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循至今日，彼能由海而来，我不能由海而往。彼能握我海权，而我有海而不能用。”文章紧接着指出，古代中国“由海道以远适异国者，实惟郑和”。然后，文章介绍了郑和下西洋的事迹，特别是“当时之航海术”。文章还把郑和下西洋置于整个世界历史的背景下进行考察，分析了“当时各国之形势”，认为郑和航海比“伐司哥达羯磨”（今译写作“达·伽马”）早了73年，比“大亚士”（今译写作“迪亚士”）早了61年，是“支那民族之代表以达于亚非利加之南岸者也”！文章最后写道：“自大亚士、伐司哥达羯磨之发见新航海也，而天下之大势为之一变。自哥仑布之发见新世界也，而天下之大势又为之一变。浸假而马盖兰发现太平洋矣，浸假而汲顿曲发见澳大利亚矣，浸假而澳门，而香港，而割其缅甸、越南之属国，而踞其广、胶、旅大之良港。于是欧人之海权愈扩而愈大，支那之海权愈割而愈微。故今日之支那，不特无所谓航海术，且即有航海术，而亦无海之可航矣。试为之披地图。其在支那海东南，沿赤道而西者，若者为英人之领土，若者为法人之领土，若者为美人之新屯煤场，若者为和兰人之旧殖民地。而在当时，固皆我三保太监所镇抚、所鞭箠者也。乃何以荏苒数百年，而卧榻之侧，眈眈者已别有人也。呜呼！”在这段充满海洋意识与民族危机意识的文字中，我们可以感受到作者强烈的爱国热情。
特别有价值的是，《支那航海家郑和传》列出了郑和所到达的89个海外古地名，并且分别注出其拉丁字母拼法，这也是中国人第一次列出这样的中外地名对照表。在这篇文章所复原的中文地名外文写法中，有许多正确的。例如“答那思里”的外文为Tena sarim or Burma。此外，又将“答那思里”复原为Islands off the coast of Tena sarim；“苏门答腊”的外文为The Kindom of Samara of Marco Polo Sumatra；“麻里溪溜”的外文为An island to the North of the Maldives called Isoladi Malicut。从这些注文中可以看到，《支那航海家郑和传》最终的资料来源为英文论著。不过，具体来自何处，尚待今后深入研究。
1905年5月，由于戊戌变法失败而避居日本的梁启超以“中国之新民”为名，在《新民丛报》上发表了《祖国大航海家郑和传》。这篇文章出自梁启超这位博学的史学家之手，因此，其学术性远远超过了《支那航海家郑和传》，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支那航海家郑和传》说，郑和事迹除了见于《明史》外，还有“马欢所著《瀛涯胜览》、《武备秘书》”。梁启超进一步指出，研究郑和的中文史料主要有两部，即马欢所著《瀛涯胜览》和费信所著的《星槎胜览》，并且评论道：“马、费二氏，皆回教徒，以能解亚剌伯语言，被命为通译，故纪行文皆成于其手。马著出版先，故国名少而纪载较详；费著出版后，故国名多而纪载微简。”这就为后人的研究提供了文献基础。
第二，《支那航海家郑和传》虽然注出了89个海外中文地名的外文写法，但并没有说明其依据。《祖国大航海家郑和传》仅注出了39个海外中文地名的外文写法，但对每个地名进行了简略的考释。例如，文中写道：“假马里丁（Carimata Island），大学堂地图所称卡里马塔群岛是也，在婆罗之西南，与苏门答剌相对。（《元史》“史弼传”有假马里答，其位置正如《星槎》所记；《星槎》之马里决为里马之误。）”后来学者的研究证明，梁启超的观点是正确的。梁启超所见《星槎胜览》上的“假马里丁”确实应为“假里马丁”，即Carimata（又作Karimata）之音译。此外，梁启超在“灵山”条中说：“格兰尼威氏谓为今之那的里加山（Nuitran）”；在“麻逸冻”条中说：“格兰尼威氏以巽他群岛中之边丹当之，今从焉”。由此可见，梁启超的一个主要依据来自“格兰尼威氏”。此人很可能就是《根据中文文献考论马来群岛及满剌加》一文的作者W.P.Groenveldt。
第三，《支那航海家郑和传》列出了“郑和所至各地”的地名，但没有说明郑和先到何地再到何地，即没有说明具体的航线。梁启超根据《瀛涯胜览》和《星槎胜览》的记载，比较详细地“推定”了郑和下西洋的航线，认为郑和最远“循红海西岸南航出亚丁湾，复循亚非利加东部海岸南航，经摩森比克海峡（亦作莫三鼻给海峡），掠马达加斯加岛之南端回航”。不管这一“推定”的细节是否正确，但梁启超开启了对古代海上航线的探讨。
虽然梁启超的《祖国大航海家郑和传》并不是像人们长期认为的那样“首先揭开了近世研究郑和的序幕”，虽然梁启超的这篇名作在“论述角度和叙述风格”上“都多少受到过《支那航海家郑和传》的影响”，但是，由于梁启超的社会地位、学术造诣、文字魅力，这篇《祖国大航海家郑和传》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不仅使郑和引起了国人的广泛关注，而且直接促进了中国海外交通史的研究。
《支那航海家郑和传》和梁启超的《祖国大航海家郑和传》是受日本学术界的影响而写成的。除此之外，进入20世纪后，大量的日本学术论著被直接翻译成中文，其中影响较大的汉译日文著作有斋藤阿具的《西力东侵史》（林长民译，1903年），木宫泰彦的《中日交通史》（陈捷译，1931年），桑原骘藏的《蒲寿庚考》（陈裕菁译，1929年）、《中国阿剌伯海上交通史》（冯攸译，1934年）、《唐宋贸易港研究》（杨炼译，1935年），藤田丰八的《中国南海古代交通丛考》（何健民译，1935年）、《宋代之市舶司与市舶条例》（魏重庆译，1936年），内田直作的《明代的朝贡贸易制度》（王怀中译，《食货》1935年第1期），百濑弘的《明代中国之外国贸易》（郭有义译，《食货》1936年第1期），石田干之助的《中西文化之交流》（张宏英译，1941年）。
这样，来自日本学术界的研究成果，就成了推动中国学者开展海上丝绸之路研究的第一股国外力量。
推动海上丝绸之路研究的第二股国外力量则直接来自欧洲学术界，约始于20世纪20年代。这里，我们必须介绍三位杰出的学者，他们是冯承钧（1887-1946年）、张星烺（1888-1951年）、向达（1900-1966年）。
冯承钧，字子衡，湖北夏口人，因天资聪颖过人，而被推荐出洋留学，于1903年来到比利时读中学，1905年进入列日大学学习，1906-1910年在法国巴黎大学学习，获法学学士学位后，在法兰西研究院从事研究工作。1911年，受辛亥革命的激励，毅然回国，几经周折，在当时的教育部工作，与鲁迅有过一定的交往。冯承钧曾在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兼任过教职。1929年，冯承钧因中风而停止教学工作。抗日战争期间，因病留在北京的冯承钧历经磨难。1946年因病在北京去世。
冯承钧“熟谙法、比、英文，还学习了梵、蒙、越等文字”，具有非凡的外语能力。回国后，不管生活如何困苦，冯承钧始终坚持翻译欧洲学术著述，向中国人介绍西方学术成果，特别是法国汉学家沙畹（Edouard Chavannes，1865-1918年）、伯希和（Paul Pelliot，1878-1945年）等人的研究成果。据邹振环统计，冯承钧毕生著译的单行本有51种，其中翻译的40种，编著的11种。在这些著述中，有许多是直接讨论海上丝绸之路相关问题的，例如沙碗的《中国之旅行家》（1926年）、希勒格的《中国史乘中未详诸国考证》（1928年）、费琅的《昆仑及南海古代航行考》（1930年）、费琅的《苏门答剌古国考》（1931年）、马司培罗的《占婆史》（1933年）、伯希和的《交广印度两道考》（1933年）、伯希和的《郑和下西洋考》（1935年）、《马可波罗行纪》（沙海昂注释，1936年）、费赖之的《入华耶稣会士列传》（1938年）。冯承钧所翻译的主要文章，汇集在1934年开始出版的《西域南海史地考证译丛》中，1949年之前，共出版了四编。1956年起又陆续出版了五编。1962年，中华书局将《西域南海史地考证译丛》九编全部校订重印。1995年，又进行了第二次影印。2004年，中华书局再次重印了冯承钧翻译的《马可波罗游记》，出版者这样写道：“在半个世纪里，国内外对于《马可波罗行纪》的作者、版本及其在中西文化交流史上的地位等诸方面的研究，已经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但是，站在今天的角度来重新审视冯译本，我们觉得冯氏在底本选择、文字考订及版本注释上所下的功夫，仍旧是目前其他中译文本扎难以做到的。”
综观冯承钧所翻译的著作，一个明显的特点是，全书充溢着冯承钧本人精辟独到的研究，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是大量地补充中文史料。例如伯希和在讨论扶南国的船舶时，引用了《太平御览》所引的康泰《吴时外国传》。冯承钧在译文中注道：“伯希和所本的是鲍氏本，同积山书局石印本。现检金泽文库本，有几个字不同，将他注在旁边，以资对照。”可见冯承钧在翻译过程中倾注了多少心血。第二是指出国外学者在文献史料上的错误。例如，费信的《星槎胜览》在讲述郑和下西洋的船队成员组成时，曾有“水手民稍人等”的文字。伯希和将其点作“水手民、稍人等”。冯承钧在译注中指出，其正确的点法应当是“水手，民稍，人等”，并且指出，“民稍”即“民梢”，“盖官船雇用民间梢子篙师之类”。伯希和所依据的《西洋朝贡曲录》中有“有曰根肖速鲁奈奈者优人也”的文字，伯希和将此理解成“有曰根肖速鲁奈，奈者，优人也”。冯承钧在译注中指出，“第二个奈字疑重出”。后来的学者接受了冯承钧的观点。第三是纠正了其他学者的不正确说法。最典型的例子当数“马可·波罗”与“孛罗”的关系问题。马可·波罗是欧洲著名旅行家，不仅在元朝统治下的中国生活过，而且还担任过官职。而在元朝史书中，也提到过一个名叫“孛罗”的枢密副使。所以，有些学者就认为这个“孛罗”就是马可·波罗。冯承钧在《马可波罗行纪》的译本中，对此专门进行了考辨，指出中国文献所说的“孛罗”与来华旅行家马可·波罗绝非同一人。所以，冯承钧的翻译过程，其实是东西方学者对话的研究过程。他的译作，不仅反映了西方学者的研究成果，更是东西方学者之间的交流与互动。
除了译介欧洲学术界的研究成果外，冯承钧还对关于海上丝绸之路的中国重要典籍进行了整理研究，如《瀛涯胜览校注》（1935年）、《海录注》（1937年）、《星搓胜览校注》（1938年）、《诸蕃志校注》（1940年）。冯承钧广泛搜集各种版本，认真地纠误勘讹，力求恢复全书原貌。在校注过程中，冯承钧充分吸收海外学者的研究成果，对众多海外地名及物产名称进行了考证，既指出中国文献之误，又指出国外学者研究之误。例如，冯承钧，指出赵汝适《诸蕃志》中关于“大秦”的内容“首采《岭外代答》文，复杂采诸史传语以益之，并以所闻贾胡语附焉”，结果导致了张冠李戴，附会混淆。冯承钧在《星槎胜览》“大喃国”一条的校注中指出：“藤田丰八《岛夷志略校注》以小喃国当《元史·食货志》‘市舶’条之‘梵答剌亦纳’（Fandaraina），殊未知梵答剌亦纳亦作Pandarani，《岛夷志略》另有专条，译名作班达里也。”冯承钧的这个见解是正确的。
这里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冯承钧对《海录》一书的注释，因为目前在对冯承钧的研究中，此书并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海录》的作者是广东人谢清高（1765-1821年），年轻时曾随外国船只出海贸易，曾远航到过欧洲。《海录》记载了海上航线、各国地理、风俗物产等，是中国人根据亲自经历而写的一部重要著作。冯承钧第一次对这部著作进行了全面的考订注释，成为后人研究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依据。直到1999年之前，海内外学者对此书的研究，依然没有超过“冯承钧所述者”。在这部著作中，反映了中国学者在海上丝绸之路研究中的进展。例如，对于长期困惑中国学者的“佛郎机”问题，冯承钧在注文中写道：“波斯大食人称欧罗巴人曰Farang，旧译作佛郎机，顾首与中国通者为葡萄牙人，故《明史》即以佛郎机名之。”而谢清高所说的“佛郎机”，则是指现在的法国了。冯承钧还写道：“今巴黎拿破崙墓后废军院陈列拿破崙遗物，中有厦门土产，殆为清高贩售之物欤？”可惜后来没有学者回答过这一疑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