鸦片战争后，面对着汹汹而来的西方列强，为了寻找“制夷”良策，魏源、姚莹、梁廷枏、徐继畲等几个先驱者开始研究与海上丝绸之路相关的问题。进入20世纪之后，这一研究不仅得到越来越多学者的重视，而且还逐渐发展成一个专门的学术领域。在这个“学术化”过程的早期阶段，有两个人不能不提。一个人是丁谦，另一个人是沈曾植。
丁谦（1843-1919年），字益甫，浙江仁和人，同治举人。曾在浙江省象山县任教谕长达20余年，颇有政绩。丁谦自己说：“余自幼嗜书，尤喜观地舆之书。自乡举后，奔走南北，得书约2万卷，中多有关地学者。”他长期潜心研究边疆地理及海外地理，其主要著作是《蓬莱轩地理学丛书》（又名《浙江图书馆丛书》）。此外，他还研究过中世纪欧洲来华旅行家马可·波罗，著有《元马可博罗游记补注》。
《蓬莱轩地理学丛书》共69卷，分上、下两集。上集考证了以下17种正史中的地理志及外国传：《汉书》、《后汉书》、《三国志》、《晋书》、《宋书》、《南齐书》、《梁书》、《魏书》、《周书》、《隋书》、《新唐书》、《新五代史》、《宋史》、《辽史》、《金史》、《元史》、《明史》。下集考证了13种与域外地理相关的著作，分别是：《穆天子传》、法显的《佛国记》、宋云的《西域求经记》、辨机的《大唐西域记》、杜环的《经行记》、耶律楚材的《西游录》、《元秘史》、《元圣武亲征录》、《元经世大典图》、耀卿的《纪行》、长春真人的《西游记》、刘郁的《西使记》、图理琛的《异域录》。
象山籍学者陈汉章在光绪壬寅（1902年）二月为《蓬莱轩地理学丛书》所写的序文中说：“近代诸儒为舆地学，大氐无虑数十百家。说《禹贡》、《汉志》、《水经注》者，博古不通今。郡邑、志乘及游历所记，详于今者又不合于古。”虽然也有人“零星掇拾，递相发明，然未能融合贯通也”。因此，在陈汉章看来，丁谦这部著作的突出成就在于对相关历史文献“一一疏通而证明之，并非诸儒所可几及”。丁谦所搜获的一些文献，又是“诸家所未详者也”。陈汉章最后写道：“百余年来，海禁大开，中外交通或懵然于古今之故。自先生之书出，山川能说常变，兼资我中国，其不穷于因应也。”现代学者评论道：“丁谦的考证严谨、广泛、系统，他的著作被誉为中国地理学史上的‘天下奇书’，是清末传统地理学继续发展的又一典型。”如果说魏源、姚莹等人是通过直接参与反对英国侵略者的军事斗争而为中国人“坐井观天，视四裔如魑魅，暗昧无知，怀柔缺术”而疾首痛心的话，那么，丁谦则是通过对中国史书的研读而得出了相同的结论。他写道：“呜呼！中国人庞然自大，鄙夷狄为不足措意。岂知不足措意者，即受侮所由来。”在他看来，“历史记外国事，最可诧异者，莫如《宋书》之倭国传，《明史》之撒马儿罕传。此二国，皆狎侮我邦，若弄婴儿于股掌之上”。这里的“《宋书》之倭国传”与中国的海外交通历史有关，因此略加详述。
《宋书》倭国传记载，南朝刘宋时，日本曾派人前来朝贡，“自称使持节，都督倭、百济、新罗、任那、秦韩、慕韩六国诸军事，安东大将军，倭国王”。后来，刘宋的统治者果然“加使持节，都督倭、新罗、任那、加罗、秦韩、慕韩六国诸军事”。丁谦指出：在这段记载中，“最可异者，其王自称为使持节都督六国诸军事。夫倭王都督其本国诸军事，宜也。若百济、新罗、任那、秦韩、慕韩五国，其地均在今朝鲜南境，疆界不相接，民族不相同，远隔重洋，各君其土，既非彼之郡邑，亦非彼之属邦，何能都督其军事？即使势力所及，足以统辖诸邦，则自行统辖可矣，又何为请命于中国？然则倭王此举，盖深悉中国上下，素昧外情，特假贡献虚名，行其诡诈欺诬之术。其视中国一如无知小儿，可玩弄于股掌之上者”。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考倭国三岛，本分百余土部，前史所载，略见一斑。迨统一以来（日本史不载统一事迹，若自古即成为大国也者，亦虚妄不实之证），兵力强盛，每垂涎于朝鲜半岛，欲肆鲸吞，惟虑中国或相干涉，因先舞弄文墨，求予以都督之权，一旦加兵，即可称奉命于中国，又使中国无词以为救援之地，其计划诚狡矣哉！”在一个民族危机日益加深的岁月中，丁谦以时代的眼光对中国正史中关于域外史地的记述作了评述，他认为：“元代至强，奄有亚洲全境，并欧洲东北境，应立外国之传甚多。今但寥寥数则，盖亦有故。一由明初史馆诸人不明异域舆地；二由成书太速，不暇详细搜求；三由蒙古人鲜通中文，记载本少，无可为外国传之原料故也。”“《明史》外国列传，视宋元为详，但当时诸臣，俱不明绝域形势，如铁木耳托贡献之名，玩弄中朝；蒲萄牙东来，冒佛郎机称号。自来无识其欺诈者，殊可哂。”应当说，这样的评价是非常中肯的。正是由于丁谦等人对中国传统史学不断进行反思，后来梁启超等人所倡导的“新史学”才能得以建立。
丁谦的一个重要贡献，是通过梳理中国古代史书，指出某个海外地名最先见于何书，后来又是如何演变的，有几种不同的写法。例如，他在考证《隋书》中的“婆利”时写道：“婆利，始见《梁书》，《唐书》作婆罗，《宋史》作渤泥，《明史》作浡尼，皆译音无定字故也。《梁书》言在广州东南，洲上国境甚大，东西五十日行，南北二十日行，与本传虽未尽合，其为今婆罗岛地无可疑者。至谓自交趾浮海，南过赤土、丹丹，方至其国，盖古时航海，皆循岸行，不敢直截大洋，故须南经马来半岛，然后转而向东，始能达其国境也。”这种追根溯源式的考证，为其他学者提供了方便。而且，丁谦的这一段考证很有说服力，现代学者也有类似的观点。
丁谦在考订中国史书时，并不是仅仅局限于利用中国文献，而是尽量搜集并利用有关外国史地的各种资料。他因此而得出了许多正确的结论。例如，《史记》及《汉书》曾记载过一个名为“安息”的西方国家。19世纪末20世纪初，严复等人曾认为，“安息”就是“亚细亚”一词的异写。丁谦认为这个观点是错误的。他指出：“安息本古波斯地。波斯为马基顿所灭，未几各地分裂。有阿赛西者，于西前元二百五十年（秦孝文王元年）起兵，据波斯中境巴提亚省，自立为巴提亚国（一作巴地耳，一作帕而特，一作巴尔的，一作帕德利亚），其王世世以阿赛西第几为号。汉人误王名为国名，称为安息。安息者，阿赛西转音也。”文中的“马基顿”和“巴提亚”，现在一般写作“马其顿”和“帕提亚”。现代出版的《中国大百科全书》这样写道：安息“作为国名，指公元前247-公元224年的帕提亚（Parthia）帝国。帕提亚原为古波斯阿契门尼德王朝、马其顿马历山大帝国、塞琉古帝国治下的一个郡。……公元前250-前248或247年，郡中一部落酋长阿赛西（Arsaces）兄弟起义，宣告独立。波斯史家多称安息的创建者为Arsak，汉人遂因其王名称其国为安息。”如果把丁谦的话与《中国大百科全书》的这段文字略加对比，我们就可以发现，两者基本相同。一百多年前，生活在象山这个滨海小县的丁谦能够拥有如此丰富的世界历史知识，能够作出如此正确的考证，不能不让人由衷地钦佩。
丁谦对安息的考证，运用的是对音勘同的方法，这也是其他学者常用的方法。
但丁谦并没有固步自封，他清醒地认识到，“对音”之法也有诸多缺陷，仅仅依靠这个方法是远远不够的。所以，他提出了文献考证的八种主要方法，即：揆地望、度情形、审方向、察远近、核时日、考道途、辨同异、阙疑似。根据这些方法，丁谦得出了比前人正确的观点。例如他在考释《元史》所载马八儿、俱兰国时，这样写道：
“此二国惟见《元史》，前人多不知所在，《瀛寰志略》以非洲北境之阿比西尼亚为马八儿，努比亚为俱兰，不但臆度无据，即以本传事实言之，已不可通。”他认为，马八儿、俱兰都位于南印度，这个观点与现代学者的结论基本上是相同的。
丁谦虽然精于中国古代文献的考证，但对许多学科的新知识则缺乏了解。例如，自18世纪开始，欧洲学者越来越普遍地接受了这样两种理论。第一种是人类学的理论，认为世界上的人种可以分为欧罗巴人种（俗称白种人），蒙古利亚人种（俗称黄种人）和尼格罗人种（俗称黑种人）。第二种是语言学的理论，认为欧洲古代与印度梵语同属一个语系，即印欧语系（又称“雅利安语系”，丁谦写作“亚里安”）。但在丁谦看来，欧洲人的这两种理论是极端荒唐的，他为此特地撰写了“欧罗巴洲人种从来考”，认为欧洲人都是亚洲人的后代：“岂知欧洲列强，以余考之，无一不出黄种，所谓亚里安人者，特耶教中附会之谈，毫无实据者也。”他写道：
“欧罗巴者，亚细亚洲之西境也。因亚细亚幅员过大，勉强分画，称为二洲，其实并无天然之界限线。且其地开辟较后，故全洲人种无一不由亚洲分析而来，而其迁徙之后先，参证史籍，均显然有可指之迹象。近人不察，惑于黄种、白种之谬说，弗一推究所从来，殊足嗤已。”丁谦根据中文文献，提出亚洲人迁入欧洲，可以分为“两大派”。第一派由南路迁入欧洲，他们先到地中海东岸，后到埃及，接着渡过地中海，并且创造出了希腊文明以及随后的罗马文明。第二派由北路入欧洲，从先秦到公元6世纪，分五个时期先后不断迁入欧洲。所以，欧洲其实也可以说是“亚细亚洲之殖民地”。丁谦对第二派（即“由北路而入”）的说法甚为得意，因为他觉得这个观点“不特中国人素未论及，即久居其地之欧人亦多为俗说所囿，不能搜求典籍，确考其先世之源流。余合中西史文博观互究，核其时代，详其踪迹，始获略知其大概”。他的结论是：“所称亚里安族者，仅出于里老之传闻，并不见于记载。西人搜求根据而不可得，至籍一二语音相似，为同出一族之证，亦可笑矣。观余以上所考，知欧洲人种，无一不出自亚洲，不特无黄种、白种之分，亦并无所谓亚里安族也。”
实际上，丁谦的这种说法是完全错误的，而导致这种错误的原因则在于对西方人类学与语言学的全然无知。不过，他对当时某些日本人观点的批评则是正确的。他写道：“倭之人种，相传出于徐福，而彼土不以为然，兹自云为太伯后，盖欲托之古贤以荣其族类，亦人情乎。比因欧人骤强，有日人者《兴国史谭》，竟窃附于亚里安遗裔，以表异于黄种。呜呼！何无耻如此？”由于无法直接利用外文文献，丁谦还有一些说法也是错误的。还是以“佛朗机”为例。丁谦认为，《明史》关于佛郎机的记载，可以说是“中国人暗于外情之代表”。丁谦的这一看法无疑是正确的。但由于他误认为“佛郎机即法兰西”，所以就得出了如下结论：“据广东香山县之澳门者，为蒲萄牙，均与佛郎机无涉，而牵混如此。中国人疏于外情，由来久矣！”实际上，《明史》所说的佛郎机，正是指葡萄牙人，而不是指法兰西（法国）。
鸦片战争期间以及鸦片战争之后，在反对英国侵略者的现实斗争中，产生了对海上丝绸之路相关问题的研究。这个新的研究领域，游离于中国学术传统之外，因为中国传统学术的“正道”是以文献考证的方法研究经史典籍。丁谦的贡献在于，通过对正统典籍的考证，来探讨与海上丝绸之路相关的问题，从而将魏源等人所开辟的学术新领域纳入到了中国的学术传统中。或者说，与海上丝绸之路相关的研究，开始被“学术化”了。1900年前后，推动这种“学术化”的另一个重要人物就是沈曾植。不过，两个人的出发点并不相同。丁谦主要通过对正史的研究，沈曾植则主要通过对杂史的研究。
沈曾植（1850-1922年），字子培，浙江嘉兴人，光绪六年（1880年）进士，曾任刑部主事、安徽提学使，上海南洋公学（今上海交通大学）监督等职。他的生平事迹，可见许全胜所著的《沈曾植年谱长编》（中华书局2007年版）。
沈曾植精通中国传统学术，是“我国近代有国内外影响的著名学者”，被誉为“同、光朝第一大师”。他研究过法显的《佛国记》、赵汝适的《诸蕃志》、汪大渊的《岛夷志略》等关于海外交通的重要典籍，并取得了不少成就，“为中外关系史研究做了许多筚路蓝缕的工作”。沈曾植对“中理国”的独到见解，体现了他在文献考证上的深厚造诣。在中文古籍中，所谓的“中理国”仅见于赵汝适的《诸蕃志》，现代学者试图将其地理位置定在非洲东岸，但无法确证。其实，沈曾植早就指出，这个“中理国”实际上是由于“抄胥误析一国为二条”而造成的，其内容属于上文的“勿拔国”。原文应当为：“勿拔国，边海，……遵大食教度，为事中理。国人露头跣足，缠布不敢着衫。”沈曾植的这个观点是正确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