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密战中原，平息反蒋之乱
1927年蒋介石在南京“开府”上台后，他所面临的是一盘散沙的中国政局。
在开始阶段，他的主要精力是用来对付来自党内反对派的政治军事威胁，而不论是政治还是军事的斗争，情报工作都是十分重要的一个方面。古语云：“知己知彼百战不殆”，情报特务工作作为知彼的一个主要手段，其有力的效能是显而易见的，尤其对于蒋介石来说，因为他的目标并不都是光明正大的，因此，使用特务手段就是其必然的选择。
1929年中，二期“北伐”完成后，国民党内“新军阀”争夺权力的新争斗又开始了。阎锡山、唐生智等国民党内地方实力派人物，依仗着在北伐中所占据的地盘与膨胀的军力，坚决反对蒋介石以“编遣裁兵”为名行削除异己之实，因此最终决定举兵反蒋。在对付党内反叛者的作战中，蒋介石派出了他的秘密组织干将戴笠，进行军事情报搜集与策反工作。
1929年6月，戴笠以参谋身份随蒋介石到北平，刺探晋系军阀阎锡山所部的军情，他想从阎军下层人员中打开缺口，但阎部人员防范甚密，戴笠钻研多时，竟无功而返。
这年冬季，国民党第五路军总指挥唐生智，联络晋系阎锡山及石友三等部地方军阀势力，组织“护党救国军”，又发动了反蒋战争。在讨伐唐生智的战役中，蒋介石除调兵遣将应战外，又派戴笠深入唐部进行收买与策反。12月，戴笠到达开封、郑州活动，被唐生智发觉，唐悬赏十万在河南全境搜捕他。唐军宪兵营持着戴笠的相片到处设卡抓人，形势十分危急。戴笠在走投无路之际，铤而走险，化装成记者，从陕西潼关赶赴河南信阳唐部指挥中心，潜入城内。他探知掌管信阳城防的是唐部宪兵营长、黄埔四期毕业生周伟龙，周是戴笠同学东方白的好友。戴笠便以东方白之名独闯宪兵营拜见，鼓动口舌，以同学之情煽动起周伟龙对蒋介石的师生之谊，要周向蒋效忠，劝其投蒋共打天下，竟大获成功，周伟龙不但当即与戴笠结为拜把兄弟，而且还提供了唐生智的军事部署重要情报，并亲自护送戴笠出城脱离险境。一个月后，蒋军获胜，唐生智战败下野，周伟龙如约弃官投蒋，由戴笠引见蒋介石，受到嘉奖。此后，周伟龙便在戴笠手下做了一名军统大特务，成为戴的得力助手之一。此事后来被戴笠引以为荣，频频告人。戴笠的这次出色表现，使蒋的军事行动顺利成功。不久后，他便因功升为中校联络参谋。由于工作成绩突出，戴笠日益受到蒋的器重，并逐渐奠定了他在蒋集团中的地位。
1930年4月，国民党内最大的一次反蒋势力大联合又一次发动了倒蒋战争。阎锡山、冯玉祥联合桂系军阀及国民党内“改组派”、“西山会议派”等，推出汪精卫为政治领袖，在北平召集国民党中央扩大会议，公开与蒋作对。
为了应付挑战，蒋介石不得不倾全力以赴，命令“密查组”组长戴笠派出得力助手王孔安，混入北平“扩大会议”刺探了有关情报，帮助蒋介石制定了拉拢东北军张学良入关相助的正确战略，并成功地派人在各地瓦解、收买了阎、冯军的许多杂牌部队，最终使反蒋阵线腹背受敌陷于内乱。争斗七个月后，中原大战最终以蒋介石的又一次全胜而告结束。随后，戴笠又受命前往北平，代表蒋介石与其新盟友张学良联络，他通过张的警卫旅的一名团长、与张学良有两辈交情的拜把兄弟吴泰勋（戴笠最后竟然又做了张、吴的结拜大哥），成功获得了有关东北军的情报来源。吴泰勋还向戴推荐了多名手下充当特工。
戴笠的出色表现，使蒋介石对之更为倚重。
在对付反蒋派系的军事斗争中，蒋介石的特务们还有最有效的一招便是破译对方的通讯密码以获取情报。反蒋派桂系三巨头之一的黄绍竑，在他的《五十回忆》一书中透露，1929年至1930年蒋桂内战时，桂系方面的军事密码就曾被南京方面推译出来，导致蒋军对桂军的动向部署了如指掌，掌握了制胜先机。由于偷译对方密码的成功，使蒋介石得以“料敌如神”、“天纵英明”，而蒋介石的特务之所以如此“神通广大”，则是有其原因的。据“台湾情报局秘密出版的《戴雨农先生传》载：“民国二十二年三月，胡宗南将军介绍一位擅长无线电通讯的魏大铭给戴先生，乃即着手从人才的吸收训练、电机的研究制造，与内外通讯网的建立各方面，迅谋发展。’其实在魏大铭以前，蒋介石就在这方面坐享其利了。据魏大铭在《评述戴雨农先生的事功》回忆：民国十八年交通部国际电讯局长温毓庆博士，由财政部长宋子文的财务支持，研破了桂系的上海秘密电台XHFA的密电，情报为蒋总司令所用，后继续扩展及于冯玉祥、唐生智、石友三等情报而赢得中原大战，石友三、唐生智等叛变诸役，几次解救蒋总司令于危难之中，极有贡献。此种密电情报，当时由林蔚文将军经手，呈转处理，用后即毁，不存档案，了无痕迹，后来侍从室即循此规例，故知者极少而识者几无，人但知蒋委员长之神机妙算，而不知其另有密电情报。”蔡孟坚也于《八十谈奇》中谈到，中原大战时以时迁手段，偷得鹿钟麟总部新颁的密电本，以陈立夫名义送交总部机要室，大收战果，受到蒋介石的召见，“深予嘉勉”。特务之功大矣哉！蒋介石焉得不重视特务？
第二节戴笠成立特务处，放手发展特工组织
1931年3月，蒋介石就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随即召开高级军事会议，决定扩大情报网，着手调查搜集资料，研究国内外情报，用作“攘外安内”之参考。
4月1日起，戴笠所辖联络组扩大成情报处，称之为“特务处”，暂隶属“推展民族复兴运动”的复兴社，开展工作。9月间，又划归军委会调统局第二处，仍以戴笠为处长。“此一情报组织，在中华民国历史上尚属首创，不但无成规可循，且责任艰巨。”戴笠为该组织确定的目标宗旨是“反对日本的侵略，揭露汉奸组织，镇压内乱及实行反共，维护领袖（蒋介石）安全”。戴笠把4月1日这个以他个人为首的特务组织诞生的日子作为后来他的军统局的创业纪念日，每年都要举行隆重的庆祝活动。
组织成立前，戴笠得知蒋介石要他正式出面负责，便特地前去见蒋，以学资浅薄请辞，故作姿态以试探蒋介石的真意。蒋回复他说：“只要你有决心，其余不必顾虑。”戴回答说：“从今天起，学生决以生命为革命而牺牲奋斗，失败则请委员长加罪，成功或竟为敌人所杀，决无后顾。”这一过程，后来成为戴笠表白他从事特工为蒋介石效力决心的例证，到处宣讲。他在自己的回忆中写道：民国十六年7、8月的时候，我在×部底下做事。民国二十年12月10日以前，我只有一个勤务兵贾金南和一个毛；到了民国二十一年，我也只不过才有一百多人；民国二十一年1月23日我在杭州，突然接到领袖蒋校长的电报，要我马上回南京。1月26日晚上8点钟，蒋校长在中山陵召见我，要我主持成立特务处。先是关系方面一共保举了六个人，蒋校长认为只有我比较合适，能够做好这个工作，要我负这个责任。我因为团体中很多人都是我的老大哥，并且这种事情本身就不容易做好，当时我就向校长报告说：“我不能做这个工作。”蒋校长问我：“为什么？”我就将上面说的这个意思说了一遍。蒋校长说：“这不要紧，一切有我，你不必顾虑，现在就是你有没有决心的问题，只要有决心，事情就一定可以做好。”在这种情况下，我不能再推辞，当时我就说：“报告校长，就黄埔的关系讲，你是校长，我是你的学生。就革命的关系讲，你是领袖，我是你的部下。既然如此，我当然只有绝对服从命令，尽我的能力了。”
于是，不到一刻工夫，领袖就下达正式命令。当时我向领袖表示：“从今天接受命令之日起，我的这个头就拿下了。这就叫一手接受命令，一手提着头颅。”领袖问我：“此话怎讲？”我说：“这是我的决心，我这个工作做得好，我的头一定给敌人杀掉，若做不好，当然要给领袖杀掉。再者，积劳成疾，所谓‘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岂不外只有这三种情形？”
领袖当时叫我找帮手，我找了一个郑锡麟，一个××，我选择了两个同志。
次日上午，也就是民国二十一年1月27日，有位同志要打倒我，他说：“关于特务处的人事、经费，校长叫他负责。我就报告领袖辞职，结果没有获准。以至于后来发展到今天的局面。什么叫光荣历史？什么叫清白家风？
这就是我们工作的起源和开端。”戴笠在特务处内公开提出这样的口号：“秉承领袖意旨；体念领袖苦心；做领袖的耳目；做领袖的手足。”以此为其组织的宗旨和对部下的要求，后来便成为军统组织的宗旨，又加以发挥，演变出“长官没有听到、看到、想到的事，我们要为长官听到、看到、想到”的口号，大书在军统局本部的墙壁上。戴笠此举的意图还是为了拍蒋介石的马屁，让蒋看了后“体念他的苦心”，从而更加宠信他。
特务处成立时设有一室二科，以唐纵任书记室书记，郑介民为侦察科科长，邱开基为执行科科长，其后增加了交通科，由黄埔一期的梁干乔任科长。这时的特务处尚处在比较简单的创业阶段，共有一百四十五人，其中骨干力量都是戴笠“密查组”的人员，又吸收了王孔安、乔家才、简朴等黄埔出身的干员，办公处就设在南京鸡鹅巷53号，处理机要指挥行动，人数增加后又于12月在许府巷成立了处本部。同时在各省地区及大城市成立了区、站、组三级组织网，初步形成特务网络。1933年7月，为保护蒋介石的安全，又成立了“随节警卫组”。1935年，为适应特工通讯的需要，特务处又成立了第四科，魏大铭为科长，专负电台联络与培养通讯人才之责。
特务处是戴笠掌握的第一个冠冕堂皇的机构，他有意将之迅速地“发扬光大”，并着意其独立性之形成，与复兴社拉开距离，这引起了复兴社常务干事贺衷寒的警觉，他向书记滕杰建议改组特务处以防不测。滕杰召集戴、贺商量，戴笠听明来意，当即怒形于色，转身欲走，经滕杰好言调解，最后确定特务处对蒋介石交办的事可直接报告蒋，只有对社里布置的任务才向社干事会汇报。这样，无疑是确认了特务处在社内的特殊地位，戴笠从此更加有恃无恐。
当时戴笠的特务处内部机构及派往各地的特务网骨干统计如下：
复兴社特务处（第二处）
处长：戴笠副处长：郑介民
第一科（情报）：编审股、华东股、华南股、华中股、华北股、统计股
第二科（行动）：司法股、执行股、特务队
第三科（总务）：会计股、庶务股
书记室：人事股、译电股、交通股
设计委员会南京：方超、陈英南、左曙萍、陈逸湘；上海：翁光辉、张业
京沪路：徐亮；徐州：胡天秋；海州：岳烛远
杭州：胡国振；安徽：汪德龙；南昌：柯建安
赣州：喻耀离；抚州：谢镇南；武汉：周伟龙、刘培初、萧勃
长沙：蒋肇周；粤港：邢森洲；香港：吴乃宪、张炎元
厦门：连谋；郑州：刘艺舟；开封：刘暨
山东：李郁文；青岛：姚公凯；烟台：刘乙光
胶济路：郑兴周；津浦路：高振鹏；天津：王天木、靳汝民
北平：陈恭澍、杨英、齐庆斌、王云孙；太原：靳易夫、乔家才
归绥：王和众；西安：贾文郁
以华北地区的重镇平津地区为例，1932年11月，戴笠从参谋本部特务警员训练班毕业生中选择了陈恭澍、杨英、戚南谱三人到北平建立工作站，由陈恭澍任站长。
陈恭澍原籍河北省，是黄埔五期生。1931年由蒋介石亲自选中到中央军校特别研究班受训。后成为力行社外围组织“革命军人同志会”的成员，与戴笠有了接触，受戴之命，联络了三十余名黄埔同学到参谋本部特务警员训练班学习。因在学习期间监视同学兼做情报有成绩，受到戴笠欣赏，毕业后即去北平当站长，进入戴笠的干部圈。
客观地说，陈恭澍在特务行动方面是有一些天资的，他天生机敏而且有指挥才能，后来为戴笠和军统干了多件轰动全国的事，指挥和参与了诸如刺杀汪精卫、王克敏、殷汝耕、石友三等汉奸头目及诛杀日本官兵的事件，但他也是个顽固的反共分子，指挥过杀害吉鸿昌等共产党人的行动。他后来在担任军统上海站长期间，指挥部下与日伪激烈拼杀，后失败被捕，随即叛变，投靠汪伪特务头目李士群。抗战胜利后被国民党政府判刑，不久又被放出，投入反共内战，最后跑到台湾。晚年写了五本回忆录性质的关于特务史的书，留下了许多资料。
当陈恭澍等到北平时，戴笠的特务处已在半年前在平津建立了工作站，负责人是戴笠的“十人团”成员之一的“铁哥们”王仁锵。王是东北讲武堂的毕业生，曾去日本明治大学学习法律，任过浙江高等检察厅检察长、中国驻智利代办使事，有一定阅历。跟随戴笠当特务后，改名为王天木，化名还有郑士松等。他也是个较能干的人，一直为戴笠独当一面。陈恭澍按戴笠的要求与王天木取得联系，王带他们熟悉情况，在北长街18号开设了一家“军事杂志社北平分社”作为掩护机关，建立了站点。陈恭澍陆续发展了白世维、范行等人，他们常常游走在“八大胡同”等风化场所，称为“工作需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