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军统的对日情报、破坏与反谍活动
军统制定相持阶段的情报与民众工作指导方针
1938年3月，在武汉会战展开之际，戴笠提出了军统局有关“情报及民众工作”的“正面抗战十项对策”：
1．各地督察专员、县长在未沦陷前，应切实而有效地动员民众，协助军事，发动抗敌工作。
2．各地督察专员、县长守土有责，在未沦陷前，应普遍组织地方武力，切实训练掌握，保卫地方。
3．各地督察专员、县长于县城沦陷后，仍应留在县城以内，领导地方武力，扩大民众，与敌周旋或从事地下活动，不得擅离职守。
4．各级地方首长，应于平时就境内险要或边远地区，预置根据地，构筑工事，储备战时物资，沦陷后应进入根据地，领导地方，号召民众，对敌抗伪，争取民心。
5．各级行政首长，已因地方沦陷而离开该管区者，应即重新进入管区重建行政组织，展开活动。违则重惩，并就地遴选他人接替。
6．各级警察组织，于沦陷后应改编为战时警察体制，随同各级政府，负责情报、侦查、间谍、警卫等工作。
7．对敌后游击武力有建树的，应予纳入正式建制，给予番号和奖励接济，派员指导，藉以造成风起云涌的抗日力量。
8．应在沦陷区发动破坏敌伪交通的行动，着重与军事有关的道路、桥梁、车站、仓储、电线等，迟滞敌伪活动，以收牵制之效。
9．应发动沦陷区武力，暗杀敌伪首领，破坏敌伪行政，以对抗其“以华制华”的策略。
10．应在沦陷区，展开争取青年运动，以对抗敌伪的麻醉与利用。表面上看，这十项对策都是积极的抗日措施，但实际上，国民党各级政府及组织人员基本上是无法做到这些的，否则也不用作为“专门对策”来要求。
武汉会战前后的军统对日特工情报战
1938年3月3日，为配合即将展开的武汉会战，蒋介石手令戴笠速在浦口-信阳、郑州-信阳、南阳-许昌等地的沿铁路重点市乡及机场附近，建设情报网与电台。戴笠随即在武汉成立了“随节办事处”，由唐纵主持，迅速办理各项情报工作。又派李叶到豫，接替梁干乔任华北办事处主任。戴笠则自掌芜湖以上长江两岸的特工网，进行军事情报工作。
李叶与电讯督察张我佛，在河南站配合下，两个月内在豫建立了十六个情报组与秘密电台，组长分别由原“蓝衣社”成员魏毅生、于荣岑、秦午基、阎俊士、金少吾等人担任。
戴笠以安庆、屯溪为中心布置了江防情报网。在1938年6月12日安庆沦陷前，戴笠曾伪装成小贩与安徽站长蔡慎初见面布置安徽站的工作，并根据各方情况，判断敌攻武汉之态势，依情况调整情报网，以九江、信阳、岳阳、沙市为中心，武汉为核心，搜集报告敌方死伤、补给等各种情报。
在上海，戴笠特务处的五个潜沪行动组及“忠义救国军”一个大队于1938年“七七”、“八一三”两次在沪进行暴动，分五路袭扰了敌军需仓储及虹口军用机场，并散发抗日宣传单。
在南京，7月25日，特务处瓜埠组派出八个行动小队同时袭击伪“维新政府”机关，向伪“立法院”、“教育部”、“内政部”等处投掷手榴弹，并与敌伪警开展巷战，一度冲入伪市政督办公署，击毙伪职员七人，炸毁其“秘书处”、“工务科”、“卫生科”，伪绥靖部长任援道负伤逃往苏州。
在北平，为严惩伪“临时政府”头目王克敏，由北平区与天津站商量，调王文行动组去北平实施刺杀行动。1938年3月28日下午，他们在煤渣胡同内设伏袭击王克敏，但王因其日本顾问山本荣治掩护而免一死。当时此事在北平引起轰动，打击了日伪汉奸的气焰。1939年9月，王文再赴北平工作时被捕，几个月后被敌伪处死，年仅三十岁。1940年1月，北平区行动员刺杀了伪建设总署局长俞大纯。
在天津，1939年2月间，军统局天津站将伪天津商会会长王竹林在法租界北丰花园杀死；4月，又将伪准备银行总经理兼伪天津海关监督程锡庚刺伤。
在广州，军统广州站于1939年8月11日在白云山日海军陆战队第一一五联队近田部队驻地，动员厨师李昌德在饭菜中下毒，毒死了十九名日军。在“九一八”事变十周年之际的1941年9月17日，广州站又策划了在广州城内普炸日伪组织目标的行动，一时全城内爆炸声此起彼伏。广州站第三行动组长江志强最后撤离现场时，在海珠中路与日本宪兵队遭遇，他引爆了身上的炸弹，与五名日军同归于尽，显示了中国人不屈的抗战精神。
在河南，军统局在郑州设立了华北办事处与河南站，统一指挥省内安阳、新乡等二十一个工作组。1938年年初，由日本女间谍中岛成子策划，汉奸李福和被送往日本接受训练，回国后任河南伪“皇协军”第一军军长，于4月15日开赴彰德驻扎。戴笠下令军统局安阳组组长谢梅村与新五军高参严家诰密切合作，派师振东利用与“皇协军”副军长徐靖远的关系渗入其部，由伪第一师参议李本中介绍，担任秘书，后师振东又由伪一师师长黄宇宙介绍，与二师师长吴朝翰取得联络，增加介绍七人潜入伪军。当时李福和向日军要求增加重装备，并加强彰德一带防务，因此日华北派遣军决定8月对该部举行“校阅点检”。潜伏人员决定届时起事。8月7日，伪“皇协军”在彰德西曲沟村进行校阅点检，副军长徐靖远一声令下，反正官兵立即击毙李福和及日军官十多人，同时宣布起义，将队伍开进了太行山。此役沉重打击了日本扩充“皇协军”的计划。后经戴笠呈准，国民政府任命吴朝翰为河北游击司令，徐靖远、黄宇宙为副司令，下辖第一、二支队。拨归一战区鹿钟麟指挥。这是军统局策反伪军比较成功的一例。
在河南对付日伪的特工战中，还有一国共人员合作刺杀日本“华北五省特务机关长”吉川贞佐的成功范例。
开封失陷后，日本在城内山货店街成立了以“华北五省特务机关长”吉川贞佐为首的间谍机关，名为“西山公馆”。1940年2月间，军统局河南站行动队组长、中共地下党员牛子龙，在开封刺死了伪开封警备司令刘兴周。
日军欲加以报复，计划派人打入军统河南站捣乱。牛子龙闻讯后，决定再次出击，打击“西山公馆”。他找来了抗战前被国民党捕入监狱，后逃脱出去的中共党员吴凤翔，要他利用自己的经历，前往日伪诈降。吴凤翔托关系找到吉川贞佐的亲信、汉奸特务组长权沈斋，说明自己被国民党迫害，无法生活，愿投靠之意。几个来回，骗取了吉川和权沈斋的信任。5月17日晚，吴凤翔带人手持通行证直闯吉川贞佐的住所，将他和在场的多田部队司令部参谋长山本大佐、视察团团长瑞田中佐等五名日本军官击毙。开封城为之轰动一时。其后，日本人又在开封设立“仁义社”特机构，由多田部队参谋长兼开封伪河南绥署总顾问皆川雅雄大佐主持。河南站经过侦察，于12月19日派行动组冲入其社下基79号住所，将皆川雅雄击毙。
在华中，为配合武汉会战，戴笠指导军统局成立了武汉站，以唐新为站长，未几即扩为武汉区，以李果谌为区长，唐新为副区长兼书记。下辖特一、特二、汉一、汉二、汉预、武一、武预、汉阳、反间等九个组，汉口、武昌两个行动大队、电台等组织，总人员数达两百余人，外加区直属工作人员四十一人，待命人员四十三人，开设各掩护机关、商店三十四处，区本部设于法租界首善里4号，后迁往立兴大楼四楼。
李果谌早年也曾加入中共，还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过。后又去日本就读士官学校，毕业后回国。他曾参加过中共组织的广州起义，失败后即叛党，被留苏同学邓文仪召去参加了国民党南昌行营调查科，当了国民党特务。其后入戴笠的特务处，任书记长、北平区长及晋绥察区长。他是军统骨干人员之一。
1938年年底，武汉会战在达成了迟滞敌军前进战略任务后结束。10月下旬撤守时，戴笠的军统局依照当局“焦土抗战”方针，配合武汉警备司令郭忏对武汉市区进行了“反资敌大破坏”。戴笠率王鲁翘、郭斌赴汉，派军统湖北站站长朱若愚联合武汉警备司令部缉查处长赵世端（军统人员），欲将武汉三镇的军事、矿厂、物资炸毁。由朱若愚、陆钟俊为正副行动大队长，从“临澧训练班”抽调学生六十人及工兵三连，计划炸毁各类目标三十八处，纵火六十七处，共一百○五处。但武汉卫戍总司令部对大破坏之事表示冷淡，不予配合，朱若愚向戴笠表明难于完成任务，戴笠气愤之下决定自任行动指挥，他招来李果谌、赵世端等开会，派出行动小组，限22日前完成任务。
10月25日，时敌军距市区已不足三十里，戴笠被迫取消了对第二、三区部分目标的破坏以及在城内部分纵火点的行动。到当晚7时，他们采取行动破坏了汉阳兵工厂、汉口码头等六十九处目标。26日晨，行动人员撤往宜昌。戴笠被困在法租界，在敌军已进市区时才被救出。日军占领武汉后，军统武汉区人员转入地下活动。但到12月17日，发生了事端。区长李果谌因平时为人不善，被他的司机和勤务兵向日本人出卖而被捕，接着行动大队长杜矾及一批重要成员也被捕，区内储存的大量军火物资、电台均被抄。
日本驻汉口宪兵队长伍岛茂是李果谌的留日同学，他利用这层关系劝诱李果谌投降，据说李是虚意答应出任伪军司令官，并在伪政权内部进行了分化瓦解工作。戴笠后来却根据唐新、朱若愚怀有私心的片面报告，“不详细调查，依据个别人别有用心的陷害，认定李果谌为叛徒”，于1941年7月派第九战区混成队将他刺杀。李果谌出事后，唐新继任武汉区长，他将组织进行了整编。吸收学生加以训练扩充队伍，将区本部活动地迁往了市郊。其后，武汉区策划了一个“锄奸计划”，派人打入伪湖北省政府警卫部队，准备在汉奸头目开会时一网打尽。后来因在1940年5月3日刺杀伪财政厅长张若柏和16日刺死伪高等法院院长唐炳炎时，行动人员被捕，可能牵连到潜伏人员的安全，遂撤退出来。但此期武汉区还是继续采取行动，杀掉了伪中国银行总裁戴秉清、伪汉口市社会局长杨辉庭等汉奸。
1940年，按照戴笠的指示，武汉区效仿上海区，开展了对日本官兵的刺杀和对敌设施的破坏活动。行动统计如下：
1940年12月16日，武汉行动二队袭击了驻菜甸日军警备队，打死十一人；同日晚，行动一队袭击了武昌八铺街日军宪兵队，毙敌八人；1941年1月21日，行动二队在汉口花楼街砍死田梅次郎少佐；2月18日，行动二队在汉口得胜街袭击日军“慰安所”——“鹤鸣庄”，杀死三名日军官；2月25日晚，行动一队突袭汉口三星街日军宪兵队，毙敌七人；3月2日，行动二队在汉口中山路新市场向日军巡逻队投弹，炸死炸伤十七名日军；4月16日，行动一队在汉阳显正街杀死日特务主任植树岩藏中佐；4月19日，行动一队经预先潜伏后行动，烧毁汉口王家墩机场油库，炸毁敌轰炸机两架。
武汉区的这些行动伸张了正义，但也引起日军的报复，如日军菜甸警备队被袭后抓去平民四十余人；八铺街日军宪兵队被袭后搜捕去数十名中国人拷问。而军统武汉区人员也付出了重大的损失，到1942年6月，共有一百七十余人被捕，被杀害的有五十余人之多。自1941年4月后，他们就没有什么活动了。
在此期间，军统局对日本特务针对其地下组织的破坏活动也进行了一些反击，如：
1．汉口日本宪兵队队长美座，专门负责刺探华中军统情报，成为军统的对头。1942年7月22日，军统粤北段破坏队在碧铁公路刘石村埋设地雷，炸翻了其乘坐的卡车，美座及木青石松、熊雄二大佐及二十四名日军毙命。
2．日本女特务小岛喜代治，奉陆军省派为“皇军慰问使”，奉东条首相之命来华进行“和平活动”，1942年4月，她由台湾绕经天津到达上海。7月，她会晤了汪伪外交部长诸民谊，然后到达汉口沙市，准备潜往重庆。消息被军统侦知，令所属江防部队将她抓捕。
3．日谍小田正盛于1939年来华，辗转宁沪汉皖等地，进行特务活动。
1944年3月，他在武汉当日本宪兵队特工，先后组织破坏军统地下组织十余次，残害三百人。戴笠下令将其生擒法办。3月间，经策动伪鄂南保安司令成渠率领七千人反正，逮捕小田，押送重庆判处死刑。这些行动，是对侵略者应有的惩罚。
第二节刺杀汉奸头目，打击日本扶植的伪政权
1938年夏，为了摆脱侵华战争所陷入的困境，日本决定进一步推行“以华制华”的方针，在中国“建立一个新的中国中央政府”。1938年7月12日，日本内阁五大臣会议议决，立即着手“起用中国第一流人物”，“酝酿建立巩固的新生政权”，并要求“利用、操纵反蒋系统的实力派，使在敌人中间建立反蒋、反共、反战的政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