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十年不遇之洪灾
同治九年（1870年）十二月十九日，一个大事不断之年的无大事之日。
此时的大清国，真可以说是内忧外患，纷沓而来；积贫积弱，积重难返。王朝刚从一场与法国的教案冲突中脱身，日本又跑来要求建立西式邦交。放眼内望，经过十余年的艰苦征战，太平天国与捻军终于成了历史名词，可代价是河北、河南、山东、江苏、安徽、江西、湖北打成一片焦土。而西北、西南的叛乱却仍呈不可收拾之势。举凡内蒙古、山西、陕西、甘肃、青海、新疆、云南、贵州，仍笼罩在前途晦暗的血腥内战之中。列强又趁机作浪。不列颠渗透西藏，法兰西蚕食越南，俄罗斯屯兵中俄边境，虎视眈眈，静待时机，大有鲸吞、蚕食并进之势。
可是，在这样一个春节在望之际，新任直隶总督李鸿章念念不忘的却是降水（雨雪）量问题。
对于像传统中国那样一个广土众民的农业大国，像风调雨顺这样貌似平淡，却又直接影响到王朝长治久安的事情，总是如此的可望而不可即。就在这一天写给友人的私函里，李鸿章先是追忆了这几年来的“水旱频仍”，虽然基层屡有豁缓赋税征调的呼声，可是残酷的现实却是各级官府“摊捐叠加”。结果就是“连岁无麦，民食极艰”，尚可聊以自慰的是，本年“冬内得小雪四次，虽未甚沾足，麦苗似均长旺。若讬福庇，稍有春雨接济，定获有秋”。
可惜天不遂人愿。同治十年（1871年）的春天并没有给李总督的辖区送来期待中的春雨，看着辖区内日渐枯萎的麦苗，李鸿章在写给老师曾国藩的信中，甚至要为后者的辖区能够得到“透雨”而特别表示祝贺了。
到三月中旬，旱情仍未有好转，李鸿章也只有在写给恩师的信中继续倾诉苦水：“畿疆春来仅获小雨，麦苗多枯，秋禾未种，殊深焦灼。”但是就在这个三月的后半月，忽然有了转机，出现了连续降雨的天气，虽然降的都是小雨，但“麦苗虽不甚旺，秋禾差可播种”。到五月初，麦子总算保住了中等收成。
就在李鸿章转而“专盼秋谷告丰”的时候，五、六月间形势忽又骤变，连降暴雨，直隶境内“雨水极大，为嘉庆六年以来所仅见”。在这场七十年不遇的特大洪涝灾害面前，永定河上游八处决堤，“并将芦沟桥下石堤冲塌”。仅此一项修复工程即估价“约需二十余万”两白银。“天（津）、河（间）、顺（天）三府”
同时遇灾，天津四周“数百里一片汪洋”。李鸿章紧急申请截留十万石漕粮赈济灾民，但就算批准也“犹难遍及”。又念及芦沟桥修复工程巨款难筹，不免“仰屋徒嗟，焦灼曷已”。与此同时，安徽到上海一带却又陷入“苦旱”状态，“棉稻歉收”，李鸿章也只有长叹：“岂南北各有一天也！”
到七月下旬，灾情进一步恶化，“津、河各郡竟成泽国”，只有种在高地上的农作物得以保全。可是，从七月二十九日到八月初四，“连雨六昼夜，高地收成遂又大歉”。
到八月中旬，永定河上的决口增加到了十余处，维修费用估价也提高到了三十余万两。嘉庆六年（1801年）的水灾与之规模相当，当时中央财政尚算充实，当年即拨款一百数十万两赈灾，“次年春夏尚有巨资接济”。而且这些拨款中既有来自国库的公款，又有大量属于内府的皇室私钱，真可以算是家国同构，体恤下民了。
但在连年战乱之后的同治十年，李鸿章既难以得到中央拨款，更难以得到皇室的内币。他能得到的只是十万石漕粮（内江浙漕米八万石，奉天粟米二万石），外加从浙江与江苏采买的四万石赈米（二省各采买两万石）。可是，十万石漕粮只能应急，就算四万石“江浙赈米折价解到”，也不过饥民一月的口粮。虽然后来又追加了两万石赈米，但无疑还是杯水车薪。
尤其令李总督头痛的是，直隶北部地区的农村民居多是“土坯苇墙”，大水浸泡后土崩瓦解，“朔风早寒，僵毙待拯之苦，不堪设想”。又由于“津郡为九河下梢，洪流横溢，平地深至丈余，其四乡难民扶老携幼而来不可胜数”。一时间，天津城内灾民涌动，人满为患。
总之，用李总督写给皇太后和皇上御览的奏折里的话说就是：“本年顺（天）、保（定）、（天）津、河（间）等府霖雨成灾，河堤溃漫，居民荡析。情形极为困苦。”而在农业中国，饥民往往意味着乱民，而当乱民又变成流民时，问题就严重了。这些还都是眼前的急务，就算应付过去，如果不能及时把来年开春播种需要的种子粮分发下去，还是无法根本解决问题。而且，九月后虽然洪水减退，但“天津、河间低洼之处，积水尚二三尺”，朔风之下悉数结冰，导致冬麦无法种植，故而来年开春不仅要发放种子粮，还要继续发放赈济粮。
可是这又能怪谁呢？连续的内战和外战，导致“畿辅水利废弛已久，收拾为难。年年饥荒，非旱则涝”。最终酿成了同治十年“秋禾既颗粒无收，春麦又补种不及”的灾难性景象。刚上任未久的李鸿章在滂沱大雨中“坐此愁城”，“处民穷财尽之地”，虽自嘲“智力俱困”，“焦惶无措”，但仍要放手一搏。
曾老师的李学生
对李鸿章而言，在绝境中奋起一搏，早已不是第一次。
遥想咸丰十年（1860年），太平军再破江南大营，席卷苏南浙北。至咸丰十一年（1861年），太平军名将李秀成统数十万之众，卷土而来，萧山、绍兴、宁波、诸暨、杭州，一路失陷。上海顿成孤岛。一时群情汹涌，东南大乱。
当是时，上海孤岛，三面环水，一面向敌。无援军，无退路，只有一群态度暧昧的洋人。形势如此危急，上海地方官因担心丧失上海的控制权，迟迟不愿向外省实力派求援。上海地方士绅和商团一看朝廷、洋人、地方官都靠不住，索性自己筹钱，直接去找手握实权的两江总督曾国藩乞援。并郑重承诺，只要曾出兵上海，沪上商旅愿每月承担贵军十万两白银的军费。
对于正在闹钱荒的曾国藩而言，这真是天大的喜讯。但对于一贯用兵谨慎的曾国藩来说，这又是一次很大的挑战。经过反复权衡，他终于致信九弟曾国荃，望其能帅八千陆军、五千水师去守上海孤城。谁知荃帅眼中，不世奇功只有一件，那就是攻克太平军的“老巢”天京，其他都不足转移他的视线。
曾国藩没办法，只好另觅良将。思来想去，目光锁定在他的得意门生李鸿章身上。
李鸿章的父亲李文安是曾国藩的同年。在传统社会，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人脉机缘。
道光二十四年（1844年），旅居京师的李鸿章第一次见到了曾国藩，从此执弟子之礼，终生不改。
咸丰三年（1853年），曾国藩创湘军以对抗太平军。又五年，几经蹉跎的李鸿章入曾氏幕府，开始其半学生半幕僚的生涯。
曾国藩很看重李鸿章，以至于在很多人看来有些徇私。可是，历史还是证明了曾文正的独到眼光。
固然，这个年轻人有很多毛病，但一个真正的伯乐正善于透过一时的毛病，去发现千里马的本质与潜能。
李鸿章好睡懒觉，曾国藩就故意等幕僚到齐才吃早饭。结果群贤云集，唯李合肥“披衣踉跄”后至。终于使小李一狠心，戒掉了睡懒觉的毛病。老师趁热打铁，又要求李同学早饭后陪他散步。一路给他讲修身，讲为人，讲平天下。既说古今中外，更鼓励他放眼世界，深研时务。时间长了，这早起散步竟成了李鸿章一生不倦的早课。
李鸿章又好吹牛，说狂话。曾国藩就故意安排他与“湘军才子”李元度议论军政大事，以挫其傲气，养其傲骨。
李鸿章又自恃才高，总以为普天下老师第一，学生第二。于是曾国藩便故意让他与“一代霸才”左宗棠共事，告诉他什么叫“两峰并峙，二水分流”。
如此数年，李学生终于由一个愣头愣脑的“合肥老母鸡”，变成了曾老师匣中一支急欲出鞘的绝世好剑。现在，正是用他的大好时机。
李鸿章也没有闪避。正是他，受师命于临危之际，带着募来的十三营淮上子弟，坐着从洋人那租来的火轮船，横穿敌境上千里，敌后登陆大上海。
李学生抵沪后，曾老师又以信函指示道：“阁下初当大任，宜学胡文忠五、六年初任鄂抚，左季翁初任浙抚规模，从学习战事，身先士卒下手，不宜从牢笼将领，敷衍浮文处下手……一年之内，阁下与各营官必须形影不离，卧薪尝胆，朝夕告诫，俾淮勇皆成劲旅，皆有声誉，目下可使合肥健儿慕义归正，将来可将淮勇以平捻而定中原。阁下若与各营离开，则淮勇万不能有成……愿阁下力为其难，自赴前敌。大难未平，吾辈当为餐冰茹檗之劳臣，不为肠肥脑满之达官也。”
那么，他带去的又是一支怎样的军队呢？
他们穿的衣服既有半旧的军装，也有自带的花棉袄；他们的武器，既有西洋枪炮，更不乏大刀长矛。
不过有一样是统一的。那就是几乎所有的士兵都没穿鞋。他们就这样光着脚丫子，拖着土布包袱，拉着手推车，一路到了十里洋场的大上海。阳光下，当地人看着稀奇；洋人却纳了闷：李鸿章来打仗，带这么多难民干吗？
当得知这些人就是大清国的堂堂正规军，就是此次会战大清国所能派出的所有军队时。人们惊讶了，绝望了，恐惧了，藐视了。
上海，完了。
可上海没完。
李鸿章说：“军贵能战，非徒饰观美。迨吾一试，笑未晚也。”
虹桥一战，十万太平军精锐，居然败给了他的三千团练兵。已经逃出的难民回来了，准备上船的洋人不上了。
当战场第三次被鲜血与残阳双重染红时，李鸿章甚至发起了大反攻。
一夜之间，上海城沸腾了。李鸿章的名字开始具有一种独特的魔力。对很多人而言，那意味着一种力量，一种可以将不可能变成可能的力量。这个传奇，不仅传遍了大清国，而且通过洋人的新闻纸，传到了海的彼岸。
募然回首，居然都已经是前朝的往事了。
李总督的奋起一搏
这一次，李学生的对手不再是战场上可见可触的敌人，而成了捉摸不透却又无所不在的大自然。要做的事情也不再是消灭生命，而是挽救生命，阻止天灾转变成人祸。这是一个更具有挑战性的工作。面对这个工作，李鸿章使出了浑身解数。
李总督的浑身解数大致可以归纳为如下十二点：
一、设立筹赈局，强化救灾管理。
二、筹措应急款项。经与直隶布政使钱鼎铭协商，决定从地丁银中提取二十六万，军饷中提取十万两，同时再从下一年交往国库的京饷中预先截留五万两，共计四十一万两白银，先用于赈灾。
三、“派员携银分赴丰收之区”，设法购买粮食。
四、以米易粮。北方居民本不以米为主食，而且米价高、杂粮价低，故将南方援助的米折成银钱，再到直隶周边省区购买、玉米等杂粮，这样就增加了赈济食物的总量。
五、请得圣旨，打击官私双方的遏籴居奇行为。
所谓“籴”就是入籴法，“遏籴”就是阻挠入籴法的实施。所谓入籴法，指的是“在丰收之年买入余粮存储起来，并在歉收之年以平价卖出，以保护农民免遭年度农产品价格波动的冲击”。早在战国时代，魏国就采取了入籴法，进入秦汉大一统时代后，入籴法逐渐制度化，不仅在平时保障农民的收入，而且在灾年起到平衡不同地区农产品需要的效果。即由官府出资，到丰收地区大规模采购，然后免费发放给灾区民众，这样既实现了救灾，又保障了丰产区的粮食销售。具体到这次直隶水灾，李鸿章自然要依照入籴的传统进行跨区粮食采购，但是一些地方官出于地方主义的动因，往往不希望自己辖区的粮食大量外流。此外，商人的囤积居奇，以及沿途税收机构的盘剥，同样遏制着入籴法的推行。如山东德州的署理知州蒋树屏就冠冕堂皇地发来公文，称本州“民间存米无多，请禁止赴该处购办”。对此，李鸿章自然不会接受，根据他掌握的情况，德州当年收成“尚丰”，而且德州距离灾区如此之近，反而“漠视邻灾，强分畛域”，其他地区更有借口“藉词效尤”，结果就是“商贩必闻风裹足”，粮食“来源日乏”，本地“粮价日昂”，最终导致灾区“民生日困”！故而李鸿章请得圣旨，严厉禁止此类遏籴行为，同时豁免粮商的沿途关卡课税，并严厉禁止“地方官绅囤户遏籴居奇”。
其最终目的则在于：“远近商贾得以流通”，“灾区粮价不至骤长”，“亿万饥民同沾实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