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东方最初是俞敏洪“一个人的新东方”，还谈不上什么企业管理。而随着新东方规模的扩大和人员的增多，管理上的问题也就日渐增多。从家族式企业到以“三驾马车”为标志的“分封制”，再到后来的股份制，每一个阶段都有其特定的问题，而每一次管理模式的更新，虽然缓解了当下的问题，新的问题还是会不断出现。
比如家族式管理，因为掺杂了过多人情的因素，引起了王强、徐小平等人的不满，虽然感到压力重重，俞敏洪最后还是选择了执行“亲属回避原则”，执行合伙人制，实际上也是“分封制”。然而，分封制在引领新东方快速发展一个阶段之后，又产生了更大的问题，因为利益纷争，“三驾马车”也面临分崩离析的局面。
所以，企业管理是永无尽头的，特别是对于新东方这样一个庞大的知识型企业，所要管理的都是一些精英人士，其难度就更大。本章就向您讲述俞敏洪在管理新东方的过程中都遭遇了哪些坎坷，以及他的应对策略。
第十道坎
突破家族式企业的瓶颈
新东方最初只有俞敏洪一个人，后来他妻子的加入，意味着新东方成为了一个家族式企业。陆陆续续的，俞敏洪的母亲、姐夫，还有俞敏洪妻子的一些亲戚也都加入了新东方，甚至还包括公司员工的一些亲戚，这让新东方成为了一个名副其实的家族式企业。随着新东方的快速发展，家族式管理逐渐显现出弊端，特别是那些自认为是天才的教师们，对俞敏洪的用人原则非常不满。把所有亲戚都请出新东方？谈何容易！
坎里那些事儿
现如今很多非常成功的企业，比如福特、宝洁、摩托罗拉等，都有一个家族式企业的开端。换句话说，很多人在最初创业的时候还是会选择和家人一起干。有调查数据显示，在美国，75%以上的企业属于家族企业，而在中国的民营企业当中，90%以上都是家族企业。
新东方也不例外，最初是俞敏洪一个人在做。发展前景明朗一些后，俞敏洪的妻子就加入了进来，起初是在前台负责报名，后来新东方具有一定规模后，就转做财务和行政等事务。
1995年，为了迎接回国的徐小平，俞敏洪请走了原来在新东方做移民咨询的加拿大老外，让徐小平主持这一领域。俞敏洪还确定了新的利益格局，划分地盘，迎接王强等人的加入。王强和徐小平来到新东方，都是一个亲戚不带。
有了合伙人之后，俞敏洪就觉得他老婆再参与学校的管理，可能会让这些同学、朋友觉得不舒服，于是就动了让老婆离开的念头。但是他又很怕老婆，只能迂回地来解决这个问题。于是，俞敏洪对老婆说，你看咱们新东方要做大吧，可是咱们两个人的能力有点力不从心，不如你先出去读书吧。到1997年年底的时候，俞敏洪的老婆就真的到加拿大读书去了。
可是，俞敏洪的老婆走了之后，他的母亲又参与了进来。老太太个性比较强，很乐意参与新东方的事务，除了做饭还参与管理，主要是后勤方面的。据说，俞敏洪的母亲有一种强烈的“护犊”情结，她老觉得儿子不是王强等人的对手，会吃亏，所以是一心要留在新东方，帮儿子看好这个摊子。老太太进入新东方的同时，还带来了一些其他的亲戚，比如俞敏洪的姐夫。
断断续续的，俞敏洪老婆的一些亲戚也加入到了新东方。见创始人的亲戚们都来到了新东方，当时新东方在国内的几个合伙人，也开始把自己的亲戚安插到新东方工作，这些人带进来的家族成员远比俞敏洪要多。
眼看着新东方的家族性质越来越浓，王强、徐小平和包凡一感到很不舒服，他们觉得新东方到处都是亲戚，导致新东方的人际关系很复杂，长此以往肯定会影响到新东方的股份制转型。
这时候，俞敏洪也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但是怎么才能把这些亲戚都请出新东方呢？特别是强势的老妈。要知道，俞敏洪是那种见到老妈会发抖的人。俞敏洪说，他老妈一发脾气，他就会不自觉地跪下去，这是从小养成的习惯。王强和徐小平回国之后，曾亲眼见过俞敏洪跪在老妈面前接受批评。
俞敏洪的战术
俞敏洪的家族意识其实很淡漠，早期让妻子和母亲加入新东方，主要是基于经营成本的考虑。所以，此时要打破家族企业的瓶颈，也是下定了决心。
制定“亲属回避原则”
在新东方的一次全体股东会议上，通过了“亲属回避原则”这一协议。该协议规定，新东方在职人员的任何直系亲属，都不得在新东方任职。俞敏洪很清楚，要想让别人的亲戚离开，自己首先要让自己的亲戚都离开。但这谈何容易，俞敏洪觉得实在难以开口。
还好，俞敏洪有一个很通情达理的姐夫。当时他的姐夫已经是书店的经理了，而且把书店经营得很好，是新东方所有书店中收益最好的一个。在看到“亲属回避原则”的时候，姐夫主动退出了。当时姐夫说，“在这个问题上不能让弟弟为难，我带头先走”。姐夫辞职就走了，一分钱的补贴都没拿。因为这件事，姐姐有半年时间不肯搭理俞敏洪这个弟弟。
生日宴上说服母亲
俞敏洪的母亲在农村时是妇女队长，所以锻炼了很好的讲话能力，来到新东方之后，管理一下后勤的事情，觉得这是儿子的事业，很开心。俞敏洪和母亲说起“亲属回避原则”是在她的生日宴上。
那天的生日宴上，大部分是新东方的人，俞敏洪就说起了让家族成员离开新东方的事情。老太太一听，感到非常意外，一下就火了，上来要打俞敏洪。此时，徐小平在边上看得目瞪口呆，他对俞敏洪要将老妈请出新东方这件事实在不抱什么希望。徐小平的不抱希望是有理由的，因为只要母亲一开骂，俞敏洪是会不自觉地跪下去的。他是一个大孝子。
直到一年多以后，俞敏洪的家族成员陆陆续续都退出了新东方，包括他老婆，老婆那边的姐姐和姐夫，只剩下他母亲一个人还留在新东方。不过，这时候老太太也看明白了，自己的不离开只能让儿子承受更大的压力。于是老太太说，“那我退出吧。”但在临退出前，母亲还提出了一个小小的要求，那就是给她留出一间小办公室，没事了她可以去那坐坐。
不过，俞敏洪知道，老太太是那种闲不住的人，只有给她找点活干，才能保证她彻底退出新东方。正好当时新东方有了住宿部，所以他就建议老太太去承包食堂。这个食堂本来是要承包给外面的人来经营的，这样一来，大家一致同意由老太太来接手。于是，老太太从家乡找来了几个侄子、侄女，聘请了几个厨师，就把食堂经营起来了。
见俞敏洪动了真格，新东方的其他几个领导，也迅速把自己的亲戚都清除出了新东方。大概用了一年半的时间，新东方清除了所有的家族成员。
坎外真经
忠言逆耳利于行
将亲人请出新东方的这一行动，始自王强、徐小平和包凡一的提议。这在最初让俞敏洪觉得很为难，在实行的过程中也带给他很大的压力。但后来的事实证明，这一做法是非常明智的。如果没有王强和徐小平的这一提议，新东方恐怕到现在还是家族企业，别说是上市，很可能已经四分五裂了。
可见，很多时候让我们听着很“逆耳”的那些话，才是真正的“忠言”，只要按照这些“忠言”去做，才能把事业做大做久。所以，俞敏洪后来也曾表示，他很感激王强等人把他硬推上了人事改革的道路。
亲情是一把双刃剑
俞敏洪说，在他所熟悉的教育领域，几乎每一家都是从家族企业开始的。他还说，家族式企业是新东方初期生存和快速发展的不可或缺的基础，因为家族式企业的管理成本相对较低。
在创业之初，为了节约成本，选择和家人、亲戚一起办企业，是不错的选择。不过，随着企业的发展壮大，家族式企业会面临很多问题，利益纠纷、人事斗争等等，在家族式企业中频频发生。这也导致家族式企业一直毁誉参半。
俞敏洪本身并不反对家族企业。他认为只要把握好度，家族式企业也可以管理得很科学，但遗憾的是，在中国的人情观念下，这个度实在难以把握，把握不好的结果就是企业四分五裂。
第十一道坎
分封制遭遇危机，股份制破土而出
请走了亲戚们，新东方告别了家族制，然而，新东方的管理并没有因此进入正轨。没有了亲戚们的新东方，实际上成为了分封制。分封制具有不投资、少投资的优点，能用最少的投资吸引最优秀的人才，在一定程度上大大促进了新东方的发展。然而，当各“诸侯”之间的利益失衡时，纠纷就出现了。
坎里那些事儿
撕掉来自大洋彼岸的通知书，下定决心不出国后，俞敏洪开始从比较长远的角度规划新东方。1994年年底，他听闻民办外语学校“理想学校”的校长杜子华，口语和听力教得很不错，就找到了他，并向他提出了兼并方案：一、新东方的教师每节课平均300元，如果杜子华过来，可以每节课600元；二、口语班可以合并到新东方，向学校缴纳15%的管理费，其余收益都归杜子华。杜子华对这个兼并方案很满意，两人很快就达成了合作。
这一做法，实际是俞敏洪儿时的“糖纸理论”实战演习。小时候，俞敏洪有糖自己不吃，分给小伙伴吃，但糖纸都归他留着。拿到好处的小伙伴们，甘愿四处为他打架。这是什么意思呢？糖是利益，糖纸是品牌，抓住品牌的人才是王。
徐小平和王强从国外回来后，俞敏洪采用了同样的办法。基础英语培训是王强的地盘，留学、签证和移民咨询这一块领地，则属于徐小平。1997年，包凡一加入新东方，开始全权处理新东方的出版事宜。而自始至终，俞敏洪都是负责出国考试培训的事情。至此，新东方的“诸侯分封制”基本成熟了。
这些诸侯们，名义上都是新东方的副校长，但并不在学校拿工资，而是各自经营自己的地盘，除了上交15%的管理费，剩余的利润都归自己。很明显，这种“分封制”具有不投资、少投资的优势，能够以最低的成本吸引到最优秀的人才。事实上，分封制也让新东方进入了快速扩张期。
但是，让俞敏洪万万没有想到的是，正是这“分封制”让新东方陷入了一个大危机中。1999年底到2000年初，在新东方的业务中，出国培训的比例明显降低，而基础英语培训却急剧上升。更重要的是，出现了一些新业务，比如电脑培训。当时中国的电脑培训业已经特别火热，到处都是电脑培训班。所以，俞敏洪等人一商量，也决定让新东方开办一个电脑培训班。但是利润怎么分配呢？按照分封制的原则，谁负责利润就主要是谁的，那如果电脑培训做大了，必定会引起其他人的不满。
经过一番商议，这个电脑培训班由王强去做，在利润分配上，俞敏洪这些人之间虚拟出来了一个股份制，王强拿大股份，比如60%，剩余的股份其他人平分。另外一个是图书出版业，当时这一块由俞敏洪负责，同样是俞敏洪占股60%，剩余股份由其他人平分。
虚拟的股份制看似解决了问题，实则留下了隐患。谁负责哪一块谁就占大股份的模式，实际还是分封制，而每一个领域的利益又是不均等的，随着新业务的出现，这一不均衡现象更加明显。所以，到了利益分配的时候，这些“诸侯”之间就争吵不断。各诸侯之间明争暗斗，都希望自己的领地成为新东方最主要的阵地。
面对这场纷争，俞敏洪颇感无奈，他也意识到了这种分配模式隐患，但是怎样才能走出当下的困局呢？
俞敏洪的战术
对中国企业而言，企业的快速发展往往和人事斗争是相伴而生的。解决得好，企业就能继续发展，否则，大好江山很可能就被葬送了。俞敏洪知道，自己这次面对的是一个利益整合的问题。
进行股份制改造
2000年初，资本市场运作专家、人民大学金融研究所所长王明夫给新东方带来了新想法：为什么新东方不值50个亿？
一边是内部诸侯纷争不断，一边是50亿的诱惑，这两者共同把新东方推向了进行股份制改造的道路。2000年5月，新东方启动公司的现代化改造，由包括校长、副校长和一些名牌教师在内的11名股东组成了“东方人科技发展总公司”。
同时，新东方的内部利益格局重新洗牌。“诸侯”们交出了自己的地盘，通过持有公司股权，从享有“小概念的新东方”转型到享有“大概念的新东方”。所谓小概念的新东方是指原来的封地，而大概念的新东方则是指共同拥有整个新东方，将来可能直接享受新东方这一品牌带来的任何好处。
股份的分配，是依据过去各人对新东方做出的贡献来划分的。当时商议的结果是有11个人可以拿到股份，大家一致同意俞敏洪拿55%，王强和徐小平各拿10%，其余的人有的拿4%，有的拿3%，还有0.5%的。
主动拿出10%留给“后人”
分完股份之后，俞敏洪主动提出自己只要45%。当时咨询公司的人就对俞敏洪说，如果他只拿45%，那么持有55%的人靠股权投票就能把他推翻，新东方就可能要易主了。但俞敏洪并不这么认为，他当时非常豪迈地说，“我要是靠股权来领导新东方的话，那我就没必要干下去了，即使一股都不给我，我照样能领导新东方”。
对于拿出的那10%的股份，俞敏洪建议留给日后加入新东方的人才，他认为这是吸引和激励人才最好的办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