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年邵明贤携眷赴沪，出任伪浙江省党部书记长，次年调南京为伪警厅督察处长，后不慎失密被捕，1941年12月17日被杀。
黄逸光为墨西哥归国华侨，1935年因发起徒步环球旅行，在到法国时与避此修养的汪精卫结识，受到他的赏识。抗战爆发后，黄终止行程回国，在武汉时曾在汪精卫家留住，并由他亲函介绍到昆明航校受训，后以身体不适飞行改做地勤。汪投日后，其妻弟陈耀祖劝黄在空军中响应“和运”，黄即向处长王叔铭报告此事，并由汪介绍给军统。黄逸光在接受短期特训后赴宁，在汪伪潜伏，出任伪“中宣部编审”兼“教育部专员”，与褚民谊、林伯生等巨奸往来频繁。他积极准备刺汪，后因受军统被捕人员的出卖，于1940年11月19日被逮。在伪法庭上，法官问他：“汪主席待你恩德高厚，你为何恩将仇报要暗杀他？”黄逸光回答到：“私谊岂可有害公理？”1941年12月12日，黄逸光与邵明贤一同就义。临死前，他大书“可爱的中华，我要为你歌唱，我要为你而死！”其爱国之浩气令人感动。像陈三才、黄逸光这样的爱国青年，原非军统，他们谋刺敌酋，舍生取义，将永垂民族史册。
除此而外，还有军统局南京副区长尚振声，于1939年被捕，奉戴笠令投汪，出任伪独七旅参谋长。他曾集合手下，准备攻入汪宅而杀之，事发被捕，关在上海，于1942年1月8日被杀。
1940年1月，军统局青岛站趁汪精卫赴青开会之机谋刺，又一次失败，青岛站也随之覆没。
军统刺汪连连失败，戴笠从中总结经验，觉得欲速则不达，因此行动暂告停顿。其后，据军统局自称，他们于1943年4月，经多方设法，派人进入汪宅为佣，于1944年1月汪病入院之机，由戴笠所派医师以慢性药剂为汪误服，使之发生骨髓炎，客死日本。1944年11月12日，戴笠在军统局“纪念总理诞辰暨庆祝本党成立五十周年大会”训词中说：“最后，我要告诉大家同志……我宣布一个消息，就是汪逆精卫已经于11月10日下午4时在日本名古屋死了，致死的原因，当然与我们有关系。”只此一说，尚无旁证。
汪精卫死后，其妻陈璧君到广州长住，并幕后操纵广东伪政权。蒋介石下令军统执行暗杀陈璧君的任务。根据情报，陈璧君时常秘密到澳门，住在澳门南环香炉灰4号她母亲卫月朗的旧宅。那时卫宅只有陈的一个远亲和一名老管家看屋，而军统粤海站的罗刚与卫宅的老管家相识，是条可利用的线索。于是，军统局本部派出女行动员徐燕霜来到澳门，名为投亲罗刚，实则准备设法结识那位老管家，伺机进入卫宅行刺。当时军统局备下两瓶烈性毒药，交人带给了粤海站站长何崇校，并命其主持行动。这两种毒药都是无色无味的细粉末，其中一种用薄胶片包囊，仅有半粒瓜子仁大小，可以贴藏在指甲内，在上茶时，只要将指甲在茶内浸一下，毒药即可溶化，人中毒死后也无痕迹。何崇校令徐燕霜在罗刚家中待命，只要陈璧君一到卫宅，她即可借奉茶之机下毒。但可惜的是陈璧君此后始终没去澳门，军统谋刺她的行动也就没有实行。直到抗战胜利后，陈璧君才被押上审判台，受到应有的惩罚。
狙击群奸“青岛会议”行动胎死腹中
随着抗战的持续，日本“三月亡华”的迷梦破产，他们不得不转而乞怜于“以华制华”的新战略。在北平扶植了以王克敏为首的伪“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在南京扶植了以梁鸿志为首的“中华民国维新政府”。但这些伪组织内的大小汉奸头目多是北洋时期的“前朝老臣”，且臭名昭着，还有的是国民政府的通缉犯，日本人也知道依靠他们是达不成目的的。因此日本人又将目标瞄准了国民党副总裁汪精卫，全力以赴做他的工作，拉其下水当汉奸。
汪精卫因为对抗战前途的悲观和与蒋介石的政治矛盾，关键时刻私欲占了上风，他决定逃出大后方重庆，另树一帜，但却遭到了蒋派来的军统特务的追杀，他只好投入日本人的怀抱。1939年4月底，日本派“北光丸”货船密送汪精卫等潜入日军占领下的上海。5月，汪精卫赴日本拜会新首相平沼骐一郎，乞求援助建立伪中央政府，得到“慨然”允诺后，汪精卫便踌躇满志地返回国内，指使亲信周佛海、高宗武等与日本在上海设立的“梅机关”秘密谈判议和条件及组织伪中央政府的事宜，最后签订了丧权辱国的《日华新关系调整纲要》。双方议定：中国承认“满洲国”，与日缔结反共协定，承认日本在中国享有资源开发优先权，承认日本在内蒙古、华北、长江下游等的驻兵权等。同时，汪伪也提出取消日军在华扶植的南北两个傀儡小政府，统一在他的伪中央政府之下。这一要求虽然得到日本政府同意，但却受到伪“临时”与“维新”政府和他们的靠山日本“华北派遣军”及“华东派遣军”的抵制。
为了与各汉奸政权讨价还价，最后在权力分赃的基础上达成一致，1940年1月19日，汪精卫电邀王克敏、梁鸿志等到青岛，举行会谈，得到了日本人的批准。这样，以汪精卫为主角的“三巨头”会谈丑剧，在青岛开演了。
当时的青岛已经处于日军占领之下。青岛的日伪当局为了迎接汉奸头目会谈，从1月中旬开始，就进行了严密的筹备工作。他们选定便于警卫的龙山路迎宾馆一楼为会谈地点，二楼为汪精卫一行住处，三楼为梁鸿志一行住处，不远处的太平路青岛大饭店（今栈桥宾馆）为王克敏一行和伪蒙疆政权军事头目李守信（内蒙古德王的代表）一行的住处。伪青岛警察局局长傅鑫坐镇指挥，调动伪警察倾巢而出，配合日本军警宪特，严密布防。在汉奸头目到来时，实行全面戒严，以确保安全。
汪精卫与各汉奸头目会面，筹组统一的伪政权，势必对重庆国民政府造成更大的危害，当局决定出手制裁。任务交给了戴笠的军统局。
戴笠领命后，急令潜伏在青岛的军统华北区青岛站站长傅胜兰，不计代价制裁汪精卫一行。傅胜兰侦知汪精卫一伙会谈地点是迎宾馆，便选择有利地形，布置火力，准备狙击群奸。不料，就在汪精卫抵青前夕，军统华北区督察员王天木叛变投敌，泄露了这次行动的天机。一时间，汪伪特务组织头目李士群闻讯大惊失色，急令已叛变的王天木先行赶到青岛，在青岛的日伪军警帮助下，先抓捕到了傅胜兰及其情人——军统出纳丁美珍，后又将宋贞薪、褚亚鹏等十几名军统人员捕获，并起获电台、武器数件。整个军统青岛站都被王天木作为“礼物”献给了主子。在严刑拷打面前，丁美珍提出，只要能使傅胜兰恢复自由，马上与她结婚，她可以动员傅胜兰率部倒戈。李士群当即表示接受。
就这样，军统布置的狙击群奸“青岛会议”计划还没正式开始就胎死腹中了。戴笠的结拜“兄弟”王天木又一次耍了他一把。
1月21日，伪“中华民国临时政府”行政委员长王克敏偕齐燮元、王揖唐、朱深等人乘飞机抵达青岛。随即汪精卫和梁鸿志、李守信几方代表陆续抵达，“青岛会议”按时开场。军统任务失败，青岛站覆没，吃了一次大亏。
中统刺杀汪伪特务头目丁默邨
丁默邨早年曾参加中国共产党，后叛投国民党“CC系”，从事特务活动。1934年升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第三处（邮电检查处）处长，成为与戴笠、徐恩曾并列的国民党特务大员，但他缺少戴、徐的根底和权势。抗战爆发后，他到武汉，被调任军委会少将参议兼武汉特别市政府参事、秘书长，因地位下降而对当道者心怀不满。
1938年底，他受原部下李士群的策动，从昆明逃往上海日占区，与李士群等汉奸组成“七人委员会”，叛国投敌，并奉日本之命，组建了伪“76号”特工总部，丁任主任，李士群任副主任。1939年8月汪精卫在上海召开伪国民党“六全大会”，丁默邨被指任为伪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中央社会部长、中央特务委员会副主任兼特工总部主任，成为汪伪巨奸之一。
因为丁默邨是国民党中统特务出身，对国民党的特务机构及其活动规律十分熟悉，因而在指挥76号特工总部与重庆两统斗法时，心狠手辣，屡屡给予对方沉重打击。重庆国民党当局决定尽快除掉丁默邨。因丁默邨曾在“CC”中统里干了很长时间，重庆当局便将暗杀丁的任务下达给了中统潜伏在上海的特务。
中统上海潜伏组织负责人当时为陈宝骅，他是陈果夫与陈立夫的侄子。
在接受了暗杀丁默邨的任务后，他就思考用什么方法来执行。因丁是老牌特务出身，对暗杀这一套行当十分熟悉与警惕，自当上汉奸后，更是警卫森严诡秘异常，整天蹲在特工总部闭门不出，就是接近他也非易事。
陈宝骅经过反复考虑，最后决定根据丁默邨的特点施用美人计，选派一个漂亮的女特务为诱饵，诱他上钩，然后选择适当场合将其暗杀。经过物色，最后选中了二十余岁的女情报员郑苹如。
郑苹如是一个中日混血儿。其父郑钺，又名郑英伯，浙江人，早年留学日本法政大学时，加入同盟会，从事民主革命活动。在日期间，结识了日人木村花子。木村花子出身于日本名门望族，对中国抱有友好的感情。当孙中山、黄兴等革命党人在日本从事革命活动时，花子女士常聆听革命演说，深受影响，自愿为革命党人传递信息与文件。在活动中，她与郑英伯多有交往，最后缔结良缘。此后，花子女士改名郑华君，随夫到中国定居，追随孙中山从事革命活动。后来郑英伯弃政从教，在上海复旦大学任教授，以后还担任过上海公共租界的江苏高等法院第二分院的首席检察官等职。他们夫妇生有二子三女，郑苹如是次女。
1931年“九一八”事变发生，华君夫人虽为日本人，却对日军侵华行径十分不满，多有愤言，子女受其影响很深。1932年“一·二八”上海抗战开始后，郑家全体投入抗日救亡运动，郑苹如与姐姐一起跑到浦东乡间进行抗日宣传。1937年中日战争爆发时，郑苹如的大哥郑海澄正在日本名古屋留学，学习飞行；二哥也留日学医，日本当局不允许他们回中国。华君夫人回到日本，毅然带着两个儿子偷渡回国参加抗战。上海沦陷后，郑英伯一家因华君夫人是日本人的关系，继续留居上海，并参加抗日工作。
1937年，因郑苹如的年青美貌，她的照片被风行上海的《良友》杂志选为第130期封面。陈宝骅看到后，在一次舞会上结识了她，又通过其父的关系把她与其二哥郑南阳都拉入中统，成为上海区的情报员。而郑海澄则被其父母送到国民党空军服役，撤退到大后方参加抗战。
郑苹如生于1918年，在中国长大，聪慧过人，又跟着母亲学会了一口流利的日语。她在上海读中学时，丁默邨曾兼任他们的校长。抗战爆发那一年，她中学毕业，准备入上海法政学院夜校读书，继承父业。上海沦陷后，她参加抗日地下工作，凭着青春妙龄通悉日语的交际才能，混迹于十里洋场，广为交接日伪人员，甚至于1939年还参加接待过到上海“访问”的日本首相近卫文的儿子近卫文隆，猎获了许多重要情报。当时传闻近卫文隆曾在上海失踪了几天，日本当局大为紧张，怀疑他被人绑架，后虽无恙，但郑苹如已被日方怀疑。实际上，中统特工嵇希宗确实通过郑苹如接近过近卫文隆，但他们对他做了什么工作却无人知晓。
中统上海组织认为郑苹如有暴露的危险，本准备让她撤退，但此时接受了刺杀丁默邨的任务，因郑年轻漂亮，还与丁默邨有师生之谊，便决定派她去执行。
郑苹如伪装成一个涉世不深的贪财少女，借机结识了丁默邨，并以校长相称。果然，经过几个月的交往，郑苹如不仅取得了丁的信任，而且引得他神魂颠倒，事事依从，形影难分。中统见火候已到，就下令布置对丁的暗杀行动。1939年12月2日，丁默邨赴沪西朋友家宴，临时打电话给郑苹如邀她一道参加。
郑苹如接到丁默邨的电话后，即与中统商定，她以购买皮大衣为由，将丁默邨诱至戈登路与静安寺路交叉路口的西伯利亚皮货店，让预伏的中统特务将其击毙。商定后，郑苹如便到沪西赴约。饭后当郑向丁提出购买皮大衣时，丁立即答应，即与郑乘上轿车，驶向西伯利亚皮货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