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藏书观的变革与民间藏书的衰落
中国民间藏书历经2000年曲折发展，几经起伏，终于在清代达到了鼎盛阶段。近代以降，特别是晚清民国时期，很快便开始走向衰落。这种变化出现的原因有深刻的社会政治、经济因素，有西学东渐带来的冲击，更有图书事业本身的发展与变化。
鸦片战争以后，列强用武力逐步打开中国的大门，中国社会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先是洋务运动、维新变法，辛亥革命彻底推翻了封建帝制后，出现了军阀割据的局面，20世纪30年代又经历了长达10余年的反侵略战争。如此剧烈的社会变革，造成社会动荡，这无疑会对整个社会经济文化造成巨大影响，民间藏书自然不能幸免。在这一时期，战乱对民间藏书的破坏是最严重的。例如清末太平天国运动，长达10余年的战事始终以民间藏书富集的江浙地区为中心，兵燹之后，玉石俱焚，民间藏书的散失相当严重，难复旧观。再如清末四大著名藏书楼之一的聊城海源阁亦毁于战火。1929年，土匪王金发攻入聊城，将司令部设在杨宅，海源阁藏书遭空前洗劫，匪首大肆掳掠盗卖，兵匪以书代薪，以书拭枪，甚至厕所马厩无地无书。杨氏捡拾残余，装50余箱运往济南，从此不再回乡。次年王冠军又一次对海源阁进行洗劫，百年文化宝地竟成废墟。号称规模最大的私立图书馆—商务印书馆涵芬楼，也是在抗日战争中被日军有意投掷的炸弹焚毁的。
随着中国被卷入资本主义世界市场，旧有的封建经济逐渐瓦解，新的资本主义经济因素缓慢发展。原先作为民间藏书家主体的仕宦之族失去了经济基础，家境败落，无力支持购书、楼舍维护等方面的经费支出，藏书的出售转手就成为必然之举。这使得民间藏书家队伍失去了最稳定的成分。
在欧风美雨沐浴下，中国民间藏书正经历由藏书楼向西方近代图书馆的变革。中国古老藏书观念始终存在重藏和重用的分歧，虽然主张藏书开放的思想占主流，但始终不能形成全社会的共识。接受西方近代观念后，兴办新式藏书楼、近代公共图书馆已形成社会思潮。从早期改良主义者郑观应、王弢，到维新派康有为、梁启超，再到著名教育家蔡元培、陶行知都力倡此议。他们一方面抨击古代藏书楼私家秘藏的弊端，倡导民间藏书向社会全面开放；一方面积极推介西方先进的藏书理念和技术。在他们的推动下，民间藏书终于走上向新式藏书楼、近代公共图书馆的转变之路。如徐树兰、张謇、盛宣怀等人以私家藏书为基础成立图书馆，向公众开放；梁启超藏书则永久寄存北平图书馆。同一时期，公共图书馆发展极为迅速，1925年仅294所，1936年已达1502所，且由省会逐步转向县乡，渐成系统。学校图书馆的发展甚至超过了公共图书馆。新式公共图书馆使民间藏书本来承担的一些社会职能弱化，纯粹的民间藏书越来越明显地带有个人爱好的特点—民间藏书的衰落已不可避免。
近代以后，中国社会经济结构发生变化，“一战”期间，民族资本快速发展。这反映在民间藏书上，就是藏书家中封建成分减少，工商实业家显著增加。如严邀为盐业巨富，藏书处名贲园书库，家藏图书1.4万余种，11.5万余卷。卢靖为实业巨子，有藏书10余万卷的知止楼，又捐建南开大学图书馆，开办北京木斋图书馆。陶湘是金融巨头，积书30万卷。莫伯骥业商致富，有五十万卷楼。刘承幹出身商业世家，其嘉业堂藏书20万册60万卷。这些新兴工商实业家财力雄富，在短时间内就坐拥巨帙。有人估计民国时期大藏书家十之六七是这类人。
清末民国时期藏书家在西方近代文明浸染下，藏书思想更加开放，许多人将私藏公之于众，有的利用私藏开办图书馆。其著名者如张謇的南通图书馆，荣宗铨的大公图书馆，赵贻琛的赵氏图书馆，胡思敬的退庐图书馆，叶景葵、张元济的合众图书馆；盛室怀将全部藏书捐给交通大学、圣约翰大学，陈宝琛两次捐书4万册给福建协和学院图书馆，严修捐书5万卷给河北省图书馆。应该说，这些做法符合近代图书发展趋势，是中国民间藏书思想的巨大进步。
这一时期民间藏书家的收藏范围不断扩大，更加具有广泛性创新性，主要体现在：一、随着机器印刷的广泛采用，藏书内容以收藏古籍为主转为所有书籍。二、专藏更加多样化，更具藏书家主观色彩。收藏较为集中的领域有：边疆史地文献，如张穆专门收藏有关蒙古的文献；南明史文献，邓秋实等人编过《国粹丛书》；地方史志，王体仁九峰旧庐藏有2801种；乡邦先哲文献，如叶昌炽收藏中有1/3以上是苏州乡贤文稿；宋春舫、齐如山、周明泰是戏曲收藏专家；秦翰才收集历代名人年谱2200多种；彭谷声藏尺牍超过了10万通。
鸦片战争后，中西交通日益畅通，而中国国势孱弱，境外许多机构或个人乘机纷纷来华大肆掠夺或收购古籍，造成中华珍贵古籍大批外流。据统计，中国古籍外流较多者有日本、北美，欧洲英、法、德、俄诸国。仅民国前期大宗流入日本的就有澳人莫里逊在华藏书2.4万册，陶湘574种丛书2.7万册，徐则恂4万余册。据钱存洲先生粗略统计，美加两国藏有中文资料的图书馆有近100所，藏书500万册。而像敦煌卷子等中国早期写本的印刷品，则多藏于欧洲。这种情况使一些爱国的藏书家、文化人士痛心疾首，纷纷采取措施，力图挽救。日本自明治维新后崇尚西学、摒弃旧籍，藏书家杨守敬便趁赴日任职之机大肆回购流日的中华书籍，捆载回国。以后康有为、张元济、孙楷第、王重民等人也都为此做出了努力。抗战期间，中央图书馆馆长蒋复聪组织“文献保存同志会”，利用中英庚款，在已沦陷的上海、香港两地展开抢救活动，共抢救堪称国宝的精品82种，善本4864部、4.8万余册，普通线装书1.1万部，避免了更多的古籍外流。
二、清末民初的民间藏书家
清末民国时期民间藏书在新的时代背景下曲折发展，学习西方先进图书理念和技术，丰富了藏书内容，创新藏书理论，完成了向近代藏书的转型。现节录有关学者的研究，将这一时期民间藏书家及藏书情况略述如下。
方尔谦（1871年—1936年），字地山，号无隅，别署大方。江苏江都（今浙江扬州）人。少负盛名，却仕途坎坷。清末居北洋幕府，宣统年间，曾供职于度支部盐政署。辛亥革命后不久，移居天津，寓津20余年。终年65岁。
方少时家贫，后业盐致富，方始广泛搜求。宣统年间，敦煌劫余经卷由甘肃运往北京，据说时任学部大臣的李盛铎，利用职务之便与方尔谦等私分之。方获唐人写经300余卷，内以莲华经为多。辛亥革命后，方尔谦经营盐业，骤富，遂大量购置古书字画。方氏曾获宋刻本《舆地广记》38卷，原系丁日昌旧物，内有黄丕烈、顾广圻题跋，颇为名贵。方得之后，遂自称为“一廛一宋”。
方氏晚年窘迫，靠鬻字、借贷度日，所藏之书典售殆尽。但是他颇能自解，怡然自乐，戏言：买书一乐，有新货也；卖书一乐，得钱可以济急也；卖书不售一乐，书仍为我有也。其宋本《舆地广记》让归袁克文，明版《诗外传》、《塵史》、《云麓漫钞》和《皮子文薮》陆续为周叔弢所得，余者则不知散佚何处。
罗振玉（1866年—1940年），字叔言，号雪堂，因溥仪赠“贞心古松”匾额，又号贞松，自署守残老人。祖籍浙江上虞人。15岁中秀才，后在乡中教私塾。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应张之洞邀请，任湖北务农局总理。次年，去日本考察教育。辛亥革命后，携家避居日本。民国八年（1919年）回国。民国十四年2月，将溥仪秘密送到天津张园。“九一八事变”后，积极参与建立伪满洲国的活动，并在伪满任职。民国二十六年辞官。
罗氏在淮安时即开始治学，但苦于家中无书。壮岁出游，节俸之余，开始购书。其藏书主要来源有3个方面：一是收购了广东藏书家孔广陶岳雪楼的部分收藏；二是在日本期间大量购置中国古籍；三是在北京购买。罗振玉富藏书，有目录两种，所著录的都不是罗振玉的全部藏书。《罗氏藏书目录》共著录3584部典籍，约3万余册。如加上之后所增，当在15万册左右。
罗氏不仅藏书，还藏大量的碑刻拓片、玺印、青铜器等。其数量和质量都相当可观。
罗氏生前，所藏典籍文物基本上没有损失，只出售一小部分。后由其孙罗继祖先生于1949年捐献给政府，其中的精品部分及部分罗氏刊本被调给东北图书馆，其余交旅顺市图书馆。
叶德辉（1864年—1927年），字奂彬，一作焕彬，号郋园，一号直山。湖南湘潭人。17岁入长沙岳麓书院就读，光绪十八年（1892年）中进士，授吏部主事。
叶德辉先世已有所藏，他自己则是在光绪十二年入京会试时，每日到厂肆选购，开始注意收藏。到宣统三年（1911年）时，他的观古堂藏书已经多达4000余部、20万卷左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