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同戴笠对特务处及其所属各机构人员实行家长式统治一样，惩治违犯内部法纪的特务分子也全由他一人说了算。凡投入秘密监狱的人，既不经过正式审判，也不明确宣布刑期，监禁时间的长短，全由戴笠一人视情况需要而定，并不依情节轻重和在押期间的表现定夺。如戴笠需要，情节重的可随时起用，反之，即使无足轻重，也可能无限期关押下去。如军统大员陈恭澍在其《北国锄奸》一书中的记载：1934年冬，他在任北平站长，在率部往天津刺杀勾结日本的旧军阀石友三时，因行动不顺，一气之下将相关的一个杂粮店老板刘兆南绑架到了北平关押起来，被告到了南京。陈恭澍于慌乱之中畏罪弃职逃走，数月后到南京见戴笠自首，被关到了特务处的“乙地”羊皮巷“工作同志”囚禁所，在此度过了五个月零七天的囚徒生活后，又被戴笠放出担任天津站站长，“事先一点征兆都没有”。
在坐牢期间“没有人召我谈话，也没有人开庭审讯，更没有人叫我写自白书之类，这是此番坐牢的一大特点”。在押的人“刑期都不重，可是谁也不知道那一个人会在什么时候释放出去”，“一切由戴先生决定。”戴笠把这一手作为驭下的工具，让手下的特务们深感“天威难测”，又“感恩戴德”，但实际上却是另一种庇护部下的手段，并非出自法律与正义。如犯了人命案的王天木，后来又被戴笠重用，而那个无辜的老板刘兆南，却不仅未被平反释放，反而被关进了专押重刑犯的“丙地”老虎桥模范监狱。
关于活动经费，戴笠曾对手下赵茂高说：“我对于同志，不使其有余，也不使其不足，假如同志经费过多，容易使其堕落腐化，如果不足，顾虑他贪污不法。”他的政策是将经费钱财当做驾驭笼络部下的手段之一，平时适度控制，在关键时刻对所需者则出手大方毫不吝啬，如部下邱开基母丧，因工作不能回家，戴笠特批增发其一年薪水两千银元，以示慰问抚恤。这种手段很见其效。
戴笠的特务处在内部作业方面，一般遵照以下的程序来办：外勤各处送来的情报，送交第一科，按地区分发各股处理。承办人根据其内容拟出初步意见交科长阅签后，送交戴笠批准，按“制裁（暗杀）”、“密捕（绑架）”、“监视”等分别布置行动人员执行。重要的则由统计股缮写，由交通股转送或由戴笠面呈蒋介石阅示。批准后戴要签字，并制订出具体的行动计划，由情报科把案卷送行动科执行。习惯的办法是行动人员分为一、二、三线，分负打先锋、监视和策应及幕后指挥之责。一旦得手，人员分别撤退，出现意外则互相接应。暗杀史量才、绑架刘芦隐等大案都是这样做的。
这一习惯直到军统局成立后仍是延续之如此办理的。
特务们在工作中如同黑帮一样也有些暗语，如称蒋介石为“大老板”，称戴笠为“老板”，给蒋的情报叫“报甲”，给戴笠的叫“报戊”，有关部门也用代号来称谓，外人根本听不懂。
1935年，蒋介石决定公开在其政府机构中设立特务组织，使特务活动“浮上台面”。新成立的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是国民党已有的党、军两大系统情报机构的汇合，它并非是后来以戴笠为首的“大名鼎鼎”的国民党军统局，而只是它的前身。蒋介石委派陈立夫出任这个新成立的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局长，主持特工情报汇集的“调统会报”，将戴笠和徐恩曾都挂在他的手下。正如前文所述，陈立夫实际上的权限也只限于管理他手下的中组部调查科这一摊，而戴笠则还是一如既往地只在蒋介石的独掌之下工作。
这一组织下设三处，第一处由徐恩曾任处长，归国民党中央党部管辖，注重中共在社会之活动；第二处由戴笠任处长，由蒋介石直接控制运用，注重中共在军事方面之活动；第三处由丁默邨任处长，负责情报处理、通讯，掌理会报方面之总务事宜。
这一时期，国民党的特务工作是以陈立夫一派为中心来开展的，其重点是对付以中国共产党为重点的政治反对派，并且在20世纪30年代早期与中共进行了秘密战线上的激烈斗争。此时，戴笠一派组织的羽毛尚未丰满，在特工战线上的作用仍是蓄势待发，但其与陈立夫特务系统的竞争之势则已初见端倪。
第三节国共在上海的特工战
陈立夫系统的特务机构，是国民党内以反共为主要任务的特工组织。20世纪30年代，其活动十分频繁。
中共党员钱壮飞潜入中统高层
1929年冬，在陈立夫的安排下，徐恩曾正式出任南京国民党中央组织部党务调查科主任。就任前，他特意把原在上海无线电管理局工作时的私人秘书钱壮飞也一块儿带了去，并任命钱壮飞为机要秘书。但他万没想到，钱壮飞是一名1925年就参加了中共组织的秘密党员。这一情况使得中统的工作陷于十分被动的局面。
钱壮飞，本名钱北秋，又名钱潮。原籍浙江吴兴，1895年出生。早年曾就读湖州中学。徐恩曾亦是浙江吴兴人，且上过湖州中学，这样，钱与徐恩曾算得上是同乡加同学。钱壮飞后来考入北京医专，毕业后在北京挂牌行医，不久后转到京绥铁路医院附属医院当医生。
1928年8月间，钱壮飞奉党组织指示，考进由徐恩曾幕后主持的上海无线电训练班，有意向国民党的秘密机构靠拢。不久，徐恩曾以国民党中央广播电台台长身份兼任了上海无线电管理局局长，钱壮飞依靠同乡加同学的面子，凭借超人的才华，渐得徐恩曾器重，很快成为他的私人秘书。他才华横溢，不仅懂得医道，还写得一手好字，画得一手好画，尤其是写得一手好文章。
1927年4月，李大钊等着名共产党人被军阀张作霖逮捕杀害，钱壮飞见北京不能容身，只好避到上海。1928年7月，他与党组织取得联系，参加中共法南区法租界街道支部（该支部书记是张沈川，后成为中共首位电讯报务人员）。不久，他出于寻找掩护职业开展革命活动的需要，报考了上海无线电训练班。
1929年春天，陈立夫指派徐恩曾去杭州筹办西湖博览会。徐恩曾携带钱壮飞前往，并为钱壮飞在浙江省教育厅挂了一个秘书的头衔。钱壮飞工作勤恳，把这次博览会办得有声有色，得到了社会各界的好评。孔祥熙闻讯后，亦特地赶到杭州西湖参观，赞不绝口。由此，钱壮飞进一步取得了徐恩曾的赏识和信任。
徐恩曾之所以选中钱壮飞做自己的秘书笔杆，还有一个原因是因为他本人有在人前羞于启齿的“两怕”：一怕写字，二怕写文章。一次，中国工程师学会刊用他的一篇文章，出版时竟将徐恩曾三字错印成了“徐思予”，这是因为徐的书法太蹩脚被人认错字所致，徐恩曾为掩饰此事，索性将错就错，将“徐思予”当做了自己的笔名。徐恩曾既然出掌党务调查科，写字和作文肯定是难免的，有钱壮飞代劳，省了他不少气力，这也是他器重和信任钱壮飞的一个原因。
当时，为便于指挥派驻各地的特务活动，徐恩曾特意委托钱壮飞以其机要秘书的名义，在南京设立了无线电秘密电台。钱壮飞遂借此机会，首先将中共党员胡底安插进来。
胡底，又名胡北风，安徽舒城人。他早年在北京中国大学读书时即与钱壮飞相识，毕业后就住在钱家。胡底于1925年加入中共，翌年进入北京光华影片公司当演员。1927年他与钱壮飞一起由北京避至上海。1928年夏，又一起加入中共法南区法租界支部，后进入上海影片公司当演员。不久，被敌人侦知，遂于1929年夏逃往南京钱壮飞处隐居。
钱壮飞先是在南京丹凤街，以社会人士的名义创办了一家“民智通讯社”，由他本人挂名负责，实际由胡底主持全部工作。不久，他又将胡底调往天津，在日租界秋山街5号创办了“长城通讯社”。1931年秋，胡底又在天津开设了通讯分台。与此同时，钱壮飞又在南京中央饭店四楼设立“长江通讯社”，作为整套无线电情报机构（包括上海无线电管理局）的指挥机关。
为便于通讯，徐恩曾亲自动手研制了一种便于携带的小型发报机，并投入使用。此后，由调查科派到武汉、南昌、广州等地的特派员，都使用这种小型发报机，直接同“长江通讯社”的秘密电台进行联络。当时，在党务调查科，大凡送给徐恩曾的电报、报告和各种情报，都要先经钱壮飞审阅并提出处理意见，徐恩曾只在上面签个字。之后，调查科的特务所搜集到的有关共产党方面的文件，也都汇总到钱壮飞手里，钱壮飞只在上面盖个戳，就列入收藏完毕。这样，钱壮飞既掌握了调查科的许多机密，又避免了党的信息被敌人利用。接着，钱壮飞又要胡底推荐地下党同志相机打入上海无线电管理局。胡底推荐了他的安徽老乡，早在芜湖进行革命斗争时就相识的李克农。李克农时任中共沪东区宣传委员，常进出上海文化机关，与胡底熟悉。
不久，胡底专程到上海找到了李克农，说明了钱壮飞的意思。当时，李克农已进入中共中央特科工作，胡底尚不知道。李克农随即向中共特科负责人陈赓汇报了这一情况。本来，中共中央已极为重视钱壮飞在敌人内部所取得的地位，听取陈赓的报告后，中共中央军委负责人周恩来立即批准李克农打入上海无线电管理局，以加强党在敌人情报系统内的工作。陈赓当即指示李克农前往上海无线电管理局报名应考。
当时应考科目共有三门，分别为三民主义、科学常识、命题作文。大革命失败后，李克农曾到上海找党组织，在喝葱花、酱油兑开水的“三鲜汤”度日的时期，他与进步作家阿英等人从事文艺工作，写过小说和剧本，故其文史知识底子厚，加之才思敏捷，这三门科目，李克农均考得很好。特别是命题作文字迹清秀，颇有文采，得到考官赏识。张榜时，他顺利地被录取了。
李克农进入上海无线电管理局以后，经钱壮飞鼎力推荐，很快就担任了电务股长，同时兼广播新闻编辑。李克农在上海东方旅社常年包了一个房间，名义上是为便于搜集“新闻”材料，实际上却成了钱壮飞从南京送递情报到上海党中央的联络点。此后，南京送来的情报都由李克农及时反映给陈赓，再由陈赓转交中央。在周恩来的提议下，中央决定由李克农、钱壮飞、胡底等三人组成一个特别党小组，李克农任组长。工作中的重大问题，均由党小组讨论决定，分头执行。按照党的组织纪律，他们当时都直接接受陈赓的领导。因此在中共党史上，他们三人被誉为中共早期潜伏在敌营内部的“龙潭三杰”。
1930年4月，中原大战开始后，蒋介石急于搞到东北军张学良立场动态的情报，以防他加入阎锡山、冯玉祥的反蒋阵营。过去蒋介石也曾派人到东北去搜集情报，但都被日本人破获了。钱壮飞经秘密请示陈赓同意后，主动向徐恩曾请缨赴命。
徐恩曾知道这个任务很艰巨，搞不好就会有生命危险。既然钱壮飞主动要求，他立即批准。钱壮飞遂邀上正在天津的胡底，组织一个谍报小组去沈阳活动。陈赓向上级作了汇报后，中共中央对此极为重视，决定派陈赓与他们一同前往。于是，他们利用这个难得的机会，拿国民党特务机关的证照作掩护，花着国民党的钱，顺便巡视了中共地下党在东北和华北的工作，并带回了许多机密情报。为了应付蒋介石，钱壮飞回到上海后，同李克农一起，搜集报纸上的消息，再加上一些听闻情报，写成一份四万余字的调查材料。
徐恩曾看后，连声称道。
陈立夫重用徐恩曾掌管中央党部党务调查科。徐恩曾对其内部组织及其活动进行了改革，他依靠采访股张冲与机要秘书钱壮飞，系统地引用了苏联秘密组织“契卡”的一整套训练与工作方法，并参考了日本特工“特高科”的经验，对手下特务们进行了比较专业的训练，在组织系统上则按科组实行科长与总干事负责制，基层人员分为干事与助理干事，分别外派各地区工作。为进一步加强管理，提高工作效率，徐恩曾又批准张冲的建议，在全国范围内建立特工特派员制度，向国内各大城市派出常驻人员，工作重点是要对付中国共产党的活动。
自1927年国共两党分裂以后，国民党在南京、武汉等地先后发动反共清党，并在全国范围内以暴力对付共产党，残杀了数以千计的中共党员，而中共也被迫还击，发动了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及广州起义。但国共实力的差距，使中共不得不在国民党统治区转入地下，中共中央在上海隐蔽下来，国共两党在隐蔽战线上的地下斗争由此拉开了序幕。
1927年11月9日，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会议决定，为保证党中央的安全，在中央军委书记周恩来主持下，建立中共中央军委特务工作科，简称“中央特科”，开展对付国民党的秘密工作。在中央特科内，设立了四科。
一科为总务科，负责总务、财政、交通等工作，科长洪扬生，他从特科成立之初到1931年一直担任这个职务。其职责是：负责为中央布置各个秘密机关和联络点，置办各种必要的家具和办公用品；每当中央在上海举行重要会议，他负责安排会场。此外，总务科还要为中央机关筹集经费，并且利用各种社会关系出面以合法方式营救被捕同志。其工作性质就是中共中央的“总务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