邺城西3里又修桑梓苑，以地多桑木得名，各苑内皆植奇花异草，无不荣茂。北魏郦道元《水经注》记载邺城说：其城东西7里，南北五里，饰表以砖。百步一楼，凡诸宫殿门台隅雉，皆加观榭，层甍反宇，飞檐拂云，图以丹青，色以轻素。当其全盛之时，去邺六七十里，远望苕亭，巍若仙居。这座邺城在民族纷争的战火中受到破坏，534年，高欢建东魏，在邺城之南建新城新宫。东魏、北齐的邺城宫殿区东西460步，南北900步，表里有21阙，高100尺。宫殿区前为止车门，门内为宫殿区正门端门，端门北为阊阖门，门内为太极殿。阊阖门与端门之间有东西走向的通道，东出为云龙门，西出为神虎门。太极殿为朝会正殿，殿宇高大，周围以120根立柱支撑。以珉石堆砌的基座高9尺，门窗以金银为饰，椽栿斗拱均以沉香木为之。椽端复饰以金银兽，并用胡桃油涂瓦，光辉夺目。太极殿后30步为朱华门，门内是皇帝召见后妃宴饮的昭阳殿，用72根立柱支撑。冬施蜀锦帐，夏施碧油帐。昭阳殿分别连东西二阁，东阁有含光殿，西阁有凉风殿。其间有长廊相连，香草珍木，布满庭院。昭阳殿后有永巷，巷北为五楼门，门内是后宫掖庭，其奢丽豪华超过后赵时期，如圣寿堂用玉珂800具，大小镜2万枚，丁香末抹壁，胡桃油涂瓦，四面垂金铃万余枚，每微风至，方圆十里皆闻其声。圣寿宫北玳瑁楼用金银装饰，悬五色珠帘，白玉钩带，宛若仙宫。城外有离宫多处，漳水畔游豫园周围12里，是齐王射猎之所。齐武帝高湛在城南华林园中修了玄洲苑、仙都苑，封土为岳，穿池造海，象征五岳四海。其中殿宇楼阁，不可胜计。有密作堂，以24架大船浮于池中，堂内有木制机器人，奇巧机妙，自古未有。这些大规模的宫室建筑，应是魏晋南北朝建筑的重要成就。
四、建筑艺术风格
在魏、晋、南北朝300余年间（220年～589年），中国建筑发生了较大的变化，特别在进入南北朝以后变化更为迅速。建筑结构逐渐由以土墙和土墩台为主要承重部分的土木混合结构向全木构发展；砖石结构有长足的进步，可建高数十米的塔；建筑风格由前引的古拙、强直、端庄、严肃、以直线为主的汉风，向流丽、豪放、遒劲活泼、多用曲线的唐风过渡。
在魏、蜀、吴三国至东晋十六国这200年间（220年～420年），建筑技术没有大的进步，南北方的宫殿等大型建筑基本沿袭传统做法。史载东晋建康太庙建于387年，长16间，墙壁用壁柱、壁带加固，可知仍是土木混合结构建筑。当时北方比南方落后，南方如此，则北方可知。
南朝自齐开始，宫殿转趋豪华，官员和士大夫的第宅也日渐侈大。梁建立后，经济繁荣，文化发展，在都城、宫室、塔庙诸方面都有大规模建设。北朝的北魏自平城迁都洛阳后，大力推行汉化，吸收中原地区魏晋传统和南朝在建筑上的新发展，建设都城、宫室并大修寺庙。南北朝中后期，南方、北方在建筑上都有所发展，在构造及风格上都出现较大变化，是以后隋唐建筑新风的前奏。
从现存汉阙、汉壁画、画像砖、明器中都可看到，汉代建筑的柱阑额、梁枋、屋檐都是直线，外观为直柱、水平阑额和屋檐，平坡屋顶，没有用曲线或曲面之处，风格端庄严肃。三国两晋时大多沿用汉代旧式，尚无重大改变。到南北朝后期，随着较大规模兴建宫室、寺庙活动的推动，木构架技术的进步开始出现变化，除前文所述改汉以来柱列上承长阑额为每间用一阑额，增强柱列抗侧向倾倒能力外，还出现两种新的做法。
其一是使正侧面柱列都向内并向明间方向倾斜，称“侧脚”；其二是使每面柱子自明间柱到角柱逐间增高少许，称“生起”。采取这二种新做法主要是使柱网在承受上部荷重后，柱头内聚，柱脚外撇，有效防止倾侧扭转，加强柱网稳定性。但这同时也使得立面上柱子由汉式的垂直、同高、阑额为水平线，变为内倾、至角逐渐增高和阑额呈两端上翘曲线。随阑额上翘，檐檩、挑檐檩也上翘，因而屋檐也呈两端微微上翘曲线。汉代屋顶本是直坡的，但往往把主体建筑四周回廊的屋檐做得略低于主体屋顶，斜度也稍平缓一些，以便室内多进些阳光，遂出现了二阶段两折屋顶。为减轻直屋顶的沉重感，在东汉后期已出现把正脊和垂脊、角脊头加高显曲线的做法，利用屋脊上翘造成屋顶轻举效果。
这两种做法随着立面和屋檐出现斜线、曲线而有所发展，最终形成下凹的曲面屋顶。在屋角部分，汉以来的做法是用一根45°角梁，屋身以外挑出部分的椽尾就插在角梁两侧的卯口里。因屋檐平直，卯口偏在角梁下部，为构造上弱点。檐口出现上翘以后，就可以顺势把卯口抬高使椽背与角梁背同高，这就加强了檐口至屋角处翘起的程度，形成了中国建筑中特有的翼角起翘做法。生起、侧脚和翼角起翘大约出现于南北朝的中后期，与旧式直柱、直檐口做法并行一个时期，进入隋唐后逐渐成为主流，完成了由汉至唐建筑外观和风格上的变化，由端庄严肃变为遒劲活泼。
1．砖石结构建筑
砖石结构建筑在两汉已逐步有所发展，拱券主要用于地下墓室，地上则出现了石拱桥。晋代造桥技术有所发展，西晋在洛阳建有巨大的石拱桥七星桥，在洛阳城濠及河道上还建有很多梁式石桥。据文献记载，在西晋洛阳还造有砖塔。南北朝以后，除地下砖砌拱壳墓室继续存在外，砖石建的塔、殿有很大发展。北魏建都平城时，建有三级石塔、方山永固石室。
477～493年间，还建有五重石塔、园舍石殿。迁都洛阳后又建了很多砖石塔，目前唯一保存下来的是建于523年的河南15层塔檐，登封嵩岳寺塔，塔为砖砌成，平立面为12边形，高39.5米，内部 上下贯通，加木楼板。塔外观一层四角砌出壁柱，南面开门，东西面开窗，余八面砌出塔形龛。一层塔身之下为基座，上为密叠的15层塔檐，上收顶，上建覆莲座及石雕塔刹。全塔实际是用砖砌的空筒，向外叠涩挑出15层檐，上用叠涩砌法封顶。塔身砌砖包括壁柱、塔形龛、叠涩屋檐等都使用泥浆，不加白灰等胶结材。各层塔檐叠涩和素平的基座都用一顺一丁砌成，转角交搭处两面都用顺砖。塔门为二券二伏的正圆券，小塔门用一券一伏，虽没有后世砌法成熟而规范化，都也能基本保持砌体之整体性，故能屹立1400余年而不毁。由于大量建佛塔，砖砌结构由汉代只砌墓室转到地上并取得了很大的进步。
2．佛教建筑
嵩岳寺12角15层密檐式砖塔，南北朝时，一些新建的大寺院，如北魏洛阳永宁寺，仍采取塔为中心，四周由堂、阁围成方形庭院的布局。这一时期盛行“舍宅为寺”的功德活动。许多王侯贵族第宅改建为佛寺。改建时一般不大改动原布局，而以原前厅为佛殿，后堂为讲堂，原有的廊庑环绕，有的还保留了原来的花园。
此种风格布局更属通用式的，成为以后汉化佛寺建筑的主流。南北朝时期的寺院现无存者。作为实物存留的则有石窟寺，以云冈石窟和敦煌早期石窟为代表。中国最早凿建的石窟寺在新疆地区，始于东汉，受南亚次大陆风格影响。十六国和南北朝时，经由甘肃河西走廊一带传到中原，并向南方发展。中原地区早期石窟的建筑，沿袭南亚次大陆于窟内立塔柱为中心的作法，并明显受到汉化建筑庭院布局影响。如，4世纪末建成的云冈第六窟，窟室方形，中心立塔柱，四壁环以有浮雕的廊院，北面正中雕殿形壁龛，即是一例。
“塔”是梵文 Stūpa的音译的简称，意为“高显处”或“高坟”，原是印度的一种纪念性坟墓的通称。它的造型简单一致：覆钵形，上立长柱形标志“刹”。从此，塔与佛教开始密切联系起来。
印度式的塔（Stūpa），是由台基、覆钵、宝相轮等几部分组成的实心建筑。它随佛教传入中原时，汉族本土的木结构建筑体系已经形成，积累了丰富的工程技术和艺术意匠经验，为统治阶级建造过迎候仙人和备远望的重楼。早期的佛教又被视为一种神仙方术，所以，匠人在设计塔时就以本民族习见的重楼为蓝本，建成楼阁式木结构塔。此后陆续又有许多新的塔型传入，如“宝箧印经”、覆钵、“金刚宝座”等，它们同中国固有的建筑技术和形式相结合，衍化出多种类型，如中期的花塔等。
塔的各个部分也逐渐规格化，一般由地宫、塔基、塔身、塔顶和塔刹组成。特别在塔刹部分，变化地吸收了原南亚次大陆窣堵波的形制，后来更有多样化的发展。中国早期的高塔多为空心，可以登临。这一点与南亚次大陆原型大不相同，是中国人的创造。
历史记载中的最大木塔是元魏时建造的洛阳永宁寺塔，高1000尺，百里以外便能望见。可惜这座塔建成不久便被焚毁了。由于木塔易遭火焚，不易保存，又发展出仿木结构砖塔，并在楼阁式基础上发展出密檐式，还有小型单层的亭阁式。自此以后，砖塔逐渐增加，木塔逐渐减少。到10世纪以后，新建的木塔已极为稀有了。中国此时期的木塔已一无所存，唯在日本法隆寺有五重木塔一座（乃隋时高丽僧依魏齐之法所建）和中国云冈石窟内的方形塔柱可为旁证。
中国现存最古的塔是520年建的河南嵩山嵩岳寺12角15层密檐式砖塔。此塔造型特殊，砖建密檐式，平面正12角形，佛塔中仅见此一座，塔身有用莲瓣作柱头（希腊风格）和柱基的八角柱，有用狮子作主题的佛龛（波斯风格），有火焰形的券间（印度风格），形式十分优美。它的艺术处理虽十分成功，但却不是南北朝时期的代表塔型。
3．石窟建筑
石窟建筑来自印度，那里有“支提”窟和“毗诃罗”窟之分，传入中国后按照中国的国情习俗加以改变。云冈石窟中有平面马蹄形草庐顶形制的早期大像窟，“支提”窟变为窟内中央凿成多檐式塔窟。毗诃罗式窟在这里已不见了。早期的昙曜五窟较明显地反映了外来造像的风格，面形圆润、高肉髻、深目高鼻、两肩平阔的造型以及身着偏袒右肩、通肩大衣服饰的佛像均受犍陀罗和笈多式的影响。窟内高达10米以上的本尊造像及排列匀称的麦积山石窟位于甘肃省东部的天水市，因该山形似麦堆而得名。麦积山石窟可能在后秦时已开始建造，魏孝文帝以后，渐趋发达。现存魏、西魏、周石窟大约30个。麦积山石质不宜于雕刻，佛像一般都是泥塑。经过1000多年，塑像并未溃败，这种和泥法也有其特殊的地方。自隋至明清，历朝都有塑像，大塑像高达15米，小塑像高仅20多厘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