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晋（1599年—1659年），初名凤苞，字子九；后更名晋，字子晋，号潜在。江苏常熟人，诸生。毛晋的父亲毛清以力田起家致富。毛晋自幼酷爱典籍，后从钱谦益游学，学业大进。他还热心公益，修桥铺路，赈灾济贫，颇得一方好评。
虽然家境丰裕，但毛晋志不在田产，而是挥金聚书。受当时风尚的影响，毛晋也十分重视求购宋元旧刻，为得到上好椠本，他在自己的家门前贴出榜示，称：“有以宋椠本至者，门内主人计叶酬钱，每叶出二佰；有以旧抄本至者，每叶出四十；有以时下善本至者，别家出一千，主人出一千二佰。”这一千金市书的豪举，使得书商和善本收藏者闻风而来，湖州专门贩书的书舶云集于七星桥毛家门前。当时流传着“三百六十行生意，不如鬻书于毛氏”的说法，因此，毛晋藏书益富。毛晋收书还独具慧眼，对那些一般藏书家轻视的残本，也不轻易放弃，使许多濒于散佚的古籍得以流传。
对于世所罕见而藏于他氏不可购得的善本古籍，毛晋则选佳匠精工抄录。其五子毛扆说，他家中的抄书工匠有200名，遇善本则选善书者好纸佳墨照原书一丝不差地抄下来。毛氏抄本抄写工整，酷肖原刻，非细审不能分辨，世称“毛抄”。尤其毛氏影宋抄本，字画、纸张、乌丝、图章，追摹宋刻，以假乱真，名曰“影宋抄”，引得他人竞相模仿，许多宋椠之无存者，赖以传之不朽。而明清抄书业也得以兴盛。
经多年积累，毛晋藏书已蔚为大观，于是，他新建汲古阁和目耕楼以藏书。目耕楼用于收藏普通书籍，汲古阁则收藏善本。尤其汲古阁上下三楹，按地支排列12书架，珍籍善本整齐地排列其上，令观者称羡。毛晋藏书质量也非常高，所藏《十三经》、《十七史》、《册府元龟》、《文选》等纸理缜滑，墨光腾剡，多两宋内府藏书，世所罕见。吴伟业以“比闻充栋虞山翁，里中又得小毛公”誉之，将毛氏汲古阁与钱谦益绛云楼并称。及至绛云楼焚毁，汲古阁更独领风骚，为世人所重。
大约从30岁起，毛晋开始刊印书籍。其刊书之所在汲古阁后，有楼房8间，上存书版，楼下及厢廊为刻书之所，20余工匠常年为其雕版。汲古阁旁之绿君亭、二如亭，则为名士学者校书之所。毛晋刻书十分注重底本的选择，首选家藏宋元旧椠，再以其他藏书家的善本进行校勘，纠讹误，补遗亡，力求忠实于原刊。他刻书的用纸十分考究，是专门派人从江西等地采购来的，因纸边有一篆字“毛”字而被称为毛边纸（厚者）、毛太纸（薄者），其名称至今沿用。
汲古阁刻书中，最著名者当属《十三经》、《十七史》。据毛晋自述，他自崇祯元年（1628年）至十三年，每年刻一经，然后起刻《十七史》，中经连年灾荒、明清易代，耗时多年，经费无数。待大功告成，他本人已从壮年变成“头颅如雪，目睛如雾”的老叟。也正是因为他的这种执着，为汲古阁刻书赢得口碑，钱谦益曾说：“毛氏之书走天下”，绝非虚言。
据不完全统计，从明代万历末年到清代顺治年间，40年中毛晋汲古阁刻书约600余种，为历代私家刻书之最。
毛晋去世后，毛家家道中落，汲古阁所藏宋元古籍归于泰州季振宜，后入徐乾学传是楼。众多书版亦被其后人转卖其他书坊。
五、民间藏书夸江南
明朝民间藏书家人数众多，藏书量空前丰富，可以说藏书之风浸染了全社会的各个阶层。首先，各地藩王藏书为图书史上之最。明初实行分封制，以后各地藩王不与朝事，又饶有家财，遂广事搜集，醉心藏书、刻书。他们所刻之书，校勘精审，版印精美，纸墨精良，在图书史上被称为“藩本”，历来为藏书家所珍重。他们的藏书部分是朝廷颁赐的内府宋元旧刻，部分来自他们的悉心购求，质量极高，亦为藏书家称艳。这其中以周藩定王朱橚、宁藩献王朱权、晋藩庄王朱钟铉父子为代表，其他如光泽王朱宠（水寰）、衡恭王朱祐楎、高唐王朱厚煐、庐江王朱见湳，也都家富藏书。有人还曾对明代藩王藏书进行了统计，发现其地域分布涉及14个省区的25个市县，可以说遍及大江南北、黄河上下以及东北、西南边陲，这在中国藏书史上堪称仅见。其次，仕宦之家仍是藏书家的主体。比如宋濂被誉为开国文臣之首，官翰林学士承旨。积书79000余卷的李敏官户部尚书，积书10余万卷的杨循吉官礼部主事，名闻天下的天一阁主人范钦做过兵部右侍郎，刑部尚书王世贞藏书3万余卷，积书10余万卷的祁承官江西右参政。再次，其他各阶层如世儒、学者甚至书商藏书数量质量上升，堪与仕宦之家比肩。如金华胡应麟既是著名文学家，以诗名列明末五子之一，又是著名学者，在中国版本目录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他的二酉山房藏书4万余卷，深得王世贞的推许。常熟毛晋，其父以力田起家，颇富有。他的汲古阁更是集藏书与刻书于一体，其藏书多宋元旧版，数量达8万余册，家中长年雇刻工、印工多人，先后刻书600多种，为历代私家刻书之最，被钱谦益赞为“毛氏之书走天下”。
【知识小百科】
饾版和拱花
饾版是木版水印中的一种，出现于明朝末年，是在木刻画彩色套印基础上发展的一种套印技术。根据彩色画稿的设色要求，分别勾摹，雕刻成几十块甚至上百块的小木版，然后胶着于指定位置，用水墨、颜料逐色由浅入深依次套印或叠印。印品画面的色彩、层次和韵味，几与原作无异。
拱花是一种不着墨的印刷方法，以凸出或凹下的线条来表现花纹，类似现代的凸凹印、浮雕印。
饾版拱花结合的代表作是明末徽州人胡正言在刻工汪楷协助下于南京印成的《十竹斋笺谱》和《十竹斋画稿》。
明代民间藏书家在地域分布上也有了新的明显的特点。藏书家地域分布更加广泛，除今新疆、西藏、台湾等少数几省外，几乎遍及整个中国。同时，浙江、江苏、江西三省成为民间藏书家最为集中的地区。有人做过统计，东南地区藏书家分布的情况是：苏州268人，杭州198人，常熟146人，湖州94人，绍兴93人，宁波88人，福州77人，嘉兴75人，海宁67人，南京60人。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明代民间藏书的发达和藏书风气的炽烈。
明代藏书家对图书的收藏利用十分重视，在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都有所发展。在藏书理论上，邱浚提出藏书是“万年百世之事”，“今世赖之以知古，后世赖之以知今”；高濂提出“藏书以资博洽，为丈夫子生平第一要事”，都对藏书的意义进行了深刻阐述。祁承（火業）总结提出“因、益、通、互”四字论点，即承旧、创新、别裁、互著，是对目录学理论的重大发展，成为后世目录编制的通例，至今不废。另外，胡应麟在目录学、版本学、典藏学方面的贡献也一直为后人推重，有学者甚至将他与郑樵、章学诚相提并论。图书目录编制方面，据统计，见诸文献记载的有167种，又确知有刻本或抄本流传的48种，为中国古代目录学重要遗产。惟各家书目著录多过于简略，绝少提要，是一大遗憾。
为使藏书免于水火之厄，藏书家们不仅在藏书楼的建造上煞费苦心，还制定严格的防护规定。比如天一阁建在月湖附近，阁前凿一池塘以方便取水，藏书楼的东西两侧砌有高大的封火墙，以防左邻右舍失火殃及。此外，还严格禁止子孙无故开门入阁，携书下阁梯，更不许持烟火者入内。据说清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缪荃孙随宁波知府夏闰枝登天一阁阅书，即被范氏后人要求遵守不携带星火的约定。祁承建书楼时，也要求将住房与书室分开，而且不允许人在书楼内歇宿，以防带入灯烛。对于防潮，明代藏书家多采取隆基避湿和设窗通风的办法。典型者如祁承将书楼分为两层，下层离地基2尺许，用格栅地板以避免潮气湿蒸。天一阁则在楼上多设窗户，以利空气流通，每个书橱下放置英石吸附潮气。还通过在书中夹放芸草的办法防蠹。
在对待图书流通利用的态度上，明代藏书家虽然有天一阁“书不出阁”，祁承“亲友借观者，有副本则以应，无副本则以辞”这样极端的例子，但更多的藏书家的观念还是相当开放的。胡震亨说：“秘不示人，非真好书者。”姚士粦说：“以传布为藏，真能藏书者矣。”李鄂翀更主张：“天下好书，当与天下人共之。”在这种思想观念影响下，藏书家们互通有无成为常态，范钦就与王凤洲互相交换藏书目录，抄写所无相易。沈守正、吴符远相约有秘本时“急录而传”。到晚明时还出现了几个相互传抄秘书善本的组织，梅鼎祚与焦弱侯、冯开之、赵元度，黄宗羲与刘诚、许元溥都参与过类似组织。曹溶更向藏书家发出“流通古书约”的倡议，为中国古籍流通利用史增添了新的内容。
明代藏书家对藏书的利用方式主要是将自己所藏珍本，精加校雠，刻印行世。其著名者如毛晋汲古阁所刻《十三经》、《十七史》。子书有归有光辑所藏书而成的《诸子汇函》，收从周代《鬻子》至明宋濂《龙门子》共94家，为清前子书收录之最。笔记小说有顾元庆汇辑的《阴山顾氏文房小说》、《顾氏明朝四十家小说》、《广四十家小说》。通过藏书家们的努力，许多世所罕见的藏书得以传之不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