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动员民间力量参与赈灾，辅助官府力量的不足。同时求助其他省区的援助，以补直隶自身救灾能力的缺陷。
其主要做法有：
1.劝谕本地绅士富户“量力捐输，放馍助谷”。如天津城西门外延生馍社，施舍馒头百日，扣除份内的捐赈和官府的补助外，该馍社自行填补白银八千余两。又有长芦盐商杨俊元前后出资两万余两用于救灾，其中五千两用于初期“搭盖窝棚，安置难民，日施蒸馍”。灾民疏散后又出资安抚最后剩下的二千五百余名“老弱贫民”。
2.吁请其他地区同僚及民间力量的援助。如在他恩师曾国藩的帮助下，以“淮盐加引筹捐”的方式得银二十万两。湖北布政使张建基因籍贯直隶，故而捐银二千两。又有两广总督瑞麟曾任直隶总督，“深悉（直隶）瘠苦情形”，可惜这年广东也遭遇水灾，民力、商力均感困乏，念及直隶“灾民待哺孔殷”，故本着不扰民的原则，瑞麟没有向民、商伸手，却带头发动辖区内官僚系统内部捐款，共计得银四万二千两援助直隶灾区，其中瑞麟个人捐款六千两。又有浙江补用道员史杰、前甘肃平庆泾道员方瑧大劝导淮南商团“捐银两及棉衣折价合计至二十二万两之多”。
七、鉴于冬天即将到来，直隶本地棉衣严重不足，故而“商劝江浙绅商捐办棉衣”，解送天津散放，“以辅赈务之不逮”。
这一呼吁得到了江浙两湖地区三类人士的积极响应，他们分别是：
1.在职官员。如刚被批准升迁为闽浙总督的江苏巡抚张之万因为原籍是直隶南皮，故而率先响应，“倡捐棉衣一千件”，又从自己的养廉钱中捐出白银五千两，并“饬淞沪厘捐局道员刘瑞芬办解一万三千件”。此外，湖南按察使涂宗瀛捐办棉衣四千件。两淮盐运使方濬颐劝募到用于购买棉衣的捐款白银二万两。苏松太道沈秉成捐办棉衣五千件。翰林院编修吴大澂等人在京城展开募捐活动，劝办棉衣、棉裤各七千件。
2.去职及候补官员。如前任湖北盐道盛康捐办棉衣二万件。前任苏松太道吴煦捐办棉衣一万件。前江苏补用道员吴云劝办棉衣一万件。前记名运司金安清捐办棉衣四千件。前任天津道员周家勳捐办棉衣一千件。前甘肃平庆泾道员方瑧大捐棉衣八千件。
3.民间士绅。如江苏绅士潘曾玮劝办棉衣一万件，湖南绅士魏纶先捐办棉衣两万余件。
4.巨商大贾。如胡雪岩捐办棉衣一万件，后续捐五千件，并捐银一万两用于为灾民购买耕牛和种子粮。
八、雇、调轮船运输救灾物资。
所谓救兵如救火，救灾亦然，仅仅有了钱、粮、物资还不够，必须及时送到灾区才有实效。尤其对于像传统中国这样一个广土众民的农业大国，落后的交通、通讯手段置于广大的空间之上，常常导致意愿之外的动荡。很多次流民暴乱其实并非官府不想赈济，而是速度慢于形势，有时候就差那么一点，结果却是更大的灾难。这一次，李鸿章大胆采用轮船运输的方式，快捷地解决了运输难题，有效保障了救灾物资的及时运抵灾区。今天看来，这一招确是平常，对李鸿章个人而言，也不过是把他成名之战中的运兵手段转为救灾，可谓顺理成章。但在当年的大清国，轮船还是一种新事物，普通士大夫、民众或视为西洋的奇技淫巧，或惊为不可理解的怪物。别说同治十年，就算是九年之后，出使欧洲回国返乡的郭嵩焘，就因为风向不利，用了一艘轮船拖拽坐舟，居然引发湖南地方绅民一片惊乱，纷纷扬言要誓死阻止轮船进入省河。而此事在湖南早有先例，君不见，当曾国藩去世后，其子曾纪泽回乡守孝，因为“乘坐南京小轮船至长沙”，“官绅起而大哗，数年不息”。如此说来，李鸿章在同治十年敢于大胆使用轮船运输救灾，在当时的大清国可谓有眼光、有胆量、有魄力。不仅如此，李鸿章更进一步清醒地认识到，虽然目下火轮海运对大清意义不大，但“为中国数千百年国体、商情、财源、兵势开拓地步，我辈若不群议而为之，并世而生、后我而起者，岂复有此识力？”更让他不能容忍的是：“以中国内洋任人横行，独不令华商展足耶？
日本尚自有轮船六七十只，我独无之，成何局面？”于是，他组建了中国人的第一个轮船运输公司：大清轮船招商局。这里的“招商”意指“股份制”。它表明，这个新组织，不仅在技术上是先进的，在体制与管理上同样是前卫的。所有这些都表现了李鸿章的不同寻常。
九、安置入城难民。
李鸿章亲自“督率”官员和当地士绅“就城厢内外庙宇民房”暂时分批安置难民，同时“于城头四围搭盖蓆棚”，以供难民居住，并“日散馍、米以资糊口”。天津道丁寿昌等官员则“督率弁兵”维持秩序。同时派出“廉（洁）干（练）”的官员、士绅深入灾区，统计受灾情况，尤其注重先列出受灾最严重的居民，以优先救助。
十、灾后及时疏散难民。
九月后，灾区“水渐消退，村庄涸出”，李鸿章将灾民分类：一类雇为工人，纳入以工代赈的工程之中。一类“陆续遣归”原籍，并发放路费、口粮，同时承诺村民回到原住地后就可以领到朝廷发放的赈灾钱粮。第三类为不愿离去也很难离去的五六千名“老弱孤独”，“悉令移住空屋，添搭棚厂”。“又于城外四关分设馍厂，四乡分设赈局”，灾民总数虽多，但“分而赡之，其势已散”。这样就避免了灾民聚众生乱，也缓解了物资发放的困难。
十一、续办春赈。
如前所述，因为低地积水问题导致难以播种，故而在为灾民筹集耕牛、耕具、种子粮的同时，李鸿章还进一步筹集春季赈粮。
十二、以工代赈。
这是中国古工早已有之的赈灾政策。当灾荒之时，无事可干且无饭可吃的劳动力充斥，这些人用于工程建设就是廉价劳动力，闲着白吃饭反而容易聚众滋事。而政府无论是单纯的赈济还是以工代赈，反正钱粮都要花。故而中国古代往往在救灾时以救灾钱粮转做工钱，动员这些闲散劳动力致力于公共工程的建设。
具体到同治十年大水灾，李鸿章在灾后开列的代赈项目是：修筑河堤、城墙、桥梁、道路。
经过上述种种努力，同治十年来势凶猛的直隶大水灾终于没有转成惨烈的人祸。只不过，天拂人意，在同治十一年（1872年），新的水旱灾难又继续来袭，李鸿章也将持续在这个战线上奋战不已。回望当年，李总督所要应付的绝非只是区区救灾问题。单以同治十年这次救灾而论，他就要在救灾的同时，还要应付大清与法国之间的天津教案善后问题，大清与日本建交谈判问题，还要筹划直隶防务，开办新式工厂，指导淮军旧部在各个战场上转战，同时应付异常复杂的人际纠纷，回应保守势力对洋务新政的种种质疑。
看得见的事情已经够李鸿章忙活的了，可是，历史中最难应付的却是那些看不见的事情。
李合肥的幸与不幸
在今人看来，李鸿章可谓生不逢时。但若换一个视角，又未尝不是生逢其时。
“李鸿章生于乾隆大帝去世后二十四年、《南京条约》签订前十九年，他早年所受教育和其他年轻学者并无重大不同。”但他却很快就表现出了与众不同的一面（相对于八股时文，他更注重经世致用之学），并遇到了一个好老师曾国藩。
在大清国，像他这样的年轻人，以往也有过不少，但几乎无不为时代的沉闷所埋没。李鸿章是幸运的，遇上了太平天国与西力东渐。但李鸿章又是不幸的，因为他走得太快，远远超越了他的时代。
在上海的孤军奋战，无疑对李的性格及日后的事业产生了深远影响。但更重要的影响，则早在李搭乘洋人商轮赶往上海的途中，就已经产生。
援沪淮军乘坐从洋人那租来的五艘火轮船，风驰电掣，横穿长江，贴海而行。李鸿章大为慨叹：“潜师疾济，盖沿江遵海，深入贼境一千余里。自古行军所未有也。”
而更令李鸿章震惊的，还是洋人机器之精巧，武备之精良，操法之齐整。
当时，国人看到洋人武器先进，多主张加大数量以抗衡。李却说，知道落后就要追赶，质量的差异只能以质量来赶超：“与其多而无用，不如少而求精。”因为他要向真正的强者学习，“明制发逆，隐然制夷”。本着这个思路，他不仅守住了上海孤城，而且主动接触当时被视为“洪水猛兽”的洋人，积极学习，主动转型，逐步将这支孤军发展成了大清国装备最精良、战法最先进的淮军集团。
更重要的是，在这个孤岛中，李学生面临着曾老师所从未面临的形势。“他在危机的氛围中，对于西方人的挑战以及他在新的职位上所遇到特殊的军事和行政问题作出了反应，他为西方对中国的明显侵略和西方的武力所震惊，尽管他注重实际，但是他发展了一种新的爱国精神。”
也正是在上海，他看清了一个事实，洋人的政治世界是一个巨大的力学体系，这个体系下，一个又一个的“军事-商业”混合体互相竞争。毫无疑问，这不同于儒家的王道精神，但既然大清身处其中，又无力改变现实，那么也只有向西方学习，谋取自身的富强，先争取到生存权，再说改变现实的事情。
现在，正是这个人，这个字渐甫，号少荃，享有一等肃毅伯、太子太保、协办大学士尊号，赏戴双眼花翎、御赐紫禁城内骑马的合肥男人，在1870年的8月29日，当上了大清国的直隶总督，11月20日还要再追加北洋通商大臣的重任。
四年后，更被授予武英殿大学士的殊荣。
于是，外国人的新闻纸又开始躁动了。
大清国，也能像当年的上海孤城一样，在这个男人手中起死回生吗？
三千年未有之变局
要回答这个问题，首先要明白大清国究竟病得如何。
西力东渐是中华三千年来一大变局，而且是一个数千年来前所未有的大变局，其所面对的竞争对手则是“数千年来未有之强敌”。其影响程度之深，和内容之新，李鸿章在同治十三年（1874年）曾作过这样的总结：
第一，“历代备边，多在西北。其强弱之势，客主之形，皆适相埒，且犹有中外界限。今则东南海疆万馀里，各国通商传教，往来自如，麋集京师及各省腹地。”
这里李鸿章点出了大清国的地缘战略困境。从农业文明时代的传统标准衡量，中国的地缘环境非常好，东面、南面是大海，西南有喜马拉雅山，西面有沙漠与葱岭，北面是荒原与戈壁。等于是生活在一个非常安全的保护罩里。只要守住北方与游牧部落交界处的几个关键山口，就可以长治久安。内部强大时更可以开关远征，直捣黄龙，封狼居胥。
但是，从地理大发现尤其是工业革命之后的新标准看，中国的地缘环境却是极其尴尬的。其与陆权强国俄罗斯之间缺少海峡屏护；与海权强国如英、日之间，又缺少陆地的阻隔。等于是两面受攻，长期两线备战。进一步看，东南沿海，万里膏腴，举凡大清国的经济重心、政治重心和人文重心，皆在此区，没有强大的海上力量就难以保全。失去了这个经济基础，国家的腾飞就折断了一支翅膀。列强火轮船日行千里，大清国的天兵、天将们徒步行军，实在是守无可守，战无可战，和也无可和。剩下的就只有丧师辱国和不平等条约了。西北、东北的陆防，同样吃紧。战线万里，乏险可守。若让人家从后门冲入，连锅端起，再有钱又有什么用？可是环顾全球各国历史，一国财力有限，陆权、海权极难兼顾。
像法国，就是想同时成为陆海双强，而到头来海不如英，陆不如德。大清国百废待兴，发展海上力量固是以己之短追人之长，纵然大清想只做一个陆权强国，东南沿海又如何措置？
第二，由于利益均沾原则的存在，只要列强中的一个与大清国签订了不平等条约，其他列强自动享受除割地赔款等独占性内容外的所有条款。结果就是列强“阳讬和好之名，阴怀吞噬之计，一国生事，诸国构煽”。整体安全环境非常糟糕。
第三，“轮船电报之速，瞬息千里；军器机事之精，工力百倍。炮弹所到，无坚不摧。水陆关隘，不足限制。又为数千年来未有之强敌。”
第四，“外患之乘变幻如此，而我犹欲以成法制之，譬如医者疗疾，不问何症，盖投之以古方，诚未见其效也。”
关于这最后一点，李鸿章具体指出，自第二次鸦片战争以来，国内精英阶层有感于外来侵略，“莫不发愤，慷慨争言驱逐”，似乎大有可为。实则不然。因为他们并不进行实实在在的自强努力，而只是自骄自大地叫嚣要驱逐洋人，甚至都不去了解洋人洋国究竟是怎么回事，这至少就不符合孙子“知己知彼”的教诲。
所以李鸿章看到的历史和主流非常不同。在他看来，“局外之訾议，既不悉局中之艰难，及询以自强何术？御侮何能？则茫然靡所依据。自古用兵未有不知己知彼，而能决胜者。若彼之所长，我之所短，尚未探讨明白，但欲逞意气于孤注之掷，岂非视国事如儿戏耶！”
何况大清国的问题还不止于此，“环顾当世，饷力人才，实有未逮。又多拘于成法，牵于众议。虽欲振奋而莫由。”总之，“易曰：‘穷则变，变则通。’盖不变通，则战守皆不足恃，而和亦不可久也。”
这个大变局就是后来史家笔下的现代化。而李鸿章生逢其时，竟开启了一个足以用他的名字命名的时代。
诚然，直隶总督固然是督臣的首座，但毕竟还不是国务总理，帝国首相。这一点确实严重束缚了李鸿章的手脚，不过，由于李鸿章已经形成了自己的人事集团，控制了王朝当年的核心地带，逐步掌握了最精锐的陆海军，且深得西太后和恭亲王的信任，办洋务更是公推的头一号权威，从而在实际上形成了李鸿章操盘大清国对外战略运作的局面。而就在李鸿章任直隶总督的二十六年内，在内政上进行了着名的自强运动（又称洋务运动），在对外关系上则非常恰好的伴随着西太后的三次满十寿诞，遭遇了三次严重的外事危机（日本入侵中国台湾、中法战争、甲午中日战争），而李鸿章在整个过程中，无论内政、外交，始终处于第一线的风口浪尖之上。故而这一时代的清廷政治史完全可以命名为李鸿章时代，亦不为过。
对于后世读者而言，最感困惑的莫过于，在这个二十六年内，何以被誉为“东方俾斯麦”的李合肥相国早已认清当前是三千年未有之变局，也早已提出“外须和戎，内须变法”的八字战略方针，甚至早已有了“我朝当数千年未有之奇局，自当建数千年未有之奇业”的气魄，最终却不能励精图治，推动维新，反而被一个东洋小国打翻在地，一生功业毁于一旦了呢？
这个话，说来却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