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达目的地后，丁默邨让司机留在汽车里，将车停在马路对面靠边地方，就与郑苹如进了皮货店。他让郑在柜台前选货，自己则站在一边抽烟，并随意从店堂内看到店堂外。突然，他透过公司的大玻璃窗见到人行道上有几个形迹可疑的人正朝他打量。丁默邨立即警觉起来，马上意识到处境极端危险，必须迅速离开。他迅速地想好对策，突然从自己西装口袋里，掏出一大沓钞票，向玻璃柜台上一抛，随即对郑苹如说：“你自己拣吧，我先走了。”不待郑苹如答复，转身就往外跑。郑苹如被丁默邨这个出乎意料的举动惊呆了，见丁默邨拉开店门冲出去，也想跟出来。可是她刚走了两步，猛然想起屋外的预伏人员就要开枪，便停下了。而丁默邨冲出店门后，飞一般冲过马路，向自己的汽车狂奔。门外预伏的中统人员，没想到丁默邨突然跑出，迟疑之间让他冲过马路，钻进了自己的汽车。那司机见丁奔来时，知事情有变，早就推开车门，让丁进来，同时发动马达。刺客醒悟过来后，立即掏出手枪向汽车射击。可丁默邨已关上保险车门，子弹打不进去。汽车迅速开走，丁默邨因此逃避一死。
中统精心布置暗杀汪伪特务头目丁默邨的行动，就这样失败了。
后来，郑苹如在日本宪兵分队长的陪同下来到了“76号”特工总部，要求进去看望丁默邨，准备再行刺。但李士群令特务们扣押了郑苹如。丁默邨虽然恼恨郑苹如参与对自己的暗杀，但他又确实迷恋她，因此只想关她一段时间，杀杀她的气焰，然后收为己用。上海日伪当局也派人去威胁郑苹如的母亲郑华君夫人，要她劝说其丈夫郑英伯出任伪职，即可释放郑苹如，但郑英伯夫妇断然拒绝。而一批大汉奸的夫人们，如汪精卫的老婆陈璧君、周佛海的老婆杨淑慧、丁默邨的老婆赵慧敏、李士群的老婆叶吉卿等人，出于对来自重庆的不择手段暗杀的恐惧与丈夫们外遇的憎恨，一致主张非杀郑不可。李士群对其妻一向唯命是从，又要讨好陈璧君并借机打击丁默邨，于是在1940年1月，李士群在护卫汪精卫去参加“青岛会议”之前，下令瞒过丁默邨，将郑苹如杀害。
郑苹如被害时，年仅二十三岁。其父郑英伯闻爱女噩耗，一病不起，于1941年初抱恨而终。1944年1月19日，他们的长子郑海澄亦在对日空战中壮烈捐躯。郑华君夫人于1966年以八十高龄在台湾病逝。
郑苹如刺杀丁默邨一案，后来被汪伪宣传部次长胡兰成告诉着名作家张爱玲，张因此写成了小说《色·戒》，并于2007年被台湾导演李安搬上银幕，同名电影在威尼斯电影节上获得大奖，风靡一时。郑苹如的事迹才又被后人提及。
郑苹如作为一个救国动机单纯的青年，投身抗日救国，并献出了生命，她虽是中统人员，但她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国家与民族，她是值得人们怀念的。
军统策反周佛海，掌握伪军，暗杀李士群
抗战时的伪军，基本上是国民党军队动摇者抱着“有奶便是娘”的动机，投靠汪伪而形成的，也有一部分是由日本人利用旧军阀队伍组建的。他们的共同特征就是缺乏民族国家的政治理念与立场，为求一时生存而投靠日伪，并且除少数顽固派外，多数人因投敌害怕受国人谴责而产生消极与恐慌心理，随时准备另寻出路。所以，一旦受到重庆军统的策反，几乎都自愿反正，给自己留条后路。但他们也不是坚定的爱国者，在利益诱惑下很容易产生反复，于是，军统便不断“策反”他们，其总数量自然可观。
上海公共租界巡捕房包探钱人龙，外号“钱麻皮子”，是军统的暗线。
他手下有三个随从彭盛木、彭寿与程克祥，也都加入了军统局。钱人龙后来与汪伪“76号”又搭上了关系，于1940年2月25日被军统特务击毙在静安寺路的仙乐斯舞厅门口。但二彭与程却继续在军统服务。程克祥时任军统局南京情报组长，彭盛木为副组长。彭原籍台湾，时在上海专门教授日本特务学习中文的“同文书院”当教授。经红帮大佬徐朗西介绍，彭盛木当上了周佛海的秘书，曾随周访日参加卖国谈判。彭寿寄住在程的家中，外人戏称其住所为“寿祥庐”，程妻是舞女出身，外人称此女为“彭太”或“程太”，三人关系密切。他们曾将周代表汪伪的全部对日谈判记录偷出公布于报端，这一举动打压了汪伪的气焰。
1939年秋，戴笠令南京情报组长程克祥参加“和运”。程克祥与周佛海妻弟杨惺华结识，得以追随在周的左右。1941年12月，因陈恭澍一案，军统局京沪线交通员安少如被捕，交代出程、彭二人，但他们被审查后都拒认身份。戴笠请徐朗西出面救护，而周佛海此时已被戴笠囚禁家属捏住了把柄，便同意由徐朗西担保，将程、彭释放。彭盛木不久暴死，疑为日本人下毒。
程克祥返渝报告周佛海有反正之意，得到戴笠的认可。当时因陈恭澍叛变，军统上海工作全面失败，戴笠把宝全都押在了周佛海身上，他破例召见了程克祥，许以官位，发给密码，要他彻底搞定周佛海，并掌握杨惺华、罗君强的动态。
1943年底，程克祥返沪，在周佛海处建立了直通戴笠的电台。次年他出任周佛海所辖的伪军委会作战科长，负责部署伪军接应国民党军反攻，如伪孙良诚部部署在豫东——苏北及扬州一带，控制长江交通；吴化文部在鲁南——蚌埠一线，控制津浦路，截断南北交通，以策应反攻南京；并安排军统局张恒任伪十二军军长，分布于沪杭沿线，策应反攻上海及杭州等。1945年初，大体部署完成。
军统局通过策反汪伪第三号人物周佛海，利用其所掌握的军权控制了伪军。
此外，戴笠为不使伪军被中共方面争取，还专门成立了一个“策反委员会”，自1942年后就布置了多条线索去各地争取伪军，如1942年10月派姚虎臣、李夏荣负责策反汪伪广州要港司令招桂章；1943年在澳门设立军统粤海站，派姚虎臣、何崇校负责策反华南伪军；1945年初派张子奇往河南、江苏，运用他过去与西北军的关系，策反孙殿英、张岚峰、任援道等部伪军等。
戴笠给他们的明确任务就是掌握伪军用以反共，并对新四军、八路军作战。
据军统自己的统计，到1944年底他们共策反伪军七十三起，官兵五十六万一千○三十人，枪四十一万九千二百四十六支。这些数字，确实与否不能考证，但可以认定的是其中当然包括了相当部分的反复情况。
军统策反周佛海在此期间做的另一件大事，就是干掉汪伪特务头目李士群。
李士群是伪特务组织的实际创始人和实权派人物，曾为汪伪政府的成立与发展起了重要作用。此刻他在汪伪内部正是权势遮天，是个人人惧怕的魔王，且头脑灵活，狡兔三窟。
本来，戴笠在派唐生明“投汪”时，曾给他一个任务是要拉拢李士群。
因李士群一度曾是唐生明兄唐生智的部下，但李士群以时过人非，并不多搭理唐生明，使他无隙可乘。1941年8月，戴笠又通过杜月笙找到过去对李士群有恩的上海律师余祥琴，发展他加入军统局，指示他去见李士群，要李杀了汪精卫或劫持他来重庆立功。9月，余祥琴返回上海，密见李士群，转达了戴笠的意思，说若如此做了，“不但既往不咎，且代蒋委员长保证给你更好的地位和优厚的奖励”。李士群对此当即否决，他表示“愿诚意与戴先生合作”，但唯有害汪一事不能办，并要“请戴先生给我一封亲笔信”才能相信。虽然后来余祥琴乃至唐生明都在继续做李的工作，但因李士群根本上是靠日本人才发迹的，且因个人历史上曾吃过中统大亏等原因，他的“合作”表态，基本上是敷衍重庆的。对此，戴笠对李只有表态没有行动的情况已经分析得心中有数。但他对李除了继续以权利相诱外，也没别的办法。
李士群是个争强好胜的人，他急于立功和显示本领，想与戴笠、徐恩曾之流斗一斗，表现出他的能耐。在与重庆的特工战中，特别是在上海与军统上海区的斗争中，李士群心狠手辣穷追不放多次得手，逮捕并杀害了许多“重庆分子”，大大地得罪了两统，特别是戴笠和军统。因潜伏在上海的军统力量基本上被他肃清，戴笠渐变得对他恨之入骨，列入重点打击目标，双方想转圜关系已不可能。当周佛海表示归顺后，戴笠对他的第一个要求就是干掉李士群。
李士群的暴虐性格使其在汪伪内部树敌过多，特别是他只买汪精卫的账，对顶头上司周佛海也不恭敬，弄得周佛海大为不满，也想除掉他。而最关键的是李士群权高气盛，居然发展到不听日本人的话，为壮大自己的武装敢与日军抢夺军粮，这就注定了他最后被杀的命运。
周佛海设计了除掉李士群的上中下三策，以日本人出面杀他为上策，汪伪内讧为中策，军统派人动手为下策，经过再三考虑，决定采用上策。
1943年秋，李士群为争夺伪税警团团长一职又与周佛海、罗君强、熊剑东等人发生激烈的争斗。他曾派人在上海北站暗杀税警团副团长熊剑东未成，杀手反被日军捕获。军统得知这一动态后，密令已在掌握中的周佛海，制造日、李矛盾除掉李。周佛海于是使反间计，利用李士群在“清乡”中发展私人势力引起日军猜忌的机会，向日本人明确传达了“李士群立场不稳”的信息，说他有“通共”嫌疑，加上李在日本军方的靠山特务“梅机关”首脑晴气庆胤与影佐祯昭相继调往他处，继任的柴山兼四郎不喜欢李，于是李的厄运开始了。
柴山特地飞去北平与晴气商量处置李士群的问题，他说：“李士群的横暴与跋扈，越来越厉害，他搅乱了整个的南京政府，使政情陷于极度的不安……不能再让李士群干下去了。”他要将李士群立即撤职，晴气当然反对，但柴山官阶比他高，他也没办法阻止，只能写信要李注意收敛。李士群却不以为然，连信也未回。他对手下傲气地说：“不交就是不交，他们又能把我怎样？”
这种狗咬主子的行为，注定了他的难堪下场。
周佛海通过熊剑东，在华中日军宪兵司令部特高科科长冈村面前挑拨离间，说李士群要夺宪兵队的权，激起了性格暴躁的冈村的愤怒，他同意出手干掉李士群。
9月10日，李士群被岗村中佐邀请去他家赴宴，名义为调解他与熊剑东的矛盾。李虽有所防范，但他不敢不去，在席中，李被迫吃了冈村夫人送上的肉饼，回来后即中毒发作，次日在苏州家中死去。隔日，汪伪宣布他为暴病而死。这个出卖祖国的汉奸凶手就这样被其主子杀掉了。
军统操纵周佛海杀掉李士群的目的实现，渝方于此总算是出了一口恶气。
至于周佛海与重庆的秘密关系，日本方面也有所察觉，他家中与军统戴笠直通的秘密电台，就曾被日本方面监视。但周知晓后，竟然在1943年初上演了一出自烧山西路西流湾8号周公馆的“苦肉计”，销毁了一切证据，使日本人亦无可奈何。
在广东、江浙刺杀伪政权头目
在宁沪等地频繁开展刺杀日伪分子的同时，军统人员还在汪伪势力比较集中的广东、浙江等地开展了一系列的行动，刺杀伪政权人员以震慑敌伪的气焰。
1944年4月4日下午5点，伪广东省长陈耀祖（汪精卫妻陈璧君之弟，广东人亦称之为汪之内侄）到广州文德路古玩店看古董，军统广州行动队得知情报后，在店周围进行了埋伏准备。当陈耀祖从国际俱乐部出门向古玩店走来时，一个大汉走上前来一把抓住他喝道：“你是陈耀祖吗？”陈当即一愣，随口答道：“是。”那人举手一招，街上立即拥来十二名特务人员举枪就打，陈身旁的几个卫士尚没反应过来。一时间枪声已响成一片，并有人投掷了手榴弹轰然爆炸。陈耀祖及卫士当场倒地。行刺者在撤退前还在附近鸣枪示威，并无一人被捕。
到附近敌伪闻讯赶来时，陈耀祖已奄奄一息，卫士一死一重伤。经急送博爱医院，医生认为伤势过重无法抢救，再转送日军野战重伤医院多方施救无效，次日中午毙命。而十多名军统行动人员在完成任务后，竟然又齐聚在文德路口城隍庙内福来居酒家痛饮一顿，方才从容而去。
事后，伪广州当局宣布戒严三天，到处搜查。一时间市面上金融混乱，物价飙升三四倍，伪币价大跌，“伪币原定比率为国币二百元，现仅值八十元。伪府职员益感困苦，而匪盗乘机活动，晚上10时路上电灯电线均被割去，敌亦不准行人外出，形同死市。”
在此前后的1943年到1944年间，在广东被重庆特工刺死的伪政权高官还有：伪海军部虎门要港中将司令何瀚澜，伪军委会委员兼中央监察委员、“潮汕军总司令”黄大伟等。
1941年到1942年间，在江苏、浙江日伪统治的中心区域，军统浙西分站、苏州站、“忠义救国军”调查室人员也采取行动，刺杀了伪杭州市长谭书奎、汪伪清乡委员会署长谢叔锐等汉奸头目。
李香兰其人其事
在抗战时期军统与日伪的特务战中，还有一人需要提及和加以分析，她就是当年在沦陷区乃至全中国都有名气的伪满电影明星李香兰。
李香兰原名山口淑子，祖籍日本佐贺县杵岛郡北方村，是旅华日本人的后代。她的青春时代正是日本侵华高潮时期，由于她的美丽和才华，必然被卷入中日战争，“在祖国日本和故国中国之间的夹缝中受到命运捉弄，度过了非常苦恼的青春岁月”。
山口淑子的祖父山口博，自幼酷爱汉学，仰慕古老的中国文化，1906年举家从日本来到中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