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皇帝敕编《四库全书》，除写储于北方的文渊、文源、文溯、文津四阁之外，又在人文荟萃的江南建文澜、文汇、文宗三阁，各存《四库全书》一部。咸丰十一年（1861年），太平军攻陷杭州，混乱之时，文澜阁藏书四处散出。有一天，逃亡在城外的丁氏兄弟在买东西的时候，偶然发现用来包装食物的纸是《四库全书》的书页，非常吃惊。于是借给父亲修墓的机会，半夜潜回西湖之滨的文渊阁中，把尚残留的1万多册《四库全书》用绳子捆成800多捆，每捆2尺多高，用马车运出城外。后又出资购求到300余册。在这期间，人与书辗转逃躲，历尽艰险，终运至上海妥善保管。战乱过后，丁氏兄弟又把这些书籍运回杭州，存放于杭州府学尊经阁。浙江巡抚谭钟麟为兄弟二人保护文献的义举所感动，上奏朝廷。光绪皇帝传旨，让丁氏兄弟继续搜罗散佚的《四库全书》，抄补缺失部分，并负责重修文渊阁。光绪七年（1881年），文渊阁建成，丁氏兄弟将《四库全书》迁入新阁，分类排架，整理得整齐有序。自光绪八年到光绪十四年7年共计抄补残缺者891种，全缺者2174种，经丁氏兄弟大力搜求并组织人力抄补，文澜阁《四库全书》已恢复大半，事后得到清政府的嘉奖。丁氏兄弟又据此将自己的藏书处取名为“嘉惠堂”。
丁氏八千卷藏书楼建于太平天国战乱后，他们一面竭尽全力保护、收集和抄补文澜阁《四库全书》，一面大力搜求各类典籍。经过战乱，江南一带许多原来藏书家的藏书流散颇多，许多典籍流落市井，价格低廉。丁氏兄弟节衣缩食，趁机购得大量典籍。光绪十四年，丁丙在其所居正修堂西北建嘉惠堂藏书楼5座。其中各楼分别名为八千卷楼、小八千卷楼和后八千卷楼，因此世人统称丁氏藏书楼为八千卷楼。八千卷楼藏书既多且精，丁氏书除《八千卷楼书目》20卷外，还编撰有《善本书室藏书志》40卷。丁申另撰《武林藏书录》3卷。丁氏还编刊了《武林往哲遗著》前编50种，后编10种。《武林掌故丛书》共26集，208册。这些目录对以后杭州文献的整理工作作出了不朽的贡献。
丁申、丁丙兄弟去世后，八千卷楼由其子丁立中兄弟保管。光绪三十三年，丁氏兄弟经商破产，欠巨债无以偿还，藏书差点落入觊觎已久的日本人手中。两江总督担心八千楼藏书流落异国，于是奏请清政府以时银73万两全部买下，送到正在筹建的江南图书馆。据1914年南京图书馆清点，八千卷楼藏书有：经部353部6146卷；史部490部2074卷；子部585部11068卷；集部1120部22592卷，总数2548部59880卷。现这批珍籍仍保存于南京市图书馆。
五、百宋千元与校雠辑佚
有清一代延续了明朝从皇亲贵族到仕宦之家，从富商到平民普遍藏书的特点，同时也出现了一些新的变化。首先是清宗室诸王藏书比前代大为逊色。能称得上藏书宏富者仅怡亲王允祥，果亲王弘瞻，恭亲王奕，成亲王永瑆，宗室盛昱等数人。其次，少数民族藏书家增多。著名文学家纳兰性德，积书万卷，其藏书楼名珊瑚阁。满族人积书最多者为完颜麟庆，他利用仕履各地之机大量收购图书，终至8万卷之多，并购李渔故居半亩园，辟室“嫏嬛妙境”藏书。他的藏书直传至曾孙景贤，可称世家。满族之外，尚有蒙古镶白旗人、兵部尚书傅鼎亦积书万卷，藏书楼名谦益堂。四川德化州藏族土司却吉·登巴泽仁，多方收集汉、藏典籍，藏书版30余万片，集工匠500余人，刻印藏文经书，行销海内外。第三，富商尤其晚清时期新兴工商资本家因经商致富而大力藏书，为民间藏书家队伍增添新的成分。寓居杭州的安徽歙县人鲍廷博业商致富，广搜博采，藏书蔚为大观，其藏书楼名“知不足斋”。诏修《四库全书》时，他进呈藏书626种，被著录250种，入存目129种，为民间进呈善本之首。还有以鸦片贸易起家的伍崇曜，以经商致富的潘仕成和孔继勋等，藏书均相当可观。
清代，民间藏书家的地域分布以江苏、浙江为主的格局仍然维持，这两省民间藏书家数量多，藏书量大，藏书质量更是高出其他地区一筹。清初江苏绛云楼、述古堂、汲古阁，昆山传是楼，江宁千顷斋；浙江嘉兴曝书亭，杭州小山堂，宁波天一阁，余姚续钞堂；乾嘉间江苏苏州黄丕烈、袁廷梼、周锡瓒、顾之逵四大藏书家；晚清四大藏书楼中江苏常熟铁琴铜剑楼，浙江湖州皕宋楼、杭州八千卷楼，都在清代甚至中国藏书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但同时，北方地区如京师、山东等地民间藏书显著增加，给人异军突起之感，尤其山东，有统计称清代藏书家有349人，数量上甚至超过了江、浙两省。清初京师弘晓乐善堂，王士禛池北书屋，还有孔尚任、赵执信的藏书，与铁琴铜剑楼并称“南瞿北杨”的聊城海源阁，都名重一时。
清代藏书家收藏图书除了有综合性的特点外，还盛行追求宋元版刻之风。因为宋元典籍年代久远，存世极少，校刻精审，价值极高；乾嘉考据大兴，更将此风推向极致。如黄丕烈收藏百部宋版精椠，专辟百宋一廛室收藏，自号佞宋主人。吴骞则名藏书室为千元十驾，颇有与黄丕烈相较之意。清末陆心源又建皕宋楼，更有后来居上之势。这种藏书风尚一直延续到清末。藏书家们还根据各自喜好形成专门收藏。比如清初钱曾、黄丕烈酷爱宋元旧刻珍本，堂中所列，别无他籍。福建藏书家郑杰，浙江藏书家卢址，杭州丁丙、丁申等人特藏乡邦文献。浙江鱼翼则醉心金石文。这使得清代民间藏书独具特色。
清代藏书家对图书管理的重视也体现在图书编目上。孙从添《藏书记要》和叶德辉《藏书十约》分别对私藏目录编制的意义、种类、方法进行理论总结，章学诚《文史通义》、《校雠通义》更是古典目录学的集大成之作，使清代目录学有了新的发展。从实践角度看，民间藏书家往往自编目录，进而进行版本学研究。据不完全统计，清代民间藏书目录有670种，存世者约350种，是一笔宝贵的目录学遗产。同时，藏书家们更加重视版本鉴定和收藏善本，出现了许多版本目录和善本目录，如毛扆《汲古阁珍藏秘本书目》、钱曾《读书敏求记》、孙从添《上善堂宋元版精抄旧书目》、黄丕烈《百宋一廛书录》、杨保彝《海源阁宋元秘本书目》等等。还有的藏书家根据不同需要编成特种目录，如朱尊彝《经义考》、梅文鼎《勿庵历算书目》是专科目录，胡宗懋《梦选楼所藏金华文献书目》是地方文献书目。
在藏书的技术和管理制度方面有所创新。清代藏书家继承了为藏书建造专楼的方法，而且还分列各种专室分储不同书籍，以方便管理。丁丙建嘉惠堂五楹，其中各楼分别名八千卷楼、小八千卷楼和后八千卷楼。凡《四库全书总目》已收之书，均置于八千卷楼；《四库全书总目》附存之书，分藏该楼东西两厢。小八千卷楼专藏善本，共有宋元刊本200多种，明初精刻本、旧抄本、稿本等分藏左右。后八千卷楼所藏为《四库全书》未收之书。如此收藏，井井有条。在对藏书的日常管理方面，藏书家们都提倡用名贵木材做成书橱藏书，重视不同类别、不同丛书分别排列，对宋元旧版、精抄名刻还要专橱特存。防虫防潮则多采用在书橱上下放置皂角末、雄黄、炭屑石灰等方法。
在藏书的流通利用思想方面，清代民间藏书家也有新的发展。清初藏书家曹溶有一篇《流通古书约》，专门论述书籍流通问题。他认为书籍亡佚的根本原因不在于散失，而在于私人“独得”，不愿“公诸世”。要使书籍久存就要变一家独有为大家共有，其方法就是相互传抄，有无相易。另一位藏书家山东历城周永年作《儒藏说约》，倡议集合各地儒家著作，设立公共“儒藏”，变一家之藏为共读之藏，以便天下之人借阅，并就经费、图书收集、保存、编目、流通等问题提出建议。他还身体力行，与好友周桂馥创建“借书园”，聚书10万卷，供人阅读传抄。他们的主张虽然没有得到实行，但反映了图书事业发展的趋势，为晚清接受西方公共图书馆思想观念作了铺垫。
清代藏书家对于藏书善加利用的主要成就一是校勘古籍。中国古籍因传习久远，错讹滋多，自刘向、刘歆父子校理群书开始，便有许多学者进行校勘。乾嘉以降，考据学大兴，学者们专力于此，成就斐然。著名的校勘家及成就有：卢文弨《群书拾补》，校勘古书30余种；顾广圻、黄丕烈校勘古书多种；陈鳣《经籍跋文》，为宋元刻本作跋19篇；孙星衍校《孙子》、《吴子》；戴震、仓祖望校《水经注》。二是辑佚古书。中国有文字记载的历史悠久，书籍流传中难免递嬗散佚，前代著录，后代无书可寻，令人叹惋，于是有辑佚古书之学。编纂《四库全书》就有意从《永乐大典》中辑录久已散佚的古籍516种，清代民间藏书家的辑佚成果也十分丰硕，黄奭辑成的《汉学堂丛书》，共有经书85种，纬书56种，子史书74种。马国翰《玉函山房辑佚书》计600余种，700余卷。张金吾辑《金文最》共120卷，严可均辑《全上古三代秦汉之国六朝文》746卷，3497家。通过这些努力，许多早已失传的古代佚书得以重现世间，我国历代重要典籍得以保存并流传下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