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导致顾顺章死因中，还有一个不容忽视的因素就是他与戴笠的秘密交往。起初，因顾在中统的讲课渐有名气，戴笠也请他去训练班讲授特务工作要领，并想挖中统的墙脚，以金钱要职引诱顾顺章弃徐投戴，而顾因自觉得不到徐恩曾的重用，也有此心。此事为徐恩曾发觉，曾有将顾立即处死的冲动，但事后还是忍耐下来。此事虽然不是顾顺章被杀的根本原因，但也算是其因素之一。这是国民党特工组织中统与军统矛盾的早期摩擦热点。
翌年，徐恩曾通过陈立夫向蒋介石报告说顾顺章有“反骨”和种种反叛迹象。蒋介石本来对敌营投靠者就有反感，随即下达手谕：“顾顺章怙恶不悛，着即枪决可也。”于是，这个罪有应得的变节者被枪毙在苏州监狱内，结束了罪恶的生命。
顾顺章对中共地下党组织的破坏力至此告一段落。
顾案的收获，使陈立夫与徐恩曾在蒋介石面前得到了“恩宠”，蒋亲自召见徐恩曾，给予嘉奖，并嘱咐说：“有共无我，有我无共，必须放手大干，只求确有实效，一切不成问题。”从此，徐恩曾及其中统特务组织确立了他们在蒋介石心目中的地位，开始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为了掩饰他杀顾顺章的内幕，徐恩曾多年后在其回忆录中写道：“我所遗憾的是，这位具有特殊贡献的朋友，不曾和我合作到底。1935年春，因和敌人重新勾结而被处刑。由于他不安分的本性，我虽然尽量优待他，日子一久，他仍感到不耐，要找政治上的出路。在我们这边找不到，又去和共产党勾结，向共产党提供我们内部人事和业务报告。后又发现他有实行暗杀计划后逃往江西苏区的准备，我只好对他放弃了。我前后经办和他同等重要的共党分子的自新转变案件不下五六十起，顾顺章是唯一转变后又想回到敌人怀里的一个。”我们现在仍不知道徐恩曾的这些说法有何事实根据，从当时顾顺章与共产党已成不共戴天仇人的情况来看，顾想回到中共一边几乎毫无可能，徐的说法大有掩盖真相之意。
顾顺章一案至此完全结束。它给中共方面及其情报系统带来的教训是非常深刻的，在国民党特工历史上，它既是一次空前的成功，也是一次空前的失败，其对国民党中统组织发展的影响是巨大的，成为抗战之前中统乃至国民党特工组织活动史上最大的事件之一。
第五节厉行反共迫害民主人士
1932年，蒋介石出任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之后，决定“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设立南昌行营，指挥在江西地区的“剿共”事宜。为了军事作战的情报需要，在南昌行营中设立了情报部门，专门从事对江西苏区等中共区域的情报作战任务。南昌行营情报处成为当时国民党特务机构在反共作战中的急先锋。
按照蒋介石与南京国民政府的政治理念，借用孙中山的治国学说，他们认为必须经过“军政时期”，才能达到“训政”与“宪政”阶段。而所谓的“军政”，直言之就是军事化的统治阶段，在这个阶段中，必然依靠武力来扫平天下，对一切反对派实行镇压与消灭。因此，在“先安内”的战略目标下，南京政府除了平息国民党内的反蒋武力抗争外，就是要对他们的最大的政治对手中共及其武装实行“围剿”，反共成为南京政府的头等大事，同时他们也要对付党内、国内民主力量对蒋介石独裁统治的限制与反抗。
国民党的反共与镇压民主分为公开与隐蔽两条战线。在隐蔽战线上，配合反共政治军事斗争，蒋介石利用其特务机构进行了一系列的活动，其目的主要是刺探搜集有关情报，以供反共与平息反蒋势力之需；外加以特殊手段对付反对派首领，以达成扫除政治对手的目的。
在20世纪30年代早期，国民党特务在上海等政治中心区制造了一系列的暗杀与袭击事件，演成了轰动一时的大案。比较引人瞩目的有：杨杏佛被刺案
杨杏佛，名铨，早年加入过中国同盟会，1925年留美回国后，投身国民革命，1924年前后，曾任孙中山的秘书随行北上，后参加过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是一位老资格的国民党人。1928年起任南京国民政府中央研究院总干事，并在东南大学等校任教。他深受西方民主思想影响，对蒋介石政府的独裁残暴行径极其厌恶，便于1932年底，与宋庆龄、鲁迅等人一起组织了“中国民权保障同盟”，担任执行委员兼总干事，共同致力于反对蒋政府独裁内战的活动，积极争取言论、出版、结社自由，要求停止内战团结抗日，并营救因抗日救国而入狱的中共与民主人士，走在了当时中国民主运动的前列。因是之故，杨杏佛遭到了蒋派的憎恨。
这一时期，是孙中山夫人宋庆龄积极从事反对蒋介石统治活动的高潮期，孙夫人公开指责蒋介石背叛了孙中山的革命事业，并组织“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等民主团体与其开展斗争。因为宋庆龄的身份、地位及其在国内外的巨大影响，使蒋介石不敢对她直接动手，但她的这些活动又使蒋介石不能不问，蒋只有命令戴笠的特务组织对位于上海法租界法国公园附近的宋宅进行严密监视，由军统干员沈醉负责，每天要写“监视日报”上报宋的活动。
沈为达到逼迫宋搬家的目的，曾两次向宋家邮寄手枪子弹，并用打电话、写恐吓信等手段进行威胁。为落实戴笠派人打入宋家的指示，上海区法租界小组的特务们还派人接近宋的女仆，意图收买，但被报告给宋庆龄了。沈醉又试图用“美男计”勾引宋家女佣，在有所进展后也被识破了。
戴笠还曾与沈醉一起密谋，企图以制造车祸来加害宋庆龄，准备把她撞成伤残来阻止她进行反蒋活动，甚或置其于死地而后快。他们已经准备好了保险汽车，等待时机下手。但戴笠仍有疑虑，他怕一下害死了孙夫人把事情闹大，追究起来自己跑不掉。他问沈醉如何做到把人撞伤而不死？沈也没有把握。后来，他们的企图被蒋夫人宋美龄知道了，立即下令严厉制止。
蒋介石、戴笠不能对宋下手，就把目标转向宋的得力助手杨杏佛。
1932年底，杨杏佛又在《文汇报》上发表《再论四一二大屠杀与中国之人权》一文，大大激怒了蒋介石。1933年初，杨到华北，设立“民权保障同盟”北平分会，扩大组织，要求南京国民政府停止内战一致抗日。蒋介石对此恨之入骨，下令戴笠对其采取制裁行动，以达到阻止“中国民权保障同盟”活动并恐吓宋庆龄的目的。
戴笠领命后，一方面连续给杨发出恐吓信，一方面侦察到他的每日行踪，决定在其住所附近的上海法租界内下手，由华东区行动组长赵理君负责指挥。此次行动的组长是毕业于黄埔五期的陶士能，他住在法租界霞飞路中段俄国大菜馆楼上，指挥副组长王克全率行动员六人，在法租界迈尔西爱路一幢三层楼内设立了行动部，并进行宣誓，不论行动成功与否，决不暴露组织秘密，如被租界当局捕获，立即自杀，“不成功便成仁”。
1933年6月17日，他们按计划进行部署，因遭遇租界巡捕而放弃了行动。次日，赵理君亲自出马，带领李阿大、过得诚、施芸之等人再次前往。
赵坐在车内，停在亚尔培路、马斯南路交界处，行动员则四散在杨的住宅附近。待杨杏佛与其子出门上车后，四名特务将他和司机乱枪打死在亚尔培路32号住所门前，其子杨小佛因其父在生命最后时刻以身掩护而幸免于难。
赵理君在枪响后立即发动车子，特务们狂奔上车，附近警笛大作，但过得诚因紧张过度跑错了方向，再回头已来不及，赵理君为防他被捕后泄密，连续开枪欲毙之，但只是将他击伤。过得诚被巡捕包围自杀未遂，与杨杏佛等人一同送往金神父路文慈医院急救。杨杏佛因伤重不治而亡，过得诚则在供出他在组织内的化名高德臣后，被戴笠派出在巡捕房工作的特务范文珍毒死，对外则宣称“不治而亡”。因此，后来在军统成立后，过得诚便被树为“完成任务后不及逃走杀身成仁”的典型范例，大肆宣扬，还在重庆“中美合作所”内命名了一条“过得诚路”。
刺杀杨杏佛是戴笠帮特务在上海租界内干的第一件案子，轰动一时，后来军统局还以此为“光荣历史”，拿到训练班上当做“行动术”的讲解范例。
杨杏佛死后，戴笠的特务组织还进一步监视了他在万国殡仪馆的葬礼活动，他们把宋庆龄、鲁迅、何香凝、沈钧儒、李四光等着名人士前来悼念时的谈话致词和表现统统汇报给了蒋介石。但宋庆龄等人并不畏惧，指明这是一次政治性的暗杀，并宣布不会被这种卑鄙的手段吓倒。
史量才被刺案
继杨杏佛之后，戴笠的特务组织又刺杀了《申报》负责人史量才，这是蒋介石以暴力对付民主人士的又一典型例证。
史量才所主持的《申报》因经常发表文章言论，攻击蒋政府的黑暗面，被特务盯上，据查又掌握了一些他接济中共地下党组织的情况。于是，史量才便上了特务的黑名单。1934年夏秋之间，戴笠奉蒋介石之命要对付他，亲率人员前往上海布置。他们在报馆及其住宅附近的租界内寻找过房子，但鉴于杨案的教训，害怕留下后遗症，迟迟没有动手。后来，特务们通过帮会关系从史量才的司机处打听到他经常外出，遂决定不在租界内行动。
10月间，史量才去杭州调养胃病。戴笠认定机会来了，他带上行动组长赵理君赶到史量才在杭寓所秋水山庄布置，但又顾忌到在市区动手会给当地警局带来破案的压力，而当时的杭州市警察局局长赵文龙也是戴笠系统的特务，为免自找麻烦，他们选择在市区外行刺。参加行动的有副组长王克全、组员李阿大、许建邺等共六人，由司机张秉武驾驶一辆老式别克牌敞篷车配合。当史量才决定于11月14日由杭返沪前几天，特务们从其司机处又得到了消息，赵理君经过一番“踩点”，选定在沪杭公路所经的海宁县第四区博爱镇距翁家埠四里路的地方，以挂有杭市警局临时车牌和“京字第27号”牌照的两部车配合，伪装途中抛锚，堵截道路，迫使史量才停车，然后用穿透力很强的驳壳枪及强力式手枪集中射击，以破坏他的“保险汽车”。14日当天，特务们依计而行。当史量才座车停下后，两名特务跑上前来，分别先对汽车前排的司机和搭车的史量才之子史泳赓的同学邓祖询开枪，因为他们怕司机认出熟识的特务来，又以为邓是史量才的保镖，故而先杀之灭口。
当枪弹横飞时，史量才父子意识到危险，急忙跳车而逃，特务们遂分别追杀。史泳赓仗着年轻，飞快地逃脱了三名特务一连二十余发的射击，从田野逃逸；而史量才则体质不佳，慌乱中躲进了附近的一所茅屋，两个特务追来，他从后门再逃，跳进了房后干枯的一个小水塘中，被站在路上指挥的赵理君发现，他一面大喊：“在这里！”一面开枪射击，一发子弹打中了史量才的头部，当即倒下，李阿大又追上来补了一枪，打死了史量才。凶手们见目的已达，呼啸一声，飞车而去。
这悲惨的一幕过去了半个多小时，史泳赓才战战兢兢地叫上附近的人返回出事地点，向航空学校借了一辆卡车，把三具尸体运回了杭州。
血案发生后，举国震惊，责难纷起。蒋介石被迫装模作样地命令沪杭两市悬赏万元破案，结果当然是不了了之。
杨杏佛与史量才被刺，是戴笠特务系统在蒋介石的指使下镇压民主人士的典型案例。戴笠由此深得蒋介石的赏识。
徐恩曾诱降陈独秀的失败
1932年10月15日，由于托派内部叛徒的出卖，前中共领袖陈独秀在上海被捕，并连夜被押往南京。在老虎桥监狱拘押半年多后，被国民党江苏省地方法院以“危害民国罪”提起公诉。中统特务介入了此案，他们发现陈独秀态度“十分顽固”，因为该案无油水可捞，故迟迟不能开庭处理。
在陈独秀被审判前的关押期内，中统特务对他进行了劝降活动。徐恩曾曾在《我和共产党斗争的回忆》一书中，对他参与劝降陈独秀的活动作了叙述，他写道：陈独秀“由上海租界引渡到南京，我们给予比对待一般共党分子更尊敬的优待……他精通很多的中国书，他有中国读书人的传统风度，他有坚强的民族自信……他有别于一般的共产党人。同时也使我产生自信，以为可以使他放弃过去的政治主张……可是，接谈之后，我的信心动摇了。我发现他的态度相当倔强……仍不肯放弃他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他虽已被中共开除党籍，但仍以真正马克思主义者自命”。
起初，国民党当局只是把陈独秀的托派运动看成是“共产党内部的分裂”，其宗旨与活动仍是共产党的道路。所以，国民党当局对托派分子仍以敌视共产党的态度来对待。后来，他们逐渐改变了这种看法，把陈独秀领导的托派运动当做是中共的对立面，于是转变策略，企图利用陈独秀共同对付共产党。
因此，他们决定优待陈独秀，希望能收买他。甚至觉得当时就不应该逮捕陈独秀，“为共产党消灭了一个敌人”。徐恩曾在上述的回忆中，明白表达了这种意思：“此事我做得是否算好，现在想来实很怀疑，因为我在无意中替毛泽东立了一个大功，替他剪除了一个不共戴天的仇敌。”当时中共中央对陈独秀的态度是光明磊落是非分明的，徐恩曾的这种观点不免是出自小人之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