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南北朝以后，中国北方地区战乱频仍，经济凋敝，而南方地区相对安定，农业、手工业、商业加速发展，宋都南迁后，更致力于南方经济建设，中国古代经济重心南移。社会经济的发展是藏书繁荣的前提，南方尤其江浙地区的富庶为民间藏书的发展提供了物质基础。也正是在两宋时期，民间藏书在地域分布上也形成了南强于北的格局。有人对《宋代藏书家考》收录的128位藏书家做过统计，以长江为界，北方有44人，南方74人；南方地区中浙江最多，有31人。再如福建地区，唐以前几乎不见藏书家的记载，而到宋代，仅见诸记载的藏书万卷以上者，就有浦城杨纮，仙游傅楫，浦城章甫，甫田方略、方于宝、方崧卿、郑樵、郑寅，闽县朱倬等9人。
两宋藏书家除继承隋唐时期书画并藏的特点外，还扩大了收藏范围，对金石碑刻资料的收藏在宋代成为风尚，并形成专门之学—金石学。欧阳修晚年自号六一居士，其中一个“一”即指自己集录三代以来金石遗文1000卷。李清照和丈夫赵明诚的收藏倍于欧阳修，还将自己的收藏整理成《金石录》30卷。
宋代出现了被称为包背装的图书装帧形式。当时的书籍一般采用蝴蝶装，它的书页都是单层的，打开时有字的一面总是朝里，如果纸质较薄，还容易造成正面与正面相连，不便翻阅。南宋时对此进行改进，出现了包背装。其具体装法是，将书页正折，版心向外，排好顺序，再以版口为准戳齐，在右边栏外余幅的适当位置打眼，用纸捻穿订，砸平固定。然后将纸钉以外余幅裁齐，形成书背。最后用一张比书页略宽的硬纸对折后粘于书脊，把书背全部包起，裁齐余边，就告完成。这种装订克服了蝴蝶装的缺点，翻阅方便，一目了然，所以流行一时，如明代《永乐大典》、清代《四库全书》都采用这种装帧形式。
宋代民间藏书家对藏书的收藏保管达到了一个新高度。这首先表现在对藏书的编目整理方面。对此贡献巨大者首推郑樵。他十分重视图书目录，认为各门学术都有类可分，而目录的功用就在于分别类例，考镜源流。学术的命运在于书籍的存亡，而书籍的存亡又在类例是否分明，因此，详明图书类例，做好目录工作，是关系学术兴亡的大事。郑樵的这些见解既反映了古典目录学的发展，又把图书事业建设提到理论高度。他还是古代第一个提出图书“流通”概念的人。从实践的层面看，以现存的3种宋代民间藏书目录而言，晁公武《郡斋读书志》著录其所藏1400余部图书，按四部分类，全书有总序，部类之前又有小序，每书之下撰有提要，是我国首部民间藏书提要目录。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在继承晁目优点基础上，更加注意对图书版本的著录，共著录图书51180卷，数量甚至超过了南宋官修《中兴馆阁书目》。尤袤《遂初堂书目》著录的版本共18种，被公认为版本目录学的开山之作。
其次，民间藏书家在藏书的技术方法上积累了大量经验。他们的藏书楼多选址在山岩、小溪之旁，利于书籍的防火、防潮。出于藏用并重的考虑，藏书家们开始为书籍备置副本。这一时期在藏书上钤盖印鉴十分流行，这一方面增加了书籍的艺术价值，同时也为考订书籍流传渊源，鉴定版本真伪留下第一手资料。为防止藏书被虫蠹，藏书家们可谓费尽心机。他们十分讲究抄书、装裱用纸，比如廖莹中世彩堂印书用抚州萆抄纸、油烟墨，泥金签装潢。王溥将皂荚末置于书间以防蛀，赵彦若则用寒食面、腊月雪制成糨糊，据说防蛀效果相当好。当时广泛用于印书的纸张也多为事先经过防蠹处理的椒纸。一些藏书家还选择天气晴朗干燥的日子，将藏书搬至室外，书脑向上进行曝晒，这样既可防潮又能防蠹。如司马光每年从上伏到重阳间，择日设几案于庭中，侧书其上以曝书脑。叶梦得也曾连续曝书20余日。这种做法渐渐流传，竟至相沿成习。
宋代藏书家与藏书楼
宋代民间藏书家藏书量不断增加，专门的藏书建筑开始普及，藏书家们为自己的藏书建筑赋予特殊含义的名称，以托物言志。如朱昂有万卷阁，沈立有万卷堂，朱钦有万卷楼，皆以示藏书之富。刘式、张邦基均有墨庄，皆以藏书作为致仕生活之资，视同田庄。司马光有读书堂，以示读书之志。田伟有博古堂，以示藏书之富。吴良嗣籝金堂，喻储书尤胜籝金。道士陈景元以道、儒、医书各为斋馆，类今日之专门书库。贺铸有企鸿轩，其题书籍云升平地，示其才高不羁。范贶有经史阁，示其藏书特色以经史为多。赵明诚、李清照夫妇有归来堂，取陶潜《归去来辞》意。晁公武有郡斋，盖取时守荣州之意。李衡有乐庵，示其以读书为乐。尤袤有遂初堂，盖取孙绰《遂初赋》之名。陆游有书巢，谓所居之室，俯仰四顾，无非书者。蔡瑞有石庵，以其居地得巨石，温润如玉，故名。徐鹿卿有味书阁，谓嗜书者读书如饮醪醴，嚼如稻粱，且其味过之。陈起有芸居楼，示藏书以芸叶避蠹。廖莹中有世彩堂，谓其家两度有五世同堂之盛。周密有书种堂，希望子孙不绝读书种子。朱熹有寒泉精舍，取《诗经》中“冽彼下泉”之意。叶梦得有纳书阁，乃取太史公金匮石室之意。
这些独具匠心的藏书楼名，与藏书家其人其事一起成为藏书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两宋的民间藏书家们对藏书的外借、流传态度也较为开明，允许外人借阅传抄。胡仲尧专辟学舍，设厨廪，延揽四方游学之士。李昉不仅日供牢饩，还允许士人不用和主人打招呼，下马直入读书。宋敏求家富藏书，来读书者赁屋其侧，竟使他家附近的房价高于别处1倍；欧阳修、宋恕等文人也都向宋敏求借过书。他还和王钦臣互置目录，遇所缺，彼此借抄。所有这些，对于造就人才，推动图书交流，繁荣文化具有积极作用。
第二节辽金西夏时期的民间藏书
一、高度发达的刻书业
建立辽朝的契丹族属游牧民族，文化相对落后，后国势日强，开始大量吸收汉文化。947年，辽太宗灭后晋，改国号为大辽，提出“汉契一家”的文化理念，任中国贤才，读中国书籍，用中国车服，行中国法令，接受汉文化的进程大大加快。圣宗以后，进一步确立了儒家文化的正统地位，颁布《五经传疏》，设史馆，编实录。圣宗以下几代皇帝也都积极学习儒家文化，赋诗属文，风雅自命。辽统治者也十分重视图书事业，早在辽太祖时期，皇太子耶律突就派人到幽州采购1万卷汉文图书，这也是汉文图书第一次大规模流入辽统治区。辽灭后晋，又将后晋官方藏书全部北运，充实辽皇家藏书。最高统治者的重视，使学习汉文化成为风气，促进了汉文图书在辽境的流通。
辽代的刻书业也比较发达，据记载，辽代曾根据宋《开宝藏》翻刻大藏经，称《契丹藏》，全藏于兴宗初年雕成，印行后分藏各地寺庙。1974年，山西应县佛宫寺发现了《契丹藏》12卷和一批辽代图书，其中雕印品61件，汉文书写，字体工整。多用藏经纸，也有白麻纸，历经千年仍很坚韧。佛经多为卷轴装，普通书籍蝴蝶装。有坊刻本和家刻本，但更多的是寺院所刻。这多少可以反映出辽代书业发展的水平和状况。
但同时，辽朝的统治者对民间刻印书籍又有很多限制，甚至严禁文字出境，违者罪竟至于死，这又阻碍了书业的发展。
辽代民间藏书家多集中在东京（今辽阳）、南京（今北京）等政治文化中心，其著名者有耶律倍、肖氏等人。
代辽继起的金朝也十分重视文化发展和图书事业，太祖完颜阿骨打时期还创制了本族的文字。金海陵王迁都燕京后，模仿宋朝建立官制，设国子监、太学，以儒家经典和《史记》、《汉书》等为教材。天辅四年（1120年）金军攻占辽上京，将契丹文籍和所藏汉文图书据为己有。天会四年（1125年）克北宋都城汴京，掳徽、钦二帝，将宋宫廷、国子监、秘阁、三馆、秘书省所藏图书、印版悉数运走，汴京书坊的民间藏书和印版也未能幸免，大批刻印工匠被强掠至金上京。宋金议和期间，金军多次责令宋将监本书籍和印版送往金营，作为议和条件。在此基础上，金代文化图书事业迅速发展起来。金代的刻书业十分发达，其中心在平阳。平阳在今山西临汾一带，少受战争破坏，经济文化比较发达，金在此设立经籍所，刊印经籍，以后书坊萃聚，渐渐发展起来。平阳所刻多据抢掠而来的宋版翻刻，质量上乘，世称“平水版”。金代刻书业分布也较广，从真定、大名、蒲州、太原到洛南、莱州、曲阜都有书坊或寺院刻书行世。
藏书理论在金代也有所发展。洪洞人孔天监应友人之邀为其撰《藏书记》，提出藏书应该供公众阅读，不应成为秘不外传的私产。他对友人首倡集资建立公共藏书楼的行为大加赞赏，认为是不但便于己而且便于众，不但用于今亦将传于后的盛事。这种思想表明，由于雕版印刷的推广和图书流通量的增加，图书的社会性越来越迫切地要求藏书由封闭型向开放型转变，是古代藏书理论的一个重要发展。
发达的刻书业为藏书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在辽金夏诸朝中，金代的藏书家最多，藏书质量也最高。其著名者有完颜勖、宇文虚中、元好问等人。
在我国西北地区崛起的西夏也十分重视汲取汉族文化。西夏开国皇帝元昊本人通晓汉字，热心购买翻译汉文书籍。其后几代皇帝更把引进推广汉文化定为国策。北宋时，西夏曾先后6次向北宋赎经；南宋时，双方关系断绝，西夏便遣使赴金购买儒家经典和佛教典籍。
虽然史料缺载，但从我们目前能够见到的实物看，西夏的刻书业十分发达。不仅官方有刻字司，寺庙印施佛经佛像，而且民间也有刻字作坊，现存就有“张氏刻本”、“杨山刻本”等实物。西夏仁宗时一次法会上就散施25万卷佛经，充分反映出西夏刻书印刷的能力与水平。现存的西夏藏书中有大字本，也有小字本；有雕版印刷品，还有活字印刷品；从装帧看，有卷轴装、经折装、梵夹装，还有大量蝴蝶装。尤其西夏后期印刷实物，文字、图像均相当精美，大可与同时代的宋版书比肩。
目前所见西夏时期印刷品
1908年俄国人科兹洛夫从西夏故城黑水城（今内蒙古额济纳旗境内）劫走大批西夏文物，其中印有明确年代的西夏时期的雕版印刷品至少有数十种数百件，如西夏天庆二年（1195年）刊印的《佛说转女身经》、西夏乾祐二十年（1189年）刊印的《金刚般若波罗蜜经》、西夏乾祐二十一年刊印的《番汉合时掌中珠》、西夏正德六年刊印的《韵统》等。
1914年英国人斯坦因又从黑水城掠走大批西夏文物，其中有不少西夏时期的印刷品。据向达研究称，被掠走的57件西夏文的古文书中印本约占一半，另有雕版画残页60片。
1917年，宁夏灵武县出土两大箱佛经，可以确认为西夏时期刊印的有一种两件。
1952年、1972年、1977年在甘肃武威先后发现大批西夏文物，其中可以确认为西夏时期的刊本3种，绘有人物、家畜的版画雕版29块。
1990年，在宁夏贺兰县宏佛塔内出土了西夏文刊本残页多种，还有西夏文木雕残版2000余块，其中最大的一块残版高12厘米，宽23.5厘米，厚2.2厘米，版面文字清晰，弥足珍贵。
1991年，在宁夏贺兰县拜寺沟方塔内发现大量西夏文物，其中有西夏刊印的西夏文、汉文印本数种。其中一部西夏文佛经《吉祥遍至口和本续》是迄今为止世界上现存最早的木活字印本。它的发现证实西夏不仅在雕版印刷上极为兴盛，而且活字印刷技术也已达到相当高的水平。
按常理推断，如此发达的刻书业肯定会催生大批的民间藏书家，但令人遗憾的是，目前我们所见到的西夏印刷品绝大多数来自官方和寺庙两大藏书系统，至于民间藏书的具体情况，我们仍然难窥究竟。
二、辽金时期的民间藏书家
1.辽代民间藏书家
耶律倍（909年—946年），小字图欲，倍是汉名，辽太祖耶律阿保机长子。耶律倍幼时聪敏好学，神册元年（916年）立为辽太子。天赞四年（925年）阿保机带耶律倍亲征渤海。次年取胜，以原渤海地组建东丹国，阿保机自称天皇王，萧皇后（倍之生母）被封地皇王，耶律倍被册封为人皇王（又称东丹王），留驻新立的东丹国，都天福城。
耶律倍受中原文化影响极深，崇奉儒家思想，更热衷于搜藏书籍，多次派人搜集散佚各地书籍。后在争夺皇权的斗争中失利，南迁当时东平（辽阳），设南京，治理南迁后的东丹国。不久，耶律倍就下令在宫廷西部起建藏书楼做为收藏由天福城带来的图书。据《契丹国志》记载，他还曾经派人潜入幽州，花重金购买书籍，运回辽境，总数在万卷以上。后来，他又受到辽太宗的猜忌，被迫再次迁居至闾山。政治上的屡屡失意，使他更加专心于读书、作文中，因此一到闾山便着手建造藏书楼，取名望海堂，收藏从幽州购买的图书，后人称为辽太子读书堂。耶律倍在收书过程中，凡能收到的中原典籍都尽力收罗。由于聚书数量激增，耶律倍又在望海堂下建了桃花洞藏书楼。闾山于是成为辽朝皇家最大的藏书楼，也是东北古代最大私家藏书楼。
耶律倍因皇位继承问题屡遭猜忌，虽数次迁避，但始终难以见信，于是，他应后唐明宗之召，于天显五年（930年），携高美人，载书泛海而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