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两统”在宁沪地区重建地下组织及其活动
中统重建国民党南京地下市党部的活动
“七七”事变爆发，特别是淞沪“八一三”抗战开始后，南京连续受到日军飞机的轰炸。在对外战争急剧开展之际，一向以反共内战为主业的国民党“特工总部”暨中统组织，在此刻却乱了阵脚。他们既没有如军统组织那样的军事情报工作职责，继续公开反共又不相适宜，对日本的情报作战更没有列入议事日程，抗战准备严重缺乏，全局上下的工作一度陷入混乱状态。
1937年9月初，以陈立夫为首的“大本营第六部”设立，主管抗日“民众动员”事宜。徐恩曾担任了第四组组长，成立了十个“战地工作团”，他把中统特务王思诚等人分别派往苏北、赣北、河南及晋绥等地工作，但不久就因第六部裁撤而停止了活动。
10月，因战事紧急，特工总部部分人员在书记濮孟九的带领下，随国民党中央党部先行乘车离京，转去湖南衡山。11月20日，上海国民党军全线溃退，特工总部主要人员乘“建国”轮撤退武汉，徐恩曾本人则另包了一只小火轮，带着他的亲信费侠等人秘密逃出南京，27日抵达武汉。他们在黄陂路平汉铁路特别党部楼上设立了新的总部，但只留下少数人组建“机要室”，大部分人已撤往湖南长沙、衡山等地。而徐恩曾则忙于搜罗各地来汉的“战地工作团”人员，组建“中统局”的工作。1937年12月，日军兵临南京城下。南京城内的国民党政府中央及市县级机关大小官僚职员匆忙逃走，丢下了满城的百姓无人保护。
侵华日军攻占南京后，对中国人民进行了惨绝人寰的“南京大屠杀”。
其后，又在南京先后扶植了伪“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和汪伪政权，并以南京为其在华中的统治中心，进行了恐怖严密的占领军统治。日本法西斯的残酷统治，在南京城内外造成了高压的氛围，这种客观环境，使得国民党的势力在南京的秘密恢复遇到了较大的困难。
当局势稍为稳定之后，国民党中央当局便开始了在南京重建地下秘密组织的努力。这项工作是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指挥其下属新组建的调查统计局来完成的。当时的国民党中执会秘书长朱家骅主持了选派人员潜回南京恢复国民党地下市党部的工作。
重建南京市党部的工作，首先是从挑选潜伏回京的特工人员开始的。鉴于南京当时的恶劣环境，中统在武汉的多数人，包括那些已躲在上海租界里的中统局特工都不愿前去冒险，因此这项工作一开始就遇到了不小的困难。
经过反复的研究与协商，1939年6月7日，朱家骅终于向蒋介石作了一个报告，决定派原南京市党部党务整理委员、第一区区长章兆直（化名赵祺）和陆玄南（化名钟平）二人回南京重建组织。22日，蒋介石批复，给章、陆两人予赈济委员会属下的“国际救济会”工作人员的名义，派回南京工作。此时，7月8日，又有一名中统人员夏恩临（李光辉）上书朱家骅，主动申请回南京办理党务及三青团的工作。在慷慨陈词之后，夏恩临又不无忧虑地写了一大段话，请求朱家骅在他如遭不测时要照顾他的家属。这在当时的背景下，虽然是可以理解的，但也暴露出夏对自己前景的悲观。到了9月2日，陆玄南向朱家骅回电报告：“公司营业，大致布置已定。”章兆直（赵祺）、陆玄南（钟平）两人与夏恩临（化名李光辉）通过国民党在上海的地下组织负责人吴开先和吴绍澍，在沪打入汪伪中央通讯社工作，由赵祺任中统工作组长，组员有钟平和李光辉。
在这个中统工作小组内部，存在着较大的矛盾。组长赵祺对工作并不热心，整天混迹于灯红酒绿场所，吃喝嫖赌，钱不够花则虚报冒领公款，为钟、李二人所不满。钟平当时在汪伪中央通讯社已混职为伪京分社的部门主管，他不服赵祺的领导，曾以辞职向朱家骅要挟，要求掌握活动经费。11月间，钟、李联名上书朱家骅，控告赵祺贪污腐化。朱家骅阅之不快。12月18日，他曾下令给吴开先称：钟等三人“互相攻讦，经贵处去电一律召回”。钟、李二人虽然也不干净，但他们在南京还是做了一些工作，尽管其中也许会有一些“水分”。12月9日，他们电告朱家骅，“略作收束”由沪至京，在南京城内璇子巷开设了掩护机关“宝源号”商行，并在汪伪市党部内发展了中统组织，起初参加者有陈觉悟、丁柏长二人，以后逐渐发展了十多人，其中还有颇受伪方重用的副处长。于是这一方面便成为中统在南京的第二条线。不久之后，钟、李二人又以快邮代电的方式汇报了他们获取的情报与工作成果：
1．有关南北汉奸青岛会议及汪伪组阁的情报。
2．重庆中央通讯社密码已被汪伪破获，汪伪汉奸由此可截获渝方消息，需立即更换密码。
3．香港《民族论坛》主编汤良礼已投汪，更名李子良，出任伪“中华通讯社”英文部主任。
4．曾组织人员在伪大民会内部散发揭露汪伪汉奸面目的传单。
5．派人监视并准备刺杀在“南京大屠杀”中诱骗中国士兵万余人放下武器遭日军大屠杀的伪市政府参议詹荣兆。但真实情况及上述计划实行与否，不得而知。
1940年1月31日，钟平、李光辉给朱家骅发来了极密件，汇报1月份南京地下市党部的工作。
1940年2月18日，吴开先在上海致电朱家骅说：钟在伪政权内“渐失信用之力，已与澍兄（吴绍澍）商决，拟使之公开反正，以动摇其内部，钟对工作报告尚称完备，唯内容正确性如何，亦不易考查，因京市环境更劣，不易进展亦属实情也。并据钟昨日报告云，兆直（章兆直，即赵祺）在对方（指汪伪）有领津贴情形，确否未知，因兆直自去年领旅费之后，闻尚在沪，而人则未晤见也”。1940年4月1日，吴绍澍电朱家骅报告：因南京工作不得力，他们提供的情报大都为过时的消息，所称行动情报也不知转给上海何处，拟给赵祺记大过一次，并劝其以市党部主委身份回渝戴罪图功，李光辉与钟平二人今后能否合作还有待谈话了解情况。随章兆直潜回南京的张绍揆、陶仲和两人，同时还在为国民党军统组织工作，联系人为军统分子庆深庵。1940年2月5日，张绍揆在策反汉奸何世桢时被捕，随即签署了降书。他自知无法在南京再待下去，便通过陶仲和向军统方面要钱，想离宁赴渝。钟平、李光辉为此向朱家骅电报说：张的要求“倘不成或确有别情，则京市工作基础将全部牺牲”，“职等处此环境，深愧难能应付。”朱家骅在来电上批示：“查张绍揆因与章兆直（即赵祺）失去联系，乃参加庆深庵工作，业已四月，庆因沪地环境恶劣，上月离沪，由张代其联络一部关系，张之叔父张公达与何世桢有旧，张乃进行说何反正，并挑拨汪何内讧，不幸于本月5日在寓所被伪特连其夫人绑去。越日，由何世桢将其保释。沪地领导张工作之胡璋亦几被绑。此刻张仍在沪地，最近来电要求发给1500元旅费，以便来渝。此间因不清楚其被绑及释放之详细经过，已电庆深庵同查报备核。”
4月12日，吴绍澍又电朱家骅报告，为张绍揆掩饰变节行为，他写道：张绍揆被捕后“始终不屈，对我方任何机密丝毫未泄，尚不愧为本党同志临难不苟之革命精神，核准旅费千元，已由伯诚先生处代垫转交，已在返渝途中。此人有骨气，有奋斗精神……”
4月17日，吴绍澍再电朱家骅，对在南京的地下工作全盘否定，提出改进建议：“职以为京市党部成立迄今，未能有所建树，钟、李二人不尽不实之报告，于工作毫无影响，似以彻底改组为宜。”29日，赵祺电告朱家骅：已找钟、李二人谈过话，李光辉“无成见，已憬悟改图，拟请从宽免于置议”，“至钟撤职令已下，乃考虑环境情况，暂仍请留用，徐观后效。钟在我伪双方支薪，每月计八百元以上，工作却无成绩，应规定：1．钟为留任察看；2．凡参加伪方工作人员不得领支双薪，仅发一部分临时活动费；3．该党部要上报今后三个月的工作计划。”
5月3日，赵祺再电朱家骅，汇报了他对过去工作缺点的检讨，提出了四个方面的问题：1．纪律废弛；2．缺乏经验；3．领导人无决心；4．言行不符。他提出今后工作改革方针是：“1．整饬纪律；2．严密组织；3．以身作则；4．进行淘汰训练。”并具体安排了以后三个月内包括说服大汉奸反正在内的七点工作计划，要求增加经常费与临时费拨给。朱家骅对赵的敷衍塞责式的表态心中有数，他看透了赵祺的检讨后面就是要钱，于是回批：
1．说服大汉奸不是件容易的事；2．鉴于赵某过去虚报冒领挥霍无度的事例，申请增加经费一事绝不可能。朱家骅斥责赵祺“尤不知自反甫，准复职竟又分外请费，不知是何居心，应予申斥”。
1940年5月7日，赵祺向朱家骅提议任命陶仲和为市党部委员，次日又电请增加经费拨款。朱对南京党部的贪得无厌十分恼火，他批道：“国难当头，党费支绌，该部客夏以来，耗费公帑甚巨，迄今毫无成绩。中央甫宽其既往，再准一是，即定增费，实属非是。应并参考前批再复，严予申斥。”
但赵并不死心，9日，他再电报告说南京市党部决定成立“行动队”，开展刺杀汉奸等行动。这一点却正中朱家骅的下怀，于是最后终于得批：“电令照准，增加经费。”
拿到钱后，赵祺为了应付差事，策划了一些小规模的行动。如为庆贺国民党军所谓“粤豫会战”成功，向蒋介石报告策动“南京全市商店拒用日本军用票”运动，据报告取得一定实效，“敌伪令止，无大效果”。又如，1940年8月4日，在南京永和园茶馆突袭伪《南京新报》社长、汉奸秦默哂，因当时手边无利器，情急之中操以柜台上铁算盘将其头部击伤，秦落荒而逃。
虽然这次出手并不是什么大的行动，但在中统南京地下组织方面，已经是一次破天荒之举，朱家骅闻之非常高兴，急忙去电嘉奖，并允增加经费。另外，7月间李光辉在汪伪特务黄凯家中发现有寄自重庆磁器口董家桥25号邹钟林通讯处的信件一纸，提醒渝方注意。朱家骅批交由中统局进行调查。8月20日，赵祺保荐秦杰、张绍揆二人加入组织工作；22日，又派大学生两人进入汪伪中大建立组织，派三人进入日伪合办的“新华无线电学校”工作。
不久后，刚刚起步的南京国民党地下组织活动就遭受到了日伪的重创。
8月26日，赵祺报告：南京市党部在京机关8日夜遭到日伪破坏，陈觉悟、石超等七人被捕，李光辉幸免逃沪，敌四处张贴赵祺照片进行通缉，环境险恶。12月12日，受此案牵连，汪伪警察厅督察处长邓铭竖被认定与重庆方面有联系而被捕。
12月13日，又报：8月底，重组之南京市地下党部以夏恩临（李光辉）暂代书记长，委员有以下数人：
赵祺（化名王志观）、夏恩临（化名李光辉）、张绍揆（化名朱熙民）、陶仲和（化名姚君义）、秦杰（化名陈予明）、俞采丞、陆玄南（化名钟平）。
1941年1月9日，朱家骅接报，南京市地下党部委员陆玄南“在职殉难”。为此他发出专函表示哀悼，并对陆给予了较高的评价。11日，朱家骅又致函国民党中央秘书长叶楚伧，提议拨款两千元抚恤金慰问陆父。
经过这次挫折，南京的地下工作陷入暂时的停顿状态。工作人员滞留上海，不敢回南京。1941年初，李光辉以国民党南京地下市党部的名义向重庆发来报告称：“因机关留沪尚未赴京，但京市工作并未停顿。本自因常留京，又因电台设备及其他接洽关系，须常在京沪间往返。”朱家骅在电报上批道：“据报彼等仅到京二次，实属痛心。着即申复以后必须常川留京，工作努力，不得赴沪，否则只有立即撤回。”3月11日，吴开先与吴绍澍致电报告朱家骅：李光辉等人曾去南京两次，但其工作成绩无法核查。建议批准他们的“行动与组织分离”的计划，以防今后再遭大的破坏。“但京市目前尚无行动”，要准备一笔用于营救被捕者的“营救准备金”，但拒绝其领用中央或中组部“工作证”的要求，另请派熟悉京市情况的中央大员来京沪主持工作，“就近指挥”。
8月20日，朱家骅致电吴绍澍，指示应南京市党部的要求，对于刚获释的被捕人员李瑞芝、徐广仁、张至仁、韩慕周、刘文彬及戚忠六等六人，各发抚慰金八百元。
1941年11月11日，吴绍澍电告朱家骅，因掩护措施及经费问题未解决，新委任的南京市地下党部主任委员李文斋尚未到达南京。
总括上述诸端史实，可以看出，据朱家骅档案所载，国民党中统机构在恢复与重建南京地下市党部工作方面做了不少的努力，但结果工作成效并不显着。究其原因，大概有以下几个方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