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务分子为了伪装掩护活动，有时会用好几个不同的化名，彼此互不了解，往往花了许多金钱和时间，待准备逮捕对方，呈请区部核准时，始发觉所要逮捕的对象原来是自家人。有一个中共叛徒马某，投敌后担任“直属通讯员”，他故意冒充是中共华东方面的重要领导人，引起几个特务组的盯梢。戴笠获知这一情报，大喜过望，特地向蒋介石作了报告，待他下令将其逮捕后，又发现是自家人。戴笠气急败坏，除大骂华东区的特务头目外，为在蒋介石面前有所交代，只好以假当真，将马某押送南京处死。为避免类似事件再次发生，戴笠特别作出一项规定，凡今后发现新的线索，以及伪装活动时所接触到的人，都要详细报告。
这一时期，戴笠领导的特务处在北平、天津、武汉、厦门、上海、西安、济南、成都等各地号称破获过中共地下组织及“左翼大同盟”等反蒋组织的活动数十起，逮捕了数百名“嫌疑犯”。其中情况复杂，真假难辨，如1934年5月31日晚，他们在南京下关破坏“大风报推销处”时，不仅逮捕了“毛泽东的代表”姚乃勋，而且起获了“红军第一军团司令部”木刻大印及委任状等。虽然当局对此津津乐道，广为宣扬，但细细分析，这一案子的破绽是非常明显的。当时中共中央和毛泽东怎么会派人把“红军第一军团司令部”大印带到南京来呢？难道他们要自投罗网，在国民党的首都招兵买马吗？这真是一大笑料。
“怪西人事件”
1930年，苏联红军情报部以共产国际情报局的名义在中国上海建立了联络站，派来比利时籍立陶宛人、共产国际远东区负责人约瑟夫·华尔敦（原名雅可夫·儒德涅克Yakov Rudnik）为该站负责人。他周围的工作人员有陆海防、汪墨清、胡克林、黄维佑、俞瑞元等多人。
1935年4月，约瑟夫·华尔敦在上海将一封密函交由陆海防转送给在武昌行营第五处任职的中共地下党员刘遂元（刘思慕），陆海防派陆独步将密函送往武汉，但他刚一到武汉，即被国民党逮捕。刘遂元因在约定时间未收到文件，便致电上海询问，约瑟夫·华尔敦高度警惕，即派黄维佑乘飞机到武汉通知刘撤退，刘当即避往苏州。
戴笠的特务处获得情报后，立即联络上海淞沪警备司令部派员缉拿。他们侦知刘遂元之妻曾兆蓉于5月5日由武汉到达上海，住东亚旅馆内。陆海防也住此旅馆，特务们在其外出时将其逮捕。陆被捕后供出自己的身份并招供一切，并带领特务前往福照路将约瑟夫·华尔敦逮捕。接着又领路将担任联络工作的汪墨清、胡克林及任翻译的黄维佑、俞瑞元等人一一逮捕。
当特务们去东亚旅馆搜查时，曾兆蓉已潜赴苏州。戴笠获知后又立即派员追捕，但刘遂元早已逃往太原，曾兆蓉也去了济南，特务们只得将房东陈文路之弟陈文杰逮捕。
戴笠对于号称共产国际在沪组织的被破坏，非常满意，为扩大战果，他亲自参与审讯人犯，希望由此找出中共在沪的地下组织。但约瑟夫·华尔敦在接受审讯时却一言不发，“坚不吐供，即其姓名国籍，亦多方掩饰，不肯明言”，其他被捕人员也仅仅承认已暴露的身份，其余一概不说。戴笠对此也无可奈何。
此案因涉及外籍人员，引起当时舆论界的广泛关注。报界称之为“怪西人事件”和“神秘西人案件”。
特务处审不出结果，只好将此案移送军委会委员长武昌行营处理。武昌行营又发交湖北高等法院审理，依据被搜出的函件、笔记、账单等，还有几张从报刊上剪下的剪报，都被作为“刺探中国政治及军事上秘密”的依据，于是年8月8日提起公诉。
此案一直拖而未决，约瑟夫·华尔敦被关押了两年多。1937年抗战爆发后，他被保释出狱。
“怪西人案件”是戴笠特务处与苏联情报机构发生的一次直接交手，结果也未见多大成效。
“白皮红心”的中统特派员杨登瀛
“中央特科”成立后不久，中共的地下工作就打开了新的局面。在周恩来的精心策划与陈赓的努力下，情报科通过关系，成功地争取到了国民党中统局上海特派员杨登瀛。
杨登瀛真名鲍君甫，在大革命时期曾是国民党“左派”，与中共人士有密切的关系。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他混迹于上海滩，经同乡密友、国民党中央组织部调查科总干事的杨剑虹介绍，加入中统，专事对付中共与其他反蒋势力。但他并没有真正投蒋，却利用这一机会与中共地下党取得了联系，通过中共中央特科人员陈养山向中共闸北区委表示愿意为中共工作。1928年5月，在获得周恩来的同意后，陈赓与杨登瀛见了面，建立了关系，杨便成为一名“白皮红心”的中统特务，成为中共地下党的重要线人之一。他为中共在中统内部安插了许多人员，并提供了许多重要情报，特别是及时提供的中共被捕人员变节的情况，使中共避免了多次损失。他还在以下几个重大的事件上帮助了中共。
其一，营救被捕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组织局主任罗亦农。
罗亦农，湖南湘潭人，出生于富家，后到上海求学，结识陈独秀，加入中共。1922年被送往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任中共旅莫支部负责人，与刘少奇、任弼时是同学。1925年回国后，从事工人运动。1927年任中共江浙区委书记，参与领导了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并在随后党的五大上当选为中央委员。大革命失败后，调任湖北省委书记，并在“八七”会议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会后组织领导了鄂南暴动。这年11月，在上海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与周恩来、李维汉组成中央组织局，出任主任。是月下旬，作为中央巡视员前往武汉指导两湖省委工作。1928年元旦回上海同李文宜结婚，主持中央组织局工作。4月15日，罗亦农因其秘书何家兴、郝稚华夫妇的出卖，被英租界巡捕房抓获。周恩来与陈赓、顾顺章等人策划在巡捕房向上海当局解送他时实行武装劫夺，但由于陈立夫对此案的高度重视，亲自出马指挥与英方交涉，最后提前解送，以致抢救不及。
当局审讯无结果，于21日奉蒋介石命令将罗亦农枪杀。中央特科营救不成便派出“红队”，于4月25日将叛徒何家兴、郝稚华处决在住所内。
其二，1928年8月，中共平凉路沪东区工会机关被中统侦悉，淞沪警备司令部函知英巡捕房政治部搜查，结果有七名共产党人被捕。在杨登瀛的侦探之下，中共特科得知是叛徒戴冰石8月初秘密自首投敌所为，遂将其处死。
其三，1929年8月24日，法租界新闸巡捕房在上海沪西新闸路经远里六一三弄12号，将正在开会的中共重要人物彭湃、杨殷、颜昌颐、邢士贞、张际春等五人逮捕，周恩来因事缺席而幸免。杨登瀛立即打听到了这一绝密消息，获悉告密者就是该处房东、中共中央军委秘书白鑫。周恩来遂于当晚召集中央特委紧急会议，布置营救工作。
白鑫原系黄埔军校第四期毕业生，先后参加过东征北伐，大革命失败后，参加南昌起义、广州起义，随军到达海陆丰，一度出任彭湃属下的团长。海陆丰农民起义失败后，他偕妻子王英北上上海，出任中央军委秘书。
1928年冬，彭湃到上海担任中央农委书记兼江苏省军委书记后，白又兼任彭的秘书。因此，白鑫夫妇的住所便成为党的一个重要联络地点。因对革命前途失去信心，他们遂通过在南京政府军政部储备司任司长的白鑫之弟白云深，向国民党自首，透露了中共中央军委与江苏省军委于是日下午在他家里召开联席会议事，由上海警察局通报给法租界巡捕房缉捕。
26日，彭湃等五人经租界临时法院审讯后，当即判决。下午便引渡给上海市警察局。陈赓通过杨登瀛获悉上述情况后，指示他利用陪审员的身份，与彭湃等人取得了联系，并决定在把他们解往淞沪警备司令部途中组织营救。8月27日晚，蒋介石亲自抵达上海处理此案。在火车站意外遭到刺客的袭击，险些丧命。蒋介石一怒之下，决定立即处死人犯。次日凌晨，特科营救成员在顾顺章、陈赓等人的指挥下，按计划埋伏到囚车必经之地枫林桥准备救人，但行动时因枪械意外出了问题，致使行动失败。
30日上午，警备司令部军法处对彭湃等五人进行了复审和严刑拷打，午后1时，彭湃、杨殷、颜昌颐、邢士贞等四人被枪杀于警备司令部大院内。
周恩来知悉噩耗以后，悲愤难抑，当即起草了《中共中央为反抗国民党屠杀革命领袖告全国劳苦群众书》，愤怒声讨国民党当局勾结帝国主义屠杀彭湃等革命领袖的罪行。不久之后，在杨登瀛的帮助下，中共“红队”在叛徒白鑫逃往国外前夕将其刺杀。
1929年农历新年，淞沪警备司令部接到湖南人黄歧密报，可抓到共产党的重要人物罗迈。在打入淞沪警备司令部的中共情报员宋再生的安排下，黄歧于正月初五在司令部见面宴请之时被毒死，此举有效地保护了中共领导人的安全。不久后，宋再生又将出卖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秘书长，兼任宣传部长李立三的铁路工会秘书顾某解决，并将李的住所古玩店搬迁，杜绝了后患。
杨登瀛还在钱壮飞打入徐恩曾中统组织、成为徐的机要秘书的过程中起到了辅助作用。中共中央由此掌握了国民党中统特务机构所有重要的机密。
周恩来称此举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钱壮飞伪装出色，取得了徐恩曾的信任与重用，并在最后的危急关头挽救了党中央和中国革命。
“红队”成立后，在上海滩上与国民党特务与租界巡捕房开展了一系列的殊死搏斗。
第四节“顾顺章案”的发生与中统的发展
在20世纪30年代初，发生了一件国共秘密斗争中的大事件，这就是有名的“顾顺章叛变案”。这一事件是陈立夫中统特工系统在与中共斗争中取得的一次大收获。但由于周恩来等人的沉着应对，终于使其对中共及其革命事业的危害降到了最低点。
顾顺章，上海宝山县人，产业工人出身，早年在上海英商南洋兄弟烟草公司做小工头。因身怀武功，为人豪爽又颇具小聪明，在上海“五卅”惨案大罢工时，担任工人纠察队队长，表现勇敢出色，加入了中共。他曾一度专任苏俄顾问鲍罗廷的侍卫。1926年9月，党组织派他和陈赓等人到苏联学习政治保卫工作和群众武装暴动经验。在伯力，他受到了“契卡”的系统训练。
半年后回国，被任命为中共中央政治保卫局局长，由此进入了党的核心阶层。
他在响应北伐战争的上海工人武装起义中担任了领导组织工作，曾经立下过功劳。但是，顾顺章并未经过系统的马克思主义思想教育，政治立场不够坚定，严格地说，他还是一个流氓无产者。因此造成了他被捕后的很快叛变。
1931年3月，中共中央安排张国焘、陈昌浩等领导人去鄂豫皖苏区，顾顺章担负了护送的任务。在圆满完成任务后，顾顺章在返程途中，违反秘密工作纪律，在武汉逗留，并公开进行魔术表演，不料被国民党中统调查科派往武汉的特派员觅得了行踪。
1931年4月25日，中统调查科武汉特派员蔡孟坚控制下的中共叛徒尤崇新，在武汉江汉关轮渡码头，偶然发现了顾顺章，随即将他逮捕。当晚，顾顺章要求见蔡孟坚，供出了自己的身份，并自认为中共要人、特工主管，要求与蒋介石见面，他同时要蔡不向徐恩曾报告，以免泄密，但他又不肯说出钱壮飞的姓名，以为奇货可居。蔡孟坚在中统内部有“铲共专家”的称号，曾组织破坏过中共汉口地下党机关，脾气较大。他在试探性要顾说出在武汉的中共地下党组织人员并加以捕获之后，相信了顾顺章的话，在请示武汉行营主任何成浚后，他们决定从水路将顾顺章押解南京。为抢先报功，他们没有听从顾顺章的劝告，于25日晚连发六封急电向陈立夫和徐恩曾报告了捕获顾顺章及其已经自首的情况，还注明不要让徐身边的人知道此事。
恰逢周末，徐恩曾离开了办公室，并将随身的密码本也交给了机要秘书钱壮飞。当钱译出全部的电稿后，不免大吃一惊，在排除了中统对他实行考验的可能性后，钱壮飞立即作出了终止潜伏向中共中央报警的决定。他迅速采取了三项措施：一是派他的女婿、交通员刘杞夫火速前往上海，向李克农报告事件，请中央立即采取对策。二是给在南京的地下党发出警报，要他们撤离，同时用暗语电报通知天津潜伏于中统的胡底等人应变。三是他决定自己次日一早也撤往上海，再次向党中央报警，临行前留下一封给徐恩曾的信，以揭露其为非作歹行为为要挟，警告徐不准对他的子女家人下毒手。
钱壮飞的这一系列行动，有效地遏制了徐恩曾的行动，减低了顾顺章投蒋所造成的危害，在根本上挽救了中国共产党中央领导机构，因此改变了事件的结局。
当上海中共中央收到特急警报后，周恩来在云南路福兴字庄中央军委地下联络点紧急召开了中央特委成员会议，决定中央政治局、中央各部、中共江南省委、共产国际远东局等立即搬家。果断处置之下，市区内外几乎所有的中共重要机关与联络站点，在一夜之间便撤退了。同时也向顾顺章所知的天津及其他城市地下党组织发出了立即撤退的警报。但无可挽回的是，由于顾案的影响，中共地下党在武汉、南京、上海、天津等地系统都遭受到了不同程度的损失，组织网络在一段时间内也陷入了混乱瘫痪的困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