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3年春，日本占领山海关，进入热河，华北局势紧张。蒋介石派何应钦到华北，取代张学良办理对日交涉。戴笠为掌握东北军动态，除派郑介民以陈立夫的“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特派员”身份来北平领导平津工作外，自己也来平指挥。他拉拢了前黑龙江督军吴俊升的儿子吴泰勋，通过他的关系与东北军上层人物广泛交往，做他们的工作兼搞情报，挖张学良的墙脚，防止东北军的“异动”。如戴笠发现张学良在东北军内有个秘密的政治组织“护东学会”，即报告蒋介石，等张旅欧回国后，蒋就与他共组了一个含有法西斯性质的“四维学会”来取代了“护东学会”，并由力行社分子大量加入，最后因东北军人员消极抵制，“四维学会”名存实亡。
戴笠在北平还对在中共影响下国民党“左派”冯玉祥将军在张家口组建抗日同盟军一事进行了侦察与破坏，为此他派黄埔四期的高荣去张家口组建了特务处张家口站。他在离开北平前召集平津两地全体人员训话，要他们“特别注意共党的阴谋”。
此外，因“另一处情报机构调整案”，特务处人员又“获得大幅度的充实”。
原来，蒋介石为配合“围剿”苏区红军的需要，于1933年在南昌行营秘书处设立了专司情报工作的“调查课”，由蒋的侍从秘书、力行社干事邓文仪兼任课长，这也是蒋介石专设的特务情报机构。该课设有一室三组及两个侦察队；外勤机构在华中及东南各省均设有特别区站和普通站组，并确有行动人员及特派员分布各地。同时，1932年设在武汉的豫鄂皖三省“剿匪”总司令部秘书处第三科及禁烟密查组均受其指挥，其规模和能量已超过了当时戴笠领导的力行社特务处。
1934年夏，邓文仪因在调查航空署一架飞机失火案中涉嫌受贿被迫辞职。7月，戴笠奉派兼任南昌行营秘书处调查课上校课长，将权力伸展到江西反共前线。
1935年2月，蒋介石正式将南昌行营调查课归并于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第二处，成为力行社特务处的组成部分，使特务处的规模空前壮大，总人数由六百七十余人增加到一千七百余人，不仅数量上增加两倍多，其构成亦有很大变化，原南昌行营调查课的特务骨干分子，如李果谌、王新衡、张严佛、谢力公、钱新民、朱若愚、王平一等人，都受到了戴笠的重用，他们中许多出身于留苏学生，有的是中共叛徒，“平均水准，比戴先生以军校同学为骨干的老班底为优秀……所以多获戴先生之重寄。”这些人后来成为戴笠组织的中坚力量。
在吞并南昌行营调查课之前，戴笠已在华东、华中、华北、华南地区的二十六个城市及京沪、津浦、胶济三条铁路沿线区域布置特务七十余人，初步形成了由点到线的网络。调查课归并后，经费亦随之得到增加，戴笠便对全国各地特务组织作了系统的布置与加强，划分各大区域，设立区级单位，在各省设省级站，以次则设直属组，其体系是区辖站，站辖组。此外，还建立了南京国际组、铁道通讯组、财政密查组，加上原来的三省“剿匪”总部禁烟密查组，这些特别单位，都直属特务处直接领导。
除了加紧下属各特务组织布网建设外，戴笠同时还在军、警、宪各部门建立起特务机构。如在宪兵司令部设立政训处，先后派梁干乔、张炎元担任处长。在宪兵团、营设立政治训练员，其成员均由特务处推荐，经政训处考试后任用。各省保安处设立谍报股，股长由该地特务站（组）长兼任。初期兼任谍报股长的特务站（组）长有安徽蔡慎初、江西谢厥成、浙江翁光辉、河南刘艺舟、福建张超、贵州桂运昌、湖北廖树东等人。此外，武汉行营第三科的简朴、四川行营第三科的王孔安、西安行营第四科的张严佛等特务头目，也都在各地谍报机构兼任了职务。在警察系统则是由戴笠派特务人员渗入其中，掌握领导权，他先后派遣马志超、史铭、赵龙文、王固磐、杨蔚等人担任了西安、兰州、杭州、厦门、南京、郑州、福州等十多个省辖市警察局（厅）长，以及京沪、粤汉、平汉、津浦等主要铁路部门的警察署长；还派员担任了许多军警机构中的特务队长、侦缉队长，诸如上海警备司令部侦察大队长、后勤总部警务队长即由戴笠派王兆槐、喻耀离充任。
在各地军警系统设置的特务机构和派遣的人员，其编制和经费属于所在的部门，但其人员配备与活动则由戴笠安排指挥。他说：“我们之所以要掌握许多公开机关，就是要以公开机关来掩护秘密工作的前进”，“我们的工作由于任务的特殊，必须采取秘密的方式，以严密的组织，在公开工作掩护之下进行。因为在公开工作掩护之下而从事特殊的任务，才不致引起别人的注意与防范，甚至于加以危害，才可以达到我们的目的。”
戴笠为把特务活动渗透到各地区各部门，需要大量训练有素的人员，他从一开始就十分注重培养特务人才，并喜欢效仿蒋介石，自兼各训练班的主任，以“师生关系”来笼络部下，培养私人党羽。特务处于1932年6月呈准设立参谋本部特务警员训练班，隶属于参谋总长，以王固磐任主任；戴笠兼事务课长，负实际责任；郑介民为教务课长；李士珍为训育课长兼学员队队长；郑国琛为指导员。班址在南京洪公祠，又称之为洪公祠训练班。受训学员大部分为黄埔军校毕业生，事前都经过戴笠的严格审查，并吸收为革命军人同志会会员。参加者共有黄埔四期的廖宗泽、刘乙光，第五期的陈恭澍、喻耀离，第六期的唐光辉、杨英等三十余人。该班共分两期，共计培训了学员三百六十人。这些人受训期六个月，训练内容着重精神和技术，既培养忠于蒋介石专制独裁统治的思想，又训练一套从事特务工作的技能。
是年6月，戴笠又奉派为杭州浙江警官学校政治特派员。浙江警校是1928年朱家骅任浙江省政府民政厅长时所创办。戴笠担任政治特派员后，即以培训警官为名，将该校作为培养特务的摇篮，这是戴笠特务系统最早的培训基地，开设了甲、乙、丙三种特训班及电训班。戴笠任命王孔安为该校书记长，自兼训练班主任，副主任为余乐醒。由谢力公、柯建安、毛家亮分任校务、训育和事务课课长，汪德龙为学员队长。以政治和情报工作训练为主要课程。
甲训班设在雄镇楼，和警校完全隔开。选派警校优秀正科生及各地特务骨干分子受训，六个月一期，每期三十人，专门培训高级特务人才，共培训六期毕业一百八十人。
乙训班设在警校内，其学员由戴笠派刘乙光等人往江山、嵊县两地招收初中毕业生。由戴笠指定“只要这两个县份的人”。江山为戴笠的故乡，目的在培植自己的亲信；而嵊县则以出强悍的土匪着称。这个班培训行动打手和充当警卫的专门技能，如骑马、射击、驾驶、武术（拳击、摔跤、擒拿等），共培训了二百七十人。
丙训班也设在警校内，招收十五六岁的女青年，训练课目除武术外，还授以女佣方面的技能，如缝纫、烹调、洗涤等，以为今后工作的掩护，训练了十六人。
无线电通讯是从事特务活动的重要工具和手段。戴笠建立特务处时，没有无线电通讯设备，各地的重要情报，均由国民党中央党部调查科和军政部门的电台代发，往往在时间上不够及时，失去情报上的价值。戴笠为建立自己独立的通讯网络，商请胡宗南从第一师调派无线电专家魏大铭到特务处工作，还在浙江警校内增开了电训班，第一期学员十二人，其中十人为杭州警校第二期毕业生。后因警校毕业生专业不同的缘故，学生们缺乏从事无线电通讯工作的兴趣，便又在上海设立了“三极无线电传习所”，招收有志于无线电专业学习的青年学生受训，从中挑选优秀分子入杭州浙江警校电训班。
这个班从1933年3月18日开办起，至抗战前止，共办了十一期，为戴笠特务处培养了三百三十四名从事特工的无线电通讯人员。
浙江警校特训班是戴笠特务处培训特务人员之开始，在军统历史上占有重要位置。
电训班开办初期，教官康宝煜觉得当时使用的5瓦特手摇发电机和15瓦特充电发电机均携带不方便，不适宜秘密工作使用，便采取将收发报机真空管的电压提高一倍的办法，研制出一种小型收发报机。这种收发报机除去电池、听筒、电键外，只有两只饼干桶那么大，携带十分方便。这一革新，使戴笠大喜过望，于1933年夏天，让魏大铭携带这种袖珍特工收发报机与他一道上庐山，向蒋介石报功请赏。其时，蒋介石正在庐山开办军官训练团，庐山与南京的通报，虽用15瓦特电机，但因庐山云雾影响，使电力损耗太大，发射十分困难。戴笠即让魏大铭使用袖珍特工机，使通讯畅通。过了几天，戴笠和魏大铭在芦林34号官邸受到蒋介石的召见，戴指着袖珍特工机向蒋报告说：“现在牯岭通报的电台，就是这个电机。”蒋连连点头称好。戴笠受到蒋的赞许后，即让魏大铭编造预算，呈请开办无线电制造所，很快得到蒋介石的批准，便在雄镇楼开始生产2.5瓦特的特工机。同时大量收购收音机，改装为发报机。1933年冬，在南京城南白鹭洲西石坝街29号建成特务处电讯总台，拥有收发报机三台。
1933年间，戴笠在为国民党军的“剿共”战争服务中，对破译中共红军的密码电讯工作开始重视。特二处与南昌行营合作，以上海为中心，分设侦讯总台于南京，由谢松元负责，并在北平、广州、宜昌设立了分台，截获中共红军福建根据地等处拍发的电报情报，年抄报各类情报达二点五万至三万份、密电译件两千七百余件。
随着特务机构的不断扩大和人员的日益增多，戴笠为控制掌管特务人员的思想和行动，建立了督察制度，在特务处增设督察室，以柯建安任主任，在下属单位按区或省设置特务督察。
1935年春，戴笠亲自主持在杭州召开督察会议，由他作出六项规定：（一）督察室工作报告，除对临时事故必须随时报告外，经常督察工作每旬报告一次（后改为每周一次）。（二）督察工作报告，对人员履行职责情况，要摘要与举出事实。（三）有关特务人员执行纪律，乃至卫生设备等，都应有所报告。
（四）督察报告除他本人与督察室外，其他单位之人员不准索阅。（五）遇有须奖励或惩处及改进纠正等事项，秘书室行文应以“据查”或“据报”字样，不得写明系督察室所报告。（六）督察人员到某一单位实施职务时，态度应和蔼，感觉应敏捷，头脑应精细，报告应切实，拟办应公平而适当。
会后，蒋介石接见出席会议的全体人员，除强调督察工作的重要性外，训示与会人员“应特别注意对共匪的侦察与防范”。
这种督察制度的建立，从一开始就遭到各地特务头目的不满。例如，当时派往北平站的督察是王平一，他出身于邓文仪的南昌行营调查科，是被戴笠收编的非嫡系干部。到北平后，他的地位同等于北平站站长，对北平站工作负有监视之责权，这对当时的特务处北平站站长陈恭澍来说自然是一种羁绊，陈说：“我个人基本上就反对这种制度……我反对的理由很简单，我认为这种督察制度徒增内部困扰，于事并无补益，因为既鞭策勇者奋进，又自设绳索加以羁绊，是相当矛盾的一种措施。当然，支持这种制度的人，自有一套美丽动听的说辞。不过，我仍然固执的反对了几十年。”“所以在心理上也连带的不大重视驻在北平的督察，虽不致被认为傲慢无礼，但总会予人以冷漠之感。”
除建立督察制度设置督察外，戴笠还设立了一套用以处置违纪特务的秘密监狱，他对特务中发生的各种案件，是从来不经过司法程序交由法院或政府监察部门处理的。当时在南京，特务处按不同级别和待遇设立了监禁特务分子的秘密监狱三处，称之为“甲地”、“乙地”、“丙地”。“甲地”设在江东门陆军监狱内，自建院落与陆军监狱隔开，是个比较优待囚犯的地方，属于家庭式监禁。禁闭在这里的人，除了没有外出自由外，其他禁制比较少。“乙地”设在羊皮巷一所旧式平房里，关押在这里的人限制较多，彼此不得互通姓名，都以代号相称，警卫管理相当严格。“丙地”设在老虎桥模范监狱内，专门羁押重刑犯。1934年春，戴笠的把兄弟、军统大员王天木因在天津被牵进了一桩敲诈勒索杀人的“箱尸案”，经蒋介石批捕后，判了无期徒刑，就关在“丙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