923年、1924年之交就已经在思考这个问题。1923年、1924年之交可以说是鲁迅一生中最困难的时期，与晚年他面对的肉体的死亡相比，他这一时期面对的实际上是一次精神的‘死亡’。”祥林嫂之问可以被视作是鲁迅的自我精神之问，表明鲁迅个人的自我解剖进入了“灵魂”深处。作为《祝福》故事的核心层面，同时表明该篇小说作为从《呐喊》到《彷徨》的转折点，此后“他的自我分析正式登场了”（王晓明语）。这些话语并非是没有根据的臆想。“一个人死了之后，究竟有没有魂灵的？”使人徘徊于地狱门前的正是死后归宿的晦暗不明。如哈姆莱特所言：“人们甘心久困于患难之中”，“愿意负着这样的重担，在烦劳的生命的迫压下呻吟流汗”，而不肯用一柄小小的刀子清算他自己的一生，其根本原因是“因为惧怕不可知的死后，那从不曾有一个旅人回来过的神秘之国。
是它迷惑了我们的意志，使我们宁愿忍受目前的磨折，不敢向我们所不知道的痛苦飞去”。由此看来，死后的神秘以及存在的虚妄，并不只是村姑农妇的个体感受，而是人类的普遍心理。
如上所述，生命必死，死后难以避免的赤裸裸的丑陋本相以及死后归属不明等问题，是始终纠缠于人自身的根本困惑，也是人对自身失去信心的根本原因，现代主义作家大都表现了因为洞穿生命真相而感到的极度绝望。但显然关键取决于人如何对待生命与生存的态度。作为同样具有现代理性色彩和艺术风格的文学大师，鲁迅与波德莱尔一样，他们始终“在黑水松叶的枝头上”，“静立着一动不动”，“睁着红眼睛冥思苦想”。波德莱尔曾以“我有比活了一千年更多的回忆”为荣，但他厌倦了这漫长的时间：“还有什么比这跛脚的岁月更长？”他把这阴郁冷漠的果实——“厌倦”比作“一块沉睡于多雾的撒哈拉沙漠深处，被茫茫恐怖所包围的花岗石”。他是那样深刻地感受到生活的灰暗和沉重，但他只是向快活的天使倾诉：
快活的天使啊，你可知道忧愁、
羞耻、悔恨、哭泣，无聊以及
压得人心像成皱的纸团一样
的可怕长夜的无边的恐怖？
快活的天使啊，你可知道忧愁？
他祈求天使为他祈祷，求得从被苦闷包围的窒息中解脱出来。他幻想着有这样一个“充满秘密欢乐的天真的乐园”。这个“乐园”不管是否遥远得如同地球另一端的东方古老的印度和中国，他都满心向往。他期盼“远离这污秽城市里的黑暗的海洋，飞向另一个充满光辉、碧蓝、明亮、深沉、纯洁无瑕的大海”，他渴望“远离悔恨、痛苦和犯罪”，但他只是不住地恳求：“带走我吧，马车！载我去吧，快艇！”回避和逃离成为脆弱心灵的庇护所。面对同样灰色衰败甚至更为严酷的现实，鲁迅的生命姿态迥然不同。他也描绘死亡、苦难等一切人类大不幸，但他以“叛逆的猛士”的姿态，大胆谴责“目前的造物主，还是一个怯弱者”：用废墟荒坟来衬托华屋，用时光来冲淡苦痛和血痕；日日斟出一杯微甘的苦酒，不太少，不太多，以能微醉为度，递给人间，使饮者可以哭，可以歌，也如醒，也如醉，若有知，若无知，也欲死，也欲生。
有在废墟、荒坟和淡淡的血痕中“咀嚼着人我的渺茫的悲苦”的“造物主的良民”。但在鲁迅眼里，真正的伟大不屈的生命，应该是这样的：叛逆的猛士出于人间；他屹立着，洞见一切已改和现有的废墟和荒坟，记得一切深广和久远的苦痛，正视一切重叠淤积的凝血，深知一切已死，方生，将生和未生。
在鲁迅笔下，这些伟大的生命有如此雄壮的气魄和神奇的魔力：“他看透了造化的把戏；他将要起来使人类苏生，或者使人类灭尽。”由此，“造物主，怯弱者，羞惭了，于是伏藏。天地在猛士的眼中于是变色”。与其说鲁迅冷峻地再现了人类生命的存在本相，毋宁说他在再现生存困境的同时，表现了人类生命的尊严和力量。
二、反抗：荒原寻路者——“走完了那坟地之后呢”
意识到一个“好的故事”在昏沉的夜里碎影无踪，洞察到生命的虚妄和人生的绝望，但鲁迅并未因此成为一个世故老人。“他的胸中燃着少年之火，精神上，他是一个‘老孩子’！”虽然他的诗“已经不是那可歌可泣的青年时代的感伤的奔放，乃是舟子在人的航海里饱尝了忧患之后的叹息，发出来声音之微，同时发出来的地方非常之深”（张定璜语）。这种深沉的叹息凝结成生命的绝唱——“绝望之为虚妄，正与希望相同”。
在人生困境中，鲁迅的生命姿态是始终不停地昂头向前“走”。“走”是沉思着、探索着不断向前的运动状态，“走”的动力来源于人对于“轮回”不前的时间的焦虑。他不断地同自己的绝望和虚无抗争，即使是在“沙漠里走来走去”的彷徨时期也不曾放弃。20世纪20年代中期，“复古”之风盛行，“祖传”、“老例”、“国粹”甚嚣尘上。鲁迅忧心于历史的倒退，并将之概括为“活埋庵”。因为卑怯的国民性加上肆虐的旧文化，“实在可以使中国人败亡，无论有没有外敌”。他将这种绝望化为了筹划：有关具体策略，“我想，现在的办法，首先还得用那几年以前《新青年》上已经说过的‘思想革命’。还是这一句话，虽然未免可悲，但我以为除此之外没有别的法。而且还是准备‘思想革命’的战士，和目下的社会无关。待到战士养成了，于是再决胜负”。至于谈到“思想革命”的主要成员，鲁迅认为主要应该“从智识阶级……一面现行设法，民众俟将来再谈”。尽管此时“五四”已处于低潮，尽管他将这种想法自嘲为“迂远而渺茫”的意见，但这种信念使得他以为即使是“小集团或单身的短兵战，在黑暗中，时见匕首的闪光，使同类者知道也还有谁还在袭击古老坚固的堡垒”，也可以“会心一笑”。他不但与外部世界的绝望抗争，更令人敬佩的是始终不懈地坚韧地与自我绝望这个顽固的堡垒抗争。“思想革命”的第一步是“战士的养成”，而当务之急是消除包括作者自己在内的“战士”的彷徨意绪。显然，与西方现代主义作家不同的是，鲁迅是将个体生命意义与民族解放使命的巨大历史内涵联系在一起思考的。
（一）沉沦——周旋于日常事务的非本真存在
基于以上考虑，鲁迅这时期写了《彷徨》《野草》等重要作品。他将大众的生活方式和知识者的沉沦现状一并置于存在的视界中加以观照，但以知识者的生存现状为主要审视对象。鲁迅对包括自我在内的知识者的存在态度、存在模式和存在意义给予了多重否定性批判。由这个创作旨意出发，鲁迅的小说里设置了一个特定的角色——“我”。这个“我”既是叙述者，又是伫立一旁的静观者，有时还作为主人公灵魂里的另一种声音参与质疑和激辩。由于“我”的特殊存在，使得小说充溢着思辨的深度和张力。
小说通过主人公的存在境遇表达了对不合理现实的否定，但更深层面上则来自主人公自我反省存在的态度和意义，以及叙事者“我”对主人公的否定。因为“中间物”概念说明，在人类历史发展的总进程中，每个人，每种事物，都是这个漫长进程中的短暂性存在，它必将不断地在否定的过程中实现其价值。具体到每个人而言，又何尝不是处在一生中开始到结束的每时每刻的中间状态，因此，唯有否定现在，才能不断进步，在否定性进程中才能构成新的时间。
《故乡》《祝福》是描述普通人存在状态的典型。《故乡》一开篇就提出了“我”的“回故乡”与“别故乡”的双重悖论。“我冒了严寒，回到相隔二千余里，别了二十余年的故乡去。……我这次是专为了别他而来的。”因为老屋已经卖给了别姓人家，因此，这一次回故乡意味着“永别了熟识的老屋，而且远离了熟识的故乡，搬家到我在谋食的异地去”。这是一种非常复杂的情绪。最末一次和永久的告别，希望留下的自然是永恒的美好，但事实却不尽如人意：时候既然是深冬；渐近故乡时，天气又阴晦了，冷风吹进船舱中，呜呜的响，从篷隙向外一望，苍黄的天底下，远近横着几个萧索的荒村，没有一些活气。我的心禁不住悲凉起来了。
阿！这不是我二十年来时时记得的故乡？
我所记得的故乡全不如此。我的故乡好得多了。但要我记起他的美丽，说出他的佳处来，却又没有影像，没有言辞了。仿佛也就如此。于是我自己解释说：故乡本也如此，——虽然没有进步，也未必有如我所感的悲凉，这只是我自己心情的改变罢了，因为我这次回乡，本没有什么好心绪。
不但自然变异之大，一经与人接触失望更甚：“豆腐西施”变成了“圆规”；少年英雄精神的麻木令人心颤。作者将杨二嫂的尖刻自私和俗不可耐的辛苦恣睢的生存状态、闰土的完全失去自我的辛苦麻木的生存状态、“我”处在漂泊中的辛苦辗转的生存状态作了冷静的比较和打量，并作出了自己的选择。
我希望他们不再像我，又大家隔膜起来……然而我又不愿意他们因为要一气，都如我的辛苦展转而生活，也不愿意他们都如闰土的辛苦麻木而生活，也不愿意都如别人的辛苦恣睢而生活。他们应该有新的生活，为我们所未经生活过的。
在这段内心独白中，“我”对后两种生活态度决绝否定而不苟同。“辛苦展转”虽然不是一种安宁舒适的生活方式，但为了实现新的生活而去践行的态度，是如此坚定不可动摇。
我想：希望是本无所谓有，无所谓无的。这正如地上的路；其实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
在无路之处“走”出路来，在荒原上开辟绿洲，这正是“我”的生存意义之所在。“反抗绝望”的人生哲学是贯穿于鲁迅一生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