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实现上述战略目标，日本内阁五大臣会议在1938年7月26日决定设立一个“对华特别委员会”，作为“专门负责有关重大对华谋略及建立中国新中央政府的执行机关”。该委员会主要由陆军部土肥原贤二中将、海军部津田静枝中将和外务省派出陆军退伍将官坂西利八郎中将组成，以旅华二十余年充当特工、号称“中国通”的土肥原贤二为负责人。因此，外间又称该委员会为“土肥原机关”（又称“竹机关”）。
土肥原贤二，1891年8月出生于日本冈山县一个陆军少佐的家庭。1912年11月从陆军大学毕业后，被参谋本部派驻北京日本驻华公使馆。由此开始了他的特务生涯。在华期间，他曾和中国北洋军阀历届政府官员打过交道，通晓中国南北各方面情况，窃取了大量情报，在日本军政界博得了“中国通”之名。1931年8月，他就任奉天（沈阳）特务机关长，参与策划并制造了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使日军占领了中国东北。1932年，他又一手策划诱骗清朝末代皇帝溥仪逃往长春，建立了伪满洲国。此后，土肥原又策划制造了在华北的一系列事变。1937年卢沟桥事变发生后，他出任日军第十四师团师团长，亲自指挥侵略军作战。1938年6月，他被日军大本营调回参谋本部供职，担任了“对华特别委员会”的负责人。
土肥原上任后，首先着手在中国物色几个既有声望又有一定势力的政治人物，准备用来充当汉奸中央政府头面人物。经过一番挑选与研究，最后确定了三人作为他争取的重点对象：原北洋直系军阀统帅吴佩孚、原北洋政府的国务总理靳云鹏，以及在清末民初历任要职的政客唐绍仪。其中，又对吴、唐二人极抱希望。土肥原想在中国建立一个“北吴南唐”的中央政府，以吴佩孚管军，唐绍仪管政。因此，拉拢唐绍仪便成为土肥原的首选。
日本扶植“南唐北吴”计划破产
“土肥原工作”开始后，中统局侦察到这一计划，密报给蒋介石，当即拟定对策，决定等待时机，对吴、靳、唐三人进行观察，只要谁与日本合作，就对其采取制裁手段，以阻止伪政权的成立。当时在天津的靳云鹏“不但不答应，反而秘密派人与蒋联系”，而吴佩孚、唐绍仪对日本的诱骗态度暧昧，甚至叛向明显，“重庆方面以为，上海、北平的唐绍仪、吴佩孚先后答应了，就把唐、吴先后干掉”。于是便上演了重庆特工刺杀“南唐北吴”的一幕。
唐绍仪，字少川，广东香山县唐家湾人。生于1862年。其父唐巨川是上海的茶叶出口商。唐绍仪幼时在沪学习外语与洋务知识。1874年他十二岁时，由清政府选派加入了容闳带领的幼童赴美国留学团，经中学升入到哥伦比亚大学文科。1881年学成回国。1885年后，唐绍仪长期跟随李鸿章与袁世凯，曾历任清外务部右侍郎、沪宁、京汉铁路督办、奉天巡抚、邮传部尚书等职，以善办洋务着称。
武昌起义后，唐绍仪充当袁世凯内阁的全权代表，在上海与起义各省代表谈判。袁世凯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后，唐绍仪出任第一任内阁总理。
唐为了标榜政党内阁，加入了中国同盟会。1912年6月，他因不满袁世凯的专横，辞职赴沪从事工商活动。1917年9月，孙中山在广州建立护法军政府，唐绍仪南去，担任军政府财政部长，后又被推为护法军政府“七总裁”之一。1919年年初，他又任南方的总代表，进行了“南北和谈”。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后，蒋介石聘他为高级顾问，他没有就职。唐绍仪参加了西南军阀的反蒋活动。“九一八”事变后，宁粤合作，唐挂名历任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国民政府委员以及西南政务委员会委员等职。他因对蒋介石不满，而长期寓居上海。抗战全面爆发前，蒋介石曾欲任唐为驻美大使，想利用他借美国的力量来调解中日事件。但唐绍仪向蒋介石要数百万美金为交际费，蒋介石没有同意，转而请他直接与日本人谋和。唐绍仪答应了蒋介石的要求，从事于与日本当局有关人士接洽谋和的工作，后因德国驻华大使陶德曼出面调停中日战争而作罢。上海沦陷后，唐绍仪继续留居上海法租界，没有随国民政府西撤，并继续与日本方面保持秘密联系。
鉴于唐绍仪在当时中国的政治地位与社会影响，重庆政府密切关注他的动向。1938年年初，蒋介石托人捎带亲笔信给唐，要他赶快离开上海赴武汉，并以国民政府外交委员会主席一职相许，但被唐拒绝。1938年3月中旬，外面盛传唐将落水当汉奸，唐绍仪对此不置可否，并拒绝了广州抗日团体要他南返的呼吁和汇去的旅费。
1938年7月，土肥原的“对华特别委员会”在上海虹口东体育场路7号一幢西式洋房内设立了名为“重光堂”的办事处，通过各种途径与唐绍仪联系。1938年9月，土肥原亲自到上海，秘密访问了唐绍仪，进行了两次会谈。唐则在上海静安寺路（今南京西路）的华安合群保险公司大厦里开了一间办公室，外面的消息称是为了草拟关于建立汉奸中央政府的计划草案。
在会谈中，唐绍仪的女婿岑德广与日方具体商讨了“合作”问题。日方提出让唐绍仪“出任新政府首脑”，“由吴佩孚在旁予以协助，成为新中央政府骨干”，并要求“新中央政府于十月底成立”。而岑德广在会谈中就唐绍仪出山“收拾局面”、组织汉奸中央政府等问题，向日方提出了方案，包括对日方的种种保证与要求。其中最重要的一点是在其《解决东亚危机及谋求永久和平之方案》中，岑德广向日方提出，以“唐绍仪为中心”，组织统一的中央政府。还对未来的汉奸中央政府作了如下设想：拟定政府名称为“中华民国国民政府”，首都设于南京，国旗用青天白日旗，“以北京为陪都，由国民政府特派一政务高级大员常驻，以便就近处置一般事务”。关于基本国策，提出“以防共睦邻为保持东亚永久和平，并以民主政体彻底保障主权独立及领土完整，对于友邦之一切条约均继续实行”。关于军事，提出为“维持国内治安及剿灭共产党之必要’，须建立国防常备军八十万人。除此而外，此次会谈中还对其汉奸政府的组织系统、“干部人才”的网罗、“中心机关”的活动经费、工作事项、反蒋倒蒋计划、对日关系，以及正式登台前准备发表的《和平救国宣言》提纲，都作了详细的规划。
岑德广在上海与日方的来往与秘密谈判，不久即为国民党军统上海区人员侦察到了。
军统在国民政府撤退时，布置了大量特务潜伏在上海各地，由军统上海特区管辖。特区区长兼忠义救国军司令周伟龙是军统着名的“四大金刚”之一。副区长兼行动总队长赵理君是在上海滩活动多年的老特务与暗杀能手，曾一手指挥暗杀杨杏佛与史量才的行动。上海沦陷后，戴笠指示他们严密监视那些留沪的军政名人，严防他们与日本勾结，建立伪政权，唐绍仪自然成为特务们重点监视的对象。军统特务除对唐绍仪在上海法租界福开森路（今武康路40号）的住宅及其起居活动进行日夜监视外，还派情报员谢志磐到唐宅内进行侦察。
谢志磐在20世纪30年代初曾参加过上海托派的组织，做过陈独秀的秘书，1932年他出卖陈独秀后进入军统组织任情报员。谢家与唐家有些亲戚关系，所以谢志磐得以有机会常到唐家走动。1938年年初，他从唐家人员口中得知日本曾派一个叫拙井的专使拜访过唐绍仪，邀请唐出山维持沦陷区的行政事务，唐虽未立即答应，但此后往来不断。谢就向上海特区作了报告，周伟龙加上他自己的推测，向戴笠反映，引起了军统的高度重视。周伟龙要谢志磐继续经常到唐家搜集情报。谢就不断将唐与日方日益加紧的勾结与秘密会谈的消息向军统报告。
蒋介石对唐绍仪继续背着自己与日方交往十分不满，他担心一旦唐决定下水，翻脸揭出他对日和谈内幕对自己大为不利，命令戴笠转告在香港的杜月笙致函劝唐绍仪离沪，但唐回信说他宁可当亡国奴也绝不会当汉奸，并说不要怀疑他和逼他太甚，加以拒绝。杜月笙对唐如此“不给面子”也很恼火，转告戴笠说唐决不肯离沪。于是，戴笠向蒋介石汇报要求动手。
1938年7月至8月间，根据蒋介石的指令，戴笠命令上海特区对唐绍仪实行“制裁”。
1938年8月，军统开始部署暗杀唐绍仪的行动。但唐的住宅防卫森严，大门常关，有租界巡捕日夜守卫，盘查来客，还雇有多名白俄保镖警卫庭院。唐绍仪独居一室，深居简出，不易下手。军统曾拟订了两套刺杀方案，一是让谢志磐买通唐的司机，在唐外出时在马路上狙击，但因考虑马路上难民过多，狙击后暗杀者很难逃脱，方案难行；二是以谢志磐作内线，组织一批人武装冲入唐宅刺杀。又因唐家警卫多，附近的巡捕闻讯会迅速赶来，一时难保成功，如事情张扬出去，将对重庆政府不利。但他们无意中了解的一个情况却帮了大忙。原来唐绍仪有收集古董的嗜好，常向上海的一些古董商收购一些精美的古董，军统决定利用之，定下一计。
不久，谢志磐带着特务王兴国赴唐公馆，向唐绍仪报告有一古董商带有不少名贵古物，愿意廉价出售。唐绍仪闻之大喜，双方约好古董商9月30日将文物送到唐公馆，以便鉴定与收购。赵理君设法搞到一件假宋瓷花瓶，放在一只精致的楠木盒内，权当古董。
1938年9月30日上午9点钟，赵理君亲自出马，打扮成古董商模样，带着谢志磐与王兴国、李阿大做帮手，乘坐一辆借来的小汽车前往唐公馆。他准备了一把利斧放在瓶盒的夹层中，准备杀唐。
来到唐公馆，他们在客厅入座。仆人上楼去请唐绍仪，赵理君立即按预定计划，迅速搜藏了客厅各处的火柴，李阿大则将小利斧从盒中取出藏在身上。一会儿，唐绍仪由其仆人搀扶着从楼上走下来。唐先招呼仆人给来客敬烟倒茶，但仆人在客厅里四处都找不到火柴。唐绍仪便命仆人到后面储藏室里去拿。仆人走出客厅后，赵理君便请唐绍仪鉴赏文物。年迈的唐绍仪带着老花镜，低下头去细看花瓶。就在这时，李阿大转到其身后，举起利斧，对准其脑部用力劈去。唐绍仪未出一声，便一头栽倒在地。赵理君见刺杀成功，便指挥李阿大等出门上车，他自己走在最后。到客厅门口时，还一面抓着门把手，一面假装与里面打招呼告别。他的这一举动果然迷惑了守卫在院中的几个保镖门卫，不仅没有阻拦他们上车，还与他们招呼告别。赵理君一行上车后，迅速地开出铁栅门，向马路上飞驶而去。
唐府那个仆人回到客厅，见主人唐绍仪已倒在血泊中。保镖听到呼喊，急忙拔出手枪去追，但汽车很快就不见了。唐绍仪被家人急送附近的广慈医院，但抬上手术台时，人已断气。
法租界巡捕房接到报告后，立即赶到现场勘察。他们根据唐公馆门卫提供的小汽车号码线索，出动几辆装甲汽车去马路上巡查搜捕，结果在一个僻静的路口找到这辆车，但车内已空无一人。他们又去拉都路谢宅抓捕谢志磐，可早已是人去楼空。几名行动人员已在军统上海区安排下，离沪赴渝。
日方对于唐绍仪的被刺，十分恼怒，却又不敢过分张扬。而重庆蒋介石政府为了遮人耳目，也装模作样地颁布了一个《国府委员唐绍仪褒扬令》，并以蒋介石个人的名义，给唐绍仪家属发去一份唁电，国民政府并发给治丧费五千元。渝方还故意散布说，唐绍仪是因不肯出山当汉奸而被日伪特务暗杀。这样一来，搞得社会上关于唐绍仪死因的传说莫衷一是，真相难辨。日本方面也是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
在“关照”唐绍仪的同时，军统局对日帝想拉拢的另一位名人吴佩孚也倍加关注起来。
在中国现代历史上，吴佩孚也算是一位着名人物，这不仅是因为他曾发动军阀内战、镇压“二七”工人运动以及抵抗广东革命军北伐，还因为他在生命的最后阶段，在沦陷后的北平与日伪头目周旋，最终又忽因区区牙疾竟不治而亡，死得蹊跷。于是乎，人们由吴氏之暴死，联系到他生前在与日伪周旋过程中所表明的种种姿态，可得出这样一个结论：日伪逼吴佩孚“出山”充当华北汉奸头目，吴不肯，反向他们提出了不能答应的条件，结果惹恼了日方，惨遭谋杀。如此，吴佩孚便成为一个晚节坚贞的爱国者，同样受到了重庆国民政府的“褒奖”，甚至被称为“民族英雄”。
然而，对于吴佩孚之死，一直又存在着若干种不同的说法。原国民党军统“国际密电室”主任李直峰在《上海文史》1995年第2期上曾发表过一篇短文，说明吴之暴死，并非死于日人，而是因为重庆方面已截获“日吴会谈”文件，确认吴佩孚已答应降日，即将出任伪“华中绥靖委员会”委员长，于是为粉碎敌人阴谋，就像前次刺杀准备降日的唐绍仪一样，按预定计划，让吴的副官、一位军统特工利用吴氏“牙疾”，当机立断地把他“解决”了。这篇短文当然只是一篇回忆资料，并未提供第一手的档案史料作根据，但它却不能不算是一个新说法，从而引起了史学界的注意。台湾《传记文学》杂志除全文转载外，还连载配发重新公布了一组有关吴日会谈的档案文件，意在反驳李直峰的观点，为这场关于吴佩孚死因及晚节的争论又增添了新的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