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中统“特工总部”在上海的活动
徐恩曾与中统的历史性发展
1932年前后，在蒋介石的大力扶植下，戴笠的特务组织得到快速的发展，对此，原本掌握国民党特务机关的CC系“二陈”不由眼红，他们授意徐恩曾相机扩大自己的特务组织。徐恩曾受命后，联系蒋介石去年5月对自己的训示，曾要其“放手大干”，于是设计出了一个扩充方案，计划筹建一个“三无”的组织，即一无主管单位、二无公开的名称、三无编制限制的“特工总部”。他将此方案呈送二陈，得到赞赏，转呈蒋介石批准后，立即付诸实施。
徐恩曾将特工总部基址设在南京中华路上的道署街132号，一座有五百年历史的名宅内。这所住宅时称“瞻园”，园名为清乾隆皇帝亲题。这里先后曾做过明代中山王徐达、太平天国东王杨秀清以及民国初年江苏省长的衙门，从此便又成为国民党中统组织的总部。
徐恩曾亲自出任特工总部主任，下设的机构主要有：书记室、情报科、训练科、总务科、总督察、设计委员会、电讯总台等，其中最重要的当推情报科和训练科。情报科是特工总部的主要业务部门，由徐兆麟出任科长，内设指导、编审、译电等三个股，日常工作是编辑《每日情报》二十份，罗列当日搜集到的有关中共、民主党派、国民党内反蒋派系以及日、苏等各方面的重要情报，逐日报送给二陈、陈布雷、何应钦等大员参阅。训练科则主管内部特务人员的政治思想、情报业务、行动技术等训练工作。训练科的特务如王杰夫、阴耀华、姚蓬子都具有一些理论水平，并颇有口才，善于劝降术。此外，训练科在其内部还开设了一所图书室，广泛地收集了各地的特务们查抄到的中共各种秘密文件和书报杂志，日积月累，竟然发展成了中共早期资料的收藏“宝库”。特别是1935年国民党军重占江西后，陈诚在瑞金等地又搜集了不少来不及销毁的中共档案，汇集于此。1949年国民党退台后，这些资料被完整地存放在台北青潭，形成了“荟庐”资料，因其皆为“海内孤本”，故曾招来日、美、英等国家的中共问题专家争相到此查阅资料，以至于陈立夫也常以此事而沾沾自喜。
当时，徐恩曾对特工总部的工作有其独立的见解和做法。
首先，当他看到自顾顺章变节后中共叛徒日见增多，这些中共叛徒虽然早已没有了共产党人的灵魂，但他们早先接受共产党训练的一套革命作风多少还在，比起国民党内的那些恣意妄为的特务来显然要出类拔萃。因此，徐恩曾特别注重把他在美国学习的一些现代管理技能灌输给手下的干将，要他们注意抓住特务们的心理特点，力求从理论的高度，加强对特务们的管理和驾驭技巧。为此，徐恩曾训示手下：“共产党在组织上、宣传上、工作方法上是有很多长处的，我们应当学它，学好了，就用来打它。”因此，徐恩曾不惜借鉴中共对党员加强革命信念和为共产主义事业献身的节操教育方式，要求在特务当中开展小组活动，每周过组织生活，学习他制订的信条，例如强调“自视太高，自私自利，是内部分化的最大原因”，“互相猜忌，内部分化，是亡国灭种的主要原因”等。他还在中统内部大力宣扬集体意识，提倡要过俭朴生活，要帮助别人，要不断求知，要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与此同时，徐恩曾深谙“用人之道，恩威并济，缺一不可”的道理，不时对特务们施以小恩小惠，作为“情感投资”，以笼络人心。
第二，在反共策略上，徐恩曾总结到调查科后工作中的经验和思考，逐步形成了一套独特的方式。他曾说：“我们对付共产党，必须以组织对付组织，以宣传对付宣传。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这就是要改变过去单纯的逮捕、关押、屠杀政策，而辅之以一套比较系统的劝降、诱降、自首的感化政策。
因此徐恩曾完整地提出了一套“扩大自首潮流，瓦解中共组织”的方针。徐恩曾十分注重通过特工训练班的方式，把他的这一套自首叛变政策，系统而有条不紊地贯彻到中下层特务的头脑中去，以形成所谓“以组织对组织”的坚实基础，最后达成“扩大自首潮流，瓦解中共组织”的目的。
为此，他命令顾顺章为他开办训练班，同时自己亲自出马为特务学员上课。从1932年开始后的不足一年时间里，他要顾顺章轮流培训了一千多名中统特务。
针对特务的政治训练，徐恩曾提出过一个“三反”纲领，即要以全民革命来反对无产阶级革命，以阶级调和反对阶级斗争，以三民主义反对共产主义。在“扩大自首”的手法上，他强调要以巧妙的政治宣传来代替单纯的谩骂污蔑，以充满人情味的“思想感化”来代替单纯的身心虐待。在“政治宣传”和“思想感化”的过程中，他提出以倡导儒家礼教来攻击社会主义制度的普遍性原理。徐恩曾在给特务们讲话时，故作公正地说：“共产主义理想也许不错，但那是苏俄的东西，惟不适合中国国情，正所谓‘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也。”对于“扩大自首潮流，瓦解中共组织”政策执行，徐恩曾以其多年的反共经验，对特务们强调：
一、不能有急功近利的反共心态，要尽量深入工作，不求速效，不急于破坏，只要求尽量扩大破坏面，以期能够对中共地下党组织进行更为彻底的清除。
二、对中共组织内部的运作情况要相当熟悉，针对中共组织不同层次的干部结构与素质情况，采取不同的对策，要软硬兼施，以达实效。
三、要求特务自身必须具备较高的水平，不但要具备反对共产主义革命的理论，而且要对马列主义、社会主义等理论有相当了解，决不能高喊“蒋委员长万岁”、“拥护政府”、“效忠党国”等空洞口号，或者耸人听闻地大谈所谓共产党“共产共妻”、“欺宗灭祖”等陈词滥调。他认为这些宣传太过低级，对共产党员毫无作用，必须从更高层次上开展攻心战术。
在具体办案中，徐恩曾还摸索出了一套所谓的“软着陆”诱降方式，即一旦在基层发现了一名中共嫌疑对象以后，并不马上逮捕，而是将他定为“说服对象”，派出劝降水平较高的特务，采取秘密方式到“说服对象”家，或者将“说服对象”带到较偏僻的茶馆和清静的马路边，与之先谈生活、工作情况，再谈对共产党的看法和态度。在此情况下，“说服对象”自然不会轻易表明自己的政治态度。这时，劝降特务就开始威逼利诱，如以“你有妻儿老小，全家靠你养活，你参加反动组织，扰乱社会治安，万一被捕，你的家庭不也要受到牵连吗？我们为了挽救你，希望你早点向政府自首，这样既可以保证你的前途，又可以保证你的家庭安全。何去何从，你要三思”之类的话来威逼利诱，并说明“今天的谈话请不要和其他人谈起，否则对你有百害而无一利”等。
后经多次的试验，这样做有一定的效果。因为他们的“说服对象”多为中共基层党员，与中上层干部不同，他们有职业、有家庭，害怕失业。这样的谈话，对于那些革命意志不坚定的人来说会有作用，他们一般不会向中共组织汇报，怕受到怀疑，被断绝组织关系，因有家庭拖累更不敢逃跑。所以，一些人在经过数次谈话后，就办理了秘密自首手续，并留照存档，接着又被放回到中共组织，成为特工总部隐藏在中共内部的内线“细胞”。而后，特工们利用这个内线“细胞”，顺藤摸瓜，寻找中共党内的纵深组织关系，一个一个地进行反方向的说服突破。
为了便利内线“细胞”在中共开展活动，徐恩曾还规定，凡发现中共组织内有不利于内线“细胞”发展提升的障碍，各地特务要不惜一切代价予以铲除，以此来为这些内线“细胞”打入更高一级的中共组织扫清障碍。当时，中共上海沪西区委的负责人何阿六、闸北区委的负责人姚长庚等人，都曾是特工总部上海区安插在中共内部的内线“细胞”。由此，在一段时期内，中共沪西区委、沪东区委的几乎整个基层组织的活动，均在特工总部和徐恩曾的掌握之中。当内线“细胞”侦察到一定的程度时，徐恩曾往往便下令开始对中共地下党组织进行彻底破坏，从而取得一网打尽的效果。
上述事实证明，徐恩曾在反共策略上的这些构想，的确给活动在白区的中共地下组织带来了较大的破坏。据徐恩曾自己在报告中不无夸张地吹嘘说，经过努力不懈地推进“扩大自首”政策，在抗战之前，其特工总部在中共的各级组织，甚至在中共中央机关内，都培植有自己的内线“细胞”；直到中共到达延安后，这些内线“细胞”才宣告死亡。这些虽无从考证，但显而易见的是，由于特工总部的“扩大自首潮流，瓦解中共组织”的政策，从1932年到1935年的四年时间里，徐恩曾领导的特工总部对上海的中共地下党组织的破坏达到了猖獗的程度，中共临时中央连续多次遭到破坏，中共江苏省委连续两次遭到破坏，团中央机关也连续两次遭到破坏。虽然这其中也有内部疏于防范等原因，并不全是特务活动的结果，但徐恩曾成了与戴笠并列的最受蒋介石倚重的特务头目，中统的历史基础也由此奠定。
徐恩曾对中统的控制手段
中统局在徐恩曾的统治下，也在实行他的一套笼络人心的做法。
从调查科到中统，这一特务组织始终是一个秘密而又令人恐怖的团体。
徐恩曾对内采取的手法并不完全等同于戴笠的高调与表面的严格要求，他对于属下采取的是双管齐下、软硬兼施的控制手段，从人身自由上加以控制，从精神情感上进行笼络，欲使特务们只能为其效力而始终。
硬的一手是对特务们的人身进行禁锢和摧残，他们对待自己人甚至像对待敌人一样残酷无情，因为徐总是担心一旦有特务叛变，或者脱离组织另外投靠，将给他们造成无法挽回的损失。
参加这一组织的人，先得有两个“特工”做引荐人，经过上司的严格审查考核后，再填写一份“特工人员登记表”，写上姓名、年龄、籍贯、性别，以及详细的履历，乃至于亲友的情况、个人的嗜好与特长、爱读什么书和写过什么文章，今后的打算等，另加以前参加过的包括同乡会、同学会在内的政治团体和组织等一切个人资料。表上还得填上几乎卖身的誓词：“绝对服从领导”，“严守组织纪律”，“以特务为终生事业，决不自动求去……如有违背誓言，愿受最严厉的处分”等。这样一来，注定自己一生只能一条道走到黑了。
在特务处及中统局内部，徐恩曾对特务们实行效忠蒋介石的政治灌输教育。他们每个星期要开小组会议一次，会议开始就得全部起立宣读中统局人员八项“信条”，然后每人发言，检讨工作。徐还利用“总理纪念周”集会和不定期的“精神讲话”来灌输他的一套思想。徐恩曾常说：“我们有幸成为领袖的耳目。我们的事业是无名英雄的事业，是崇高而伟大的事业，不为升官，不为发财，只是为着效忠党国，实现三民主义。我们是负责政治工作的核心，谁要是看不起我们这份神圣事业，就是看不起自己……”
徐恩曾等特务头子们总是借各种方法来麻木特务们的思想，想使他们从思想上认为自己干的是一种高尚的职业，就是想背叛也是大逆不道的。徐恩曾为中统人员“联谊会”写了会歌歌词，请中央电台人作了曲，令特工总部全体成员轮流学唱：“同志同事，同心同德，公余联谊胜同胞。为主义，为革命，四维严守，八德兼操。谁不是民间来，民间今如何？生活如悬倒，生活如悬倒，强敌压境，旦夕安保，忧心更加捣！精诚团结，精诚团结，救国救民，责任在吾侪。”
除这些措施之外，徐恩曾还采用禁闭、关押甚至处死等极为阴暗恐怖的手段来对付特务们。他任用亲信，出任号称“特务中的特务”的总督察，秘密安排在组织中从最低层到最高级的特务分子身边，密切监督注视特务们的言行，使得特务们自己也无法安宁，朝不保夕，人人自危。只有老老实实地干活，否则就有生命危险。
软的一手是，与手下的特务们联络感情，收买属下的人心是徐恩曾的领导手腕突出的表现。
可举例说明的是，在中统内部，惯用高级别的方式来为那些在敌后沦陷区或中共占领区“因公牺牲”的特务办后事。中统建立了“死难烈士纪念会”，把死者遗像用大幅照片挂起来，以表追悼，做死人的工作让活人看。1943年中统曾举行过的一次大规模的“死难烈士追悼会”，徐恩曾请蒋介石亲笔题写了“热血忠魂”的大幅横披，悬挂在纪念会门口。还邀请了国民党政界重要人物白崇禧、沈鸿烈、张道藩，中统的始祖陈果夫、陈立夫等莅临会场．以显示死难者的光荣。徐恩曾亲自陪着这些人逐一阅读死难者生平事迹，亲自讲解，还落下眼泪，让在场的人无不“感动”，用这样的做戏来笼络人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