获知可能有谋刺的行动后，蒋介石打电话给戴笠，让特务处迅速在南京、上海调查是谁所为。粤系大员孙科、汪精卫甚至包括正在国外考察的林森，都成了重点怀疑对象。又据戴笠的情报，种种迹象表明，此事当系王亚樵亲自策划指挥。
一方面，蒋介石指挥卫队布置了“引蛇出洞”的计划，分明暗两路，对自己实施了双保险，力争抓住杀手；另一方面，蒋介石命令戴笠暗中缉拿王亚樵，并下了死命令：无须活人，打死就行。
6月14日上午，太乙峰上就上演了那出刺蒋未遂案，陈成出击被杀，担任后援的华克之、刘刚逃脱……此后，庐山上气氛严峻起来，蒋介石、宋美龄居住的七八处别墅及重要地点的警戒更加严密，对可疑人员的盘查也频繁起来，华克之、刘刚无奈，只有撤退下山。
几天后，华克之、刘刚安全抵达上海，向王亚樵汇报了庐山刺蒋失手的行动经过。王亚樵只能感叹如此周密的计划仅毁于小小的疏忽，死去的陈成也无人知晓被葬在何处。他一面安排给陈成家属优厚的抚恤，一面再订新的刺蒋计划。
再说广东方面，孙科等人正在等着庐山刺蒋成功的捷报，他们盼着蒋介石一死，南京国民政府就群龙无首，而他们在广州的元老们就可以名正言顺地取而代之，中国政坛就要重新洗牌了。胡汉民的家属也盼着蒋介石一死，胡汉民可以获释南下广州，合家团聚。而胡汉民又可重新出山，再展宏图。
但这一切，都因刺蒋的失败而暂时无从实现了，只在历史上留下了一宗庐山谜案。其后，戴笠的组织在保护蒋介石的安全方面还卖了不少的力，仅在1934年一年内，据称就破获了三次“刺蒋案”。
杨永泰被刺案
1936年10月25日，湖北省主席杨永泰在汉口江汉关码头被刺，当场捕凶谭戎轩（化名成燮超），其招供行刺理由是“奉中央党部的命令杀汉奸”，审讯一周无结果。
戴笠派特务处司法股长余铎在廖树东、朱若愚帮助下接手此案。朱以谈话方式骗诱之，得知该凶手是由龚柏舟指使所为，龚现住在铁路饭店。于是警车呼啸而去，但赶到时已是人去一天有余。在得知龚柏舟乘日轮赴沪后，戴笠连夜电告南京，令沿岸各码头通缉。他又派廖树东带熟识龚的妓女老三，飞往南京准备辨认，其后在芜湖港将龚柏舟当场认出逮捕。经官方公布的审讯结果，招供出此案为“新国民党”人刘芦隐主使。
刘芦隐是老同盟会员，20世纪30年代初曾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考试院副院长等职。因不满蒋介石统治，1935年后去上海，为“西南政务委员会”反蒋派工作，成为胡汉民的得力干将，是蒋介石的眼中钉之一。次年初，戴笠派人在上海英租界以指使杀人罪名将刘芦隐强行抓获引渡，判了十年徒刑，结束了这次案件。
杨永泰被刺案实际上是国民党蒋介石集团内部“CC系”与“政学系”斗争激烈化的结果，与反蒋的西南派并无关系。戴笠的“特务处”从中得到的是渔人之利。
杨永泰原本与蒋介石并无关系，是由蒋的老友黄郛推荐给蒋的。只因杨在见蒋时分析国内外时政，坚决支持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并给予理论上的论证，因此深得蒋的欢心，即聘为高参幕僚长，对他放手任用，引起了陈立夫兄弟“CC系”的嫉妒。1932年夏所发生的南昌机场大火案，原本是“CC派”航空署长徐培根，因贪污过多无法交代而故意纵火销毁账目所致。但大火一起机毁多架，酿成大事。南昌行营调查科长邓文仪奉“CC”指示报为事故，行营秘书长杨永泰对此结论表示怀疑。后事情暴露，徐培根被斩，邓文仪撤职，行营调查科被戴笠吞并，使“CC”对之仇恨加深，必欲除之而后快。1934年，在“CC”大肆攻击之下，杨永泰被迫调任湖北省主席，不久便遭枪击。
戴笠对此间内幕知晓甚清，他绝不敢得罪“CC”，于是想出移花接木之计，栽赃于西南反蒋派，让刘芦隐做了替罪羊，也为蒋介石出了一口气，成为得利的渔翁。
第五节两统应对“西安事变”
“两广事变”平息后，蒋介石又把注意力转向了陕北，希望集中力量一举消灭中共红军。1936年年底他亲赴陕西，督促驻扎此地的东北军张学良和西北军杨虎城部进剿陕北红军。
当时张、杨二部与中共红军已在团结抗日的前提下达成了西北“三位一体”的合作局面。在周恩来等的指导下，中共与东北军由打到谈，趋于合作。中共领导人秦邦宪曾与东北军第六十七军军长王以哲秘密会见，红军方面送回了在反围剿战斗中俘获东北军的人和枪，对他们宣传“停止内战一致对外抗日救国”，深得东北军官兵的赞同。王以哲认为红军够义气，约定今后再有战事必先告中共方面，避免互伤。张学良同意了王以哲的报告。
对于当时在西北地区业已形成的张、杨二部与中共的秘密抗日合作关系，戴笠的特务处有所察觉，但苦无明确的证据，只是一种“异动”的倾向，一时被蒋介石、戴笠疏忽了。
早在1935年中共工农红军抵达陕北后，戴笠就派特务在西安组建了特务处西北区和西安站，他派马志超任西安站站长，表面职务是西安警察局局长。马是个头脑简单的粗人，他担心对付不了张、杨，有畏难情绪。戴笠鼓励他说：“警察局局长最容易干，只要会坐汽车、会吃大餐，就干得来。”其意是只要用好手下内外两个下属督察长和侦缉队长，自己就可以轻松过日子了。戴笠还说：“杨虎城智慧很差，野心却很大，最靠不住，你要特别留意。”
马志超到西安后，除逮捕了几个共产党外，对杨虎城的监视工作却因被杨的秘书宋绮云发现防范而毫无进展。
事变前夕，戴笠潜伏在东北军第六十七军内的副连长张华先，给特务处发来了一份情报，报告了张、杨二部与中共红军的“君子协定”，特务处负责军事情报的刘培先立即报告给戴笠。戴笠综合北平宪兵司令部传来的同样消息，向蒋介石作了报警。蒋虽有所觉察，但没有想到张学良、杨虎城会这么快贸然对自己下手，于是仍按计划来到西安，并照样毫无顾忌地对张学良痛斥一番。12月12日，张、杨发动了“西安事变”，拘捕了蒋介石，逼迫他答应“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条件。当事变发生时，戴笠正在广州处理缉私问题，他闻之深感事大，立即飞回南京。他得知西安站站长马志超为保命已逃跑，组织全部瓦解，于是立即采取措施补救，派人携带秘密电台去潼关，利用邮车掩护进入西安，搜集情报并准备营救蒋介石及对东北军进行策反。
与此同时，他把被他关押的违纪的大将周伟龙、王天木释放出狱，应付危机，周献计要戴亲赴西安救蒋。戴笠当时深感自己失去了“保卫领袖”之责，很怕被惩办。而不少国民党蒋系分子、黄埔同学也公开质问他：“你负特种工作的责任，为何使校长受此危险？”“校长如有不测，我们将找你算账！”这给了他巨大的压力。
22日，宋美龄为救蒋介石决定冒险赴西安找张学良，戴笠深知失察有责，坚持随往，部下劝他要防中共与张学良的报复，戴故作慷慨地说：“委员长蒙难是我们的过失，我决定到西安随侍，此去凶多吉少，如果委员长能安然返京，我也能随侍归来，否则我死而无憾。古人说‘主忧臣辱，主辱臣死’，我只有一死才能上报领袖下救工作的危亡，但无论如何，大家要安心工作，忠心耿耿，继续为革命工作，奋斗到底，将来尽忠救国的责任，全在各位肩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