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在天津，伪“天津市商会会长”王竹林附逆后成立了“中日经济提携会”，自任会长，还主持召开“反蒋大会”卖国求荣。“抗日杀奸团”派孙若愚、祝宗梁、孙湘德三人前往制裁，在法租界兆丰花园内将王击毙。伪华北准备银行总经理兼天津海关监督程锡庚，发行伪币套取法币、银元，他还为日方出主意，要他们与英租界交涉，令租界内的中方银行交出全部白银与银元，对抗战经济破坏极大。程锡庚知道他罪恶过大，害怕被杀，平时住在英租界，闭门不出，防范甚严。但“抗日杀奸团”经过仔细侦察，最后仍在4月12日，趁其看电影《庚戈丁》时，由祝宗梁、袁汉俊、刘友琛、冯健美、孙惠书多人配合，将其击毙于电影院内。另外还有伪河北省教育厅长陶尚铭也受到了抗团的制裁。
1939年4月间，“抗日杀奸团”在三天内，曾炸毁伪天津市府军用库、万国桥旁三井洋行、特一区棉花堆栈等待运日本的物资。“一时之间，把一个包括日本租界在内的天津市区，搞得热闹非凡，连巡捕都抓不胜抓，充分地表现出民族反侵略的热情。”
1938年12月底，“抗日杀奸团”派李如鹏到达北京大学。他对抗团“燕京小组”范旭说：“我从上峰那里带来一个命令，你们学院有一位教授，是中国教育界的领袖人物之一，对民众有深刻的影响，他已经同意去日本傀儡政府那里任教育督办，这种举动影响深远，因为人们对他很尊敬，相信他的判断力，像他这样的人决定同敌人合作，是比不管多少日本的宣传危害更大的，必须在他公开宣布他的意图之前就把他除掉。”这就是针对准备落水的作家周作人的刺杀行动。
周作人是鲁迅先生的弟弟，着名作家，北大教授。曾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有建树。战争开始后，北大内迁，他因个人和家庭原因留在北平，又因生计的需要和他的家庭与日本的密切关系，他模糊了抗战立场与是非观念，认为与日本合作也是爱国救民之道，思想上与华北伪政权的汉奸们开始接近。1938年2月，他结束“隐居”生活，出席了日本《每日新闻》社召开的“更生中国文化建设座谈会”，向日伪送去“秋波”，一时间在社会上造成了较大的影响。后来又风传其将出任华北伪政府教育督办，引起了重庆方面的高度注意。天津抗团因此接受了制裁周作人的任务。
这次行动，本来一切顺利，抗团人员李如鹏、赵尔仁与范旭在北平抗团成员郑统万（伪满“总理”郑孝胥之侄）家里拿到运来的手枪，于1939年元旦上午到北平西城八道湾周作人家，声称是天津中日中学的学生，为留日事前来求见，顺利进屋。赵尔仁留在门外望风。当时周作人正在与来客北大教授沈启无谈话，站起来接过介绍信，范旭对李如鹏说：“这就是周先生。”李随即掏出手枪对周的腹部开了一枪，周“哎呀”一声倒地，沈启无吓得站起来不知所措，李如鹏怕他反击，又对沈他开了一枪，打中肩部。两人逃出。
但周家仆人涌来抓住了李如鹏按在地上，范旭急呼“九哥快来！”赵尔仁赶来连开数枪驱散了仆人，三人才得以逃回。
但周作人确实命大，他中的那一枪打在了肚脐旁的毛衣纽扣上，因手枪太小，子弹力不大，竟打飞了，而沈启无肩上中的一枪也无大碍，居然没有当即去医院，还在周家待了一会儿。抗团的这个失误使这次行动功败垂成，不仅如此，周作人受此一吓，反而认为他对重庆方面已无退路，生命时刻受威胁，索性投靠了日本，以求得庇护。
后来抗团在天津国民饭店对此次行动进行了检讨，曾澈在会上“念了上面的一封电报，批评李如鹏，其中有一句‘不够沉着未能杀敌致果’，从上面的措辞不难想见抗团与国民党的关系”。
“抗日杀奸团”的活动引起日伪的极大仇恨，敌方四处探询曾澈的行踪。正在津视察的军统局干部乔家才劝曾暂离，曾不肯，准备完成任务后再去重庆。1939年9月27日，曾澈因投敌的军统上海区长王天木出卖，在天津河北大经路被捕。在狱中曾绝食求死，敌人给他强行注射补针，劝降无效，送往北平宪兵队感化院，戴笠曾传信叫他假降，但他未听，于1940年9月9日被杀于北平，年仅二十七岁。与他一同被捕遇难的还有李如鹏，他们都遭到过日警的酷刑拷打，但没有屈服。
曾澈死后，“抗日杀奸团”的工作由孙大成负责，并扩展至北平，成立了“北平分团”，刺杀了伪建设总署总务局局长俞大纯等多名敌特，而团员冯运修等也在行动中被捕或牺牲。
1940年3月至4月间，抗团因欲行刺华北大汉奸汪时璟，被日本宪兵队追踪，不能在天津立足，孙大成等只得经海路撤往内地。他在重庆见过了戴笠，商定由渝去沪。1941年4月8日，他们在上海成立了分团，又名“抗战建国特种工作服务团”，继续进行类似的抗敌活动。在上海，他们仍然保持了独立的抗日组织的性质，并不是军统局上海站的下属单位。上海站除每月支持他们法币三百七十元外，别无更多关系。军统要抗团多做宣传、扰乱工作，也不给他们装备和武器，但抗团自己制作筹备，组织扩大到三四十人。
1940年年底圣诞节前平安夜，抗团在上海南京路等繁华街道大量张贴抗日标语，并在多处舞厅设置引爆了小型炸弹，轰动全城。
1941年4月16日，抗团罗长光、刘世华、黄克忠三人装扮成送水工人，在日本军人经常出没的虹口区乍浦路、海宁路两家电影院——“东光”和“融和”剧场安放了定时炸弹，炸死炸伤了二十二名日本人，其中包括多名日本宪兵。此次事件被日本人称为“东和剧场惨案”。
6月2日及7月26日，抗团在上海法租界马斯南路两次爆炸日商“合同百货公司”。
6月11日，抗团派出李鑫、孙克敏、刘世华趁夜袭击上海法租界金神父路日本宪兵队法租界宪兵分遣队，炸毁房屋，重伤日本宪兵，这次冒险的行动获得成功。
6月间，抗团负责人孙大成侦察发现虹口公园为日本人经常集会之地，常有日方高级军官出席，遂决定利用公园内售烟亭储存炸药施行袭击，但在布置时，炸药突然自爆，抗团黄克忠、缪维两人当场牺牲，“数名敌军同时伤亡”。据分析，有可能是他们在情急之下自行做了“人弹”而与敌人同归于尽。
8月1日，上海日伪当局为庆祝汪伪政权与德意等法西斯国家“建交”而举行“提灯游行庆祝大会”，抗团人员对此义愤填膺，决定派出李鑫、黄昆、张仲华三人前往沪西兆丰花园大会会场袭击。因环境险恶，他们三人抱定必死决心，“大会上敌伪首要毕集，纵然自身不免，亦不过三人，如能趁此机会得以聚歼群寇，岂肯失之交臂！”结果，他们用怀揣的自制炸弹向日伪宣示了中国人民的正义力量，会场一片混乱，敌伪作鸟兽散，但李鑫不幸当场炸伤，“腹破肠流”，牺牲前还高呼“中华民国万岁！”张仲华被捕，黄昆亦在混乱中失踪。事后，日伪当局宣布庆祝会被炸，袭击者“自毙”。
两次牺牲并未阻挡抗团的行动，8月29日，他们又在公共租界福州路321号及虹口同时将专售敌伪书刊的“三通书局”本部与分店炸毁。
10月14日，抗团负责人孙大成因前几次行动中炸弹先爆出事，决心试制保险炸弹，但不幸又遇上意外，除自损一只手臂外，还暴露了目标，导致他与钱致伦、叶以昌两人被法租界巡捕房逮捕。及至12月8日，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占领租界，他们三人被解到虹口日本宪兵队看押，幸而并未暴露身份。虽受到折磨，但最后竟被抗团和上海站利用关系花钱把他们“运动”出狱了。
孙大成出事后，抗团继而由祝宗梁、袁汉俊等负责工作，继续与日伪斗争。
戴笠与军统时刻想吞并了“抗团”，并把他们的抗日成绩记在自己“功劳簿”上。1941年，军统局在贵州息烽设立了“抗团暑期训练班”，祝宗梁、沈栋等二十六名团员被调去参加了培训；1943年，他们又在重庆赣江街82号江西会馆万寿宫内军统训练处办公楼下成立了“抗日杀奸团”总部，有六七人长期住会工作，其任务一是从事情报与破坏工作，二是集中培训北方抗日青年，按制定的规划派往平津等地工作，最多时全团达一千余人。到1944年，他们先后在广德、西安、界首等地成立了“抗团”联络站，并在敌后设立多处联络组，渗入伪警、宪、军内部，开展活动。
当时在军统局内是由局本部主任毛人凤主管“抗团”之事。20世纪40年代初，戴笠曾要“抗日杀奸团”改名为“抗日锄奸团”，他说：过去锄的“奸”是汉奸的“奸”，现在要锄的“奸”却是“内奸”（特指共产党），因此责任更大，更不易完成任务。但“抗团”负责人祝宗梁不同意戴笠的主张，更不想改变组织的性质而卷入内战，改名之事也就未办成。
1945年抗战胜利前夕，军统局曾要求“抗团”成员一律加入国民党，但未成功。随着形势的发展，“抗团”中许多人对国民党的统治认识有了变化，他们自觉想与军统拉开距离。
抗战胜利后，“抗团”于1946年宣告解散。除孙若愚等少数几个人加入了军统改编后的保密局外，祝宗梁等多数团员都拒绝了军统局拟给他们的军衔待遇，自谋生活去了。
“抗日杀奸团”虽是军统的外围组织，但参加者多为抗日青年，他们本着爱国热情，在敌后出生入死与敌伪斗争，进行了多次制裁汉奸与爆破行动，打击了日伪。在行动中曾失手十九次，被捕八十三人，李如鹏、冯运修等十数人为国牺牲。他们的死是为国家民族而牺牲的。虽然他们或是军统组织的在编武装，但当时也是抗日队伍的组成部分，从事的也是抗战军事斗争。只要纯粹是为抗日为民族而死，他们对国家民族所做出的贡献是应当受到表彰和纪念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