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鲁迅的小说中，更多地展示了启蒙者的生存境遇以及他对生存于困顿窘迫境遇中的启蒙者自身生存态度的审视与批评。从先觉者沦落为彷徨者，首先是由生存环境引起的。20世纪20年代“五四”运动处于低潮后，不论在寒石山还是S城，启蒙者都为保守的世俗所不容。从狂人历经的“街上”、“狼子村”、“家里”，到魏连殳的寒石山、吕纬甫的S城，都在明示着一个“合群的自大”对“少数天才宣战”的事实。城里革命党被杀的悲壮也只成了阿Q中兴后回到未庄唾沫飞溅中的炫耀和发泄私愤的材料。而在“古亭”口，夏瑜作为“牺牲在祭坛前沥血后，所留给大家的，实在只有‘散胙’这一件事了”。失业漂泊、求乞冻馁、寂寞辛苦等成为他们共同的遭遇。存在境遇的改变，“引诱、安定、异化与自拘”等沉沦特有的存在方式，使“此在跌入非本真的日常生活的无根基状态与虚无中”。“沉沦”就是人生在世的日常过程，“非本真”即必须以“常人”标准作为自己的标准。“他常通过卸除此在存在责任的方式来迎合此在，从而保持并巩固其顽强的统治。”作为常人的生存论性质是“平均状态”，它“先行描绘出了什么是可能而且允许去冒险尝试的东西，它看守着任何挤上前来的例外。任何优越状态都被不声不响地压住。一切源始的东西都在一夜之间被磨平为早已众所周知的了”。因此，沉沦的核心在于放弃自我，放弃自由、选择和责任。
作为一个有理想的青年作家，《幸福的家庭》的主人公曾有过美好的艺术追求：那是一种不带功利色彩的完全自由的纯粹的艺术创作，“那作品，像太阳的光一样，从无量的光源中涌出来，不像石火，用铁和石敲出来，这才是真艺术。那作者，也才是真的艺术家”。而现在，受着柴米油盐日常生活的压迫，他须得捞几文稿费维持生活，不得不考虑写作的对象、题材、投稿的报社和润笔的丰厚等因素。在窘迫的生活中，在反复考量了读者需求和刊物意图之后，他确定了写作题材。他幻想虚拟一个理想中的“幸福的家庭”：男女主人公都受过良好的高等教育，气质优雅，彬彬有礼，生活富裕，是一个高尚体面的中产家庭。但极富讽刺的是，在他构思的过程中，劈柴、白菜、子女等鸡零狗碎的现实苦恼不时打断作家的艺术遐思，把他从浪漫的幻想拖回灰色的现实，梦幻在现实中被砸得粉碎，主人公始终无奈地在现实和理想之间进退游移。
《伤逝》主人公是“五四”新潮中的进步青年，他们勇敢地挣脱旧礼教的束缚，在曲折和坎坷中实现了为之奋斗的理想。但随之而来的生存并不尽如人愿。“我们在会馆里时，还偶有议论的冲突和意思的误会，自从到吉兆胡同以来，连这一点也没有了；我们只在灯下对坐的怀旧谭中，回味那时冲突以后的和解的重生一般的乐趣。”子君忙于家务，便连谈天的工夫也没有，何况读书和散步。还为了鸡零狗碎和那小官的暗斗。灵魂的萎缩和钝化在外形上留下的印痕是那样令人悲哀：“子君竟胖了起来”，“终日汗流满面，短发都粘在脑额上；两只手又只是这样地粗糙起来”。“我的路也铸定了，每星期中的六天，是由家到局，又由局到家。在局里便坐在办公桌前钞，钞，钞些公文和信件；在家里是和她相对或帮她生白炉子，煮饭，蒸馒头。我的学会了煮饭，就在这时候。”“安宁和幸福是要凝固的，永久是这样的安宁和幸福。”矛盾终于在“我”所预期来到的打击中激化：史涓生的失业导致了个性主义者自由理想的破灭。
无论思想还是艺术，《在酒楼上》都堪称上品。故事在弥漫全篇的灰色基调中舒缓地展开：我从北地向东南旅行，绕道访了我的家乡，就到S城。这城离我的故乡不过三十里，坐了小船，小半天可到，我曾在这里的学校里当过一年的教员。深冬雪后，风景凄清，懒散和怀旧的心绪联结起来，我竟暂寓在S城的洛思旅馆里了；这旅馆是先前所没有的。城圈本不大，寻访了几个以为可以会见的旧同事，一个也不在，早不知散到那里去了；经过学校的门口，也改换了名称和模样，于我很生疏。不到两个时辰，我的意兴早已索然，颇悔此来为多事了。
漂泊是他们共同的生存状态：“觉得北方固不是我的旧乡，但南来又只能算一个客子，无论那边的干雪怎样纷飞，这里的柔雪又怎样的依恋，于我都没有什么关系了。”在一石居偶遇吕纬甫令“我”意外并“有些悲伤，而且不快”：“面貌虽然颇有些改变，但一见也就认识，独有行动却变得格外迂缓，很不像当年敏捷精悍的吕纬甫了。”“细看他相貌，也还是乱蓬蓬的须发；苍白的长方脸，然而衰瘦了。精神很沉静，或者却是颓唐，又浓又黑的眉毛底下的眼睛也失了精采。”唯一让“我”感到欣慰的是“但当他缓缓的四顾的时候，却对废园忽地闪出我在学校时代常常看见的射人的光来”。失败中的吕纬甫将自己曾经的奋斗自嘲为“转圈”：“我在少年时，看见蜂子或蝇子停在一个地方，给什么来一吓，即刻飞去了，但是飞了一个小圈子，便又回来停在原地点，便以为这实在很可笑，也可怜。可不料现在我自己也飞回来了，不过绕了一点小圈子。”沦落到为了区区几个铜板而放弃ABCD去教“子曰诗云”的地步。失败的经验告诉吕纬甫：人在既定的现实中根本无力改变不合理的存在，其回乡琐事又印证着生活的无聊。更何况生命是这样虚妄无常，使人看不到存在的意义和价值。
你这样的看我，你怪我何以和先前太不相同了么？是的，我也还记得我们同到城隍庙里去拔掉神像的胡子的时候，连日议论些改革中国的方法以至于打起来的时候。但我现在就是这样了，敷敷衍衍，模模胡胡。我有时自己也想到，倘若先前的朋友看见我，怕会不认我做朋友了。——然而我现在就是这样。
当存在失去意义，活着本身不过行尸走肉而已。吕纬甫的颓唐除去由社会变革挫折而来的客观原因外，更深地来自于他对存在意义和生命本身等问题的困惑。毋庸说，小说中“迁葬”、“送剪绒花”等情节蕴含哲理，是一个富有意味的具有深度阐释可能的意义空间。如前所述，在这两个隐喻性事件中，主人公更多体验到的是生命的虚无和存在的无聊，并由此加深了他对原本并不乐观的现实以及人对于现实抗争意义的怀疑。这也就是他回答“我”的：“以后？——我不知道。你看我们那时预想的事可有一件如意？我现在什么也不知道，连明天也不知道。”人生徒劳，虚空一场，这既是吕纬甫的体验，也是时时缠绕着现代人的困惑。与吕纬甫的“敷敷衍衍，模模胡胡”人生哲学相似的是《端午节》中方玄绰的口头禅“差不多”。这是他在凡庸的生活中发现的“平凡的警句”。方玄绰曾经也是激进的青年，但后来的生活使他变得怠惰和麻木，原先有许多事情是会使他“愤愤的”，但后来却会“转念一想”，“便再没有什么不平了”，“便再也不放在心上了”。他已经失去了“和恶社会奋斗的勇气，所以瞒心昧己的故意造出来一条逃路”，变得完全没有是非之心了。与吕纬甫和方玄绰不同，魏连殳继承着祖辈孤独的血统，是狷介孤傲的“孤独者”。他在寒石山人的眼中属于“另类”。
那时我在S城，就时时听到人们提起他的名字，都说他很有些古怪：所学的是动物学，却到中学堂去做历史教员；对人总是爱理不理的，却常喜欢管别人的闲事；常说家庭应该破坏，一领薪水却一定立即寄给他的祖母，一日也不拖延。此外还有许多零碎的话柄；总之，在S城里也算是一个给人当作谈助的人。有一年的秋天，我在寒石山的一个亲戚家里闲住；他们就姓魏，是连殳的本家。但他们却更不明白他，仿佛将他当作一个外国人看待，说是“同我们都异样的”。
但究其实，他却是一个人道主义者：“他倒很亲近失意的人的，虽然素性这么冷。”他饱经世态炎凉，洞察人心险恶，但对于孩子仍然满心欢喜，抱有希望。“孩子总是好的。他们全是天真……”他不同意“我”对人性恶的揣测：“不。大人的坏脾气，在孩子们是没有的。后来的坏，如你平日所攻击的坏，那是环境教坏的。原来却并不坏，天真……我以为中国的可以希望，只在这一点。”显然残酷的现实改变了他的善意：“想起来真觉得有些奇怪。我到你这里来时，街上看见一个很小的小孩，拿了一片芦叶指着我道：杀！他还不很能走路……”温和的心逐渐变得冷峭：“他们知道我不娶的了。但这都没有什么关系。他们其实是要过继给我那一间寒石山的破屋子。我此外一无所有，你是知道的；钱一到手就化完。只有这一间破屋子。他们父子的一生的事业是在逐出那一个借住着的老女工。”直到后来，随着政治环境的恶化，使得他连基本的生存也难以为继。
虽在这一种百无聊赖的境地中，也还不给连殳安住。渐渐地，小报上有匿名人来攻击他，学界上也常有关于他的流言，可是这已经并非先前似的单是话柄，大概是于他有损的了。我知道这是他近来喜欢发表文章的结果，倒也并不介意。S城人最不愿意有人发些没有顾忌的议论，一有，一定要暗暗地来叮他，这是向来如此的，连殳自己也知道。但到春天，忽然听说他已被校长辞退了。
煤油涨价，生活日渐困顿，为了生存，魏连殳在万般无奈之下变卖贵重的善本。人际关系疏远，客厅荒凉得如同冬天的公园。由于朋友的境遇都和他差不多，“赶紧寻点事情做”的愿望无从着落，迫不得已，在冻馁逼迫中屈辱地成为师长顾问。
你大约还记得我旧时的客厅罢，我们在城中初见和将别时候的客厅。现在我还用着这客厅。这里有新的宾客，新的馈赠，新的颂扬，新的钻营，新的磕头和打拱，新的打牌和猜拳，新的冷眼和恶心，新的失眠和吐血……
你前信说你教书很不如意。你愿意也做顾问么？可以告诉我，我给你办。其实是做门房也不妨，一样地有新的宾客和新的馈赠，新的颂扬……
绝望中的魏连殳选择了以堕落作为报复的极端做法。报复是屈服的衍生态，是掩盖空虚的徒劳挣扎。卑躬屈膝而成为敌人的宠臣是违反自我意愿的，表面的阔气排场、喧嚣纷扰以及由此带来的生存的疏离感和荒诞感，只能增加内心的痛苦。在蝇营狗苟升降浮沉中，他更深刻地看透了自我的本质：“我已经躬行我先前所憎恶，所反对的一切，拒斥我先前所崇拜，所主张的一切了。”“这人已经被敌人诱杀了。”他否定了自我的存在价值：我“不配活下去”。但“我自己又觉得偏要为不愿意我活下去的人们而活下去”，他由此被卷入了生存与毁灭、胜利与失败的怪圈：“我已经真的失败——然而我胜利了。”他对于行尸走肉般的自我给以刻薄的无名的嘲讽：“你将以我为什么东西呢，你自己定就是，我都可以的。”“精神的阉割、瓦解、荒废、奴役与误解”，使人的存在跌入“深渊时代”，在这个“世界之夜”中他无法拯救自己。魏连殳由精神界战士降落到“为稻粱谋”的凡夫俗子，在熙熙攘攘的日常事务中忙碌周旋。他因为在无奈的现实中违背了自己原先的理想和追求而绝望，因此，不得已选择自戕以结束行尸走肉的生命。
在雅斯贝尔斯看来，“边缘情境”是包围人类生存的一个灰心丧气的“定在”。它使人蜗居其中，自知没有意义，失去追求目标而终至毁灭。然而，在“边缘情境”中，毁灭与新生俱在，关键取决于人的态度，因此，鲁迅的小说提出了一个存在的意义与存在主体人生观的关系问题。与西方存在主义哲学不同在于，鲁迅在揭示“生”与“死”的辩证法则的同时，表现出了对古老东方文化沉沦事实以及改造革新的刻不容缓的思考，这使得他的小说具有了社会学与哲学双重层面的人文深度。
（二）告别：“我愿意这样，朋友，我独自远行”
诗人波德莱尔曾经满怀激情地歌颂“活的火炬”：它是生命的牵引，有钻石般神圣的光辉，有太阳般永不熄灭的幻想的火焰。人类有浪漫诗意，也兼具冷静理性。洞穿人生的终点是死，是空虚，于是着力经营过程，在过程中寻找和创造意义。然而，当人们一向引以为凭借的“过程”也背信弃义的时候，巫师“荒诞”就降临了。事实上，20世纪以来，荒诞一直困扰着人们，令人在遭遇不断追寻和失败的过程中感到痛苦和绝望，许多人就在这种无可摆脱的逆境中消沉颓废，甚至玩世不恭堕落深渊。作为真正意义上的大写的人，却要凭借自身的意志和力量，去同命运作殊死的抗争，进而在抗争中突显人类主体的尊严和伟大。“命运是不可改变的，可改变的只是我们对命运的态度。”荒诞的现实犹如恶作剧，充满悖论的怪圈。当音乐家遭遇耳聋和失恋双重打击的时候，贝多芬向不可知的上帝发出祈求：“噢神，给我一天真正的欢乐吧，就是一天也好！我没有听到欢乐的深远的声音已经多久！什么时候，噢！我的上帝，什么时候我再能和他相遇？……永远不？——不？——不，这太残酷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