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实上，早在1859年，就有来华英国人发现，广州姑娘的穿戴衣着欧化入时：“我在街上散步，看见很多中国姑娘的天足上穿着欧式鞋，头上包着鲜艳的曼彻斯特式的头巾，作手帕形，对角折叠，在颏下打了一个结子，两角整整齐齐的向两边伸出。我觉得广州姑娘的欧化癖是引人注目的。”
但这些人终究还是排外的，而且排得近乎疯狂，那么排的又是些什么“外”呢？原来：一闻修造铁路、电报，痛心疾首，群起阻难，至有以见洋人机器为公愤者。曾劼刚（曾纪泽——笔者注）以家讳乘坐南京小轮船至长沙，官绅起而大哗，数年不息。是甘心承人之害以使朘吾之脂膏，而挟全力自塞其利源。
蒙不知其何心也！办理洋务三十年，疆吏全无知晓，而以挟持朝廷曰公论。
呜呼，天下之民气郁塞雍遏，无能上达久矣，而用其鸱张无识之气，鼓动游民，以求以逞，官吏又从而导引之。宋之弱，明之亡，皆此嚣张无识者为之也。
所以《伦敦竹枝词》(1888年)才嘲笑他们：堪笑今人爱出洋，出洋最易变心肠。未知防海筹边策，且效高冠短褐装。
对立如此尖锐，他笔下那些人怎么能不恨他入骨？真是必欲除之而后快了。
可他们能毁郭某人的书版，却终究砍不下“二鬼子”的脑袋，原因何在？因为有李鸿章的庇护。
纵然到了垂暮之年，国事日艰，郭嵩焘还能在自己小像的背后，孤寂可又充满自信地写下：流传百代千年后，定识人间有此人。
历史讲到这里，郭嵩焘与李鸿章两人的异同，也就跃然纸上了。
论见识，李鸿章逊郭嵩焘一筹。所以他要反复研读郭嵩焘的信函、奏稿、文章。可若论在大清国里办事的能力，郭嵩焘又何尝不逊李合肥一筹？所以，郭嵩焘的很多构想，最终又注定要由李鸿章来实现。
两个人都知道“一个好汉三个帮”的道理，也都尝过“一虎难敌群狼”的尴尬。但最终两人却分别走向了两个完全不同的战场。
作为一个觉醒了的士大夫，郭嵩焘何尝不想“学而时习之”，既“立言”、“立德”又“立功”。可他的思维实在走得太远，以致同侪豪杰也被他远远甩在了后面，一般人就更不必说了。面对十字街头的滚滚浊流，他又总忍不住发出超越时代的狮子吼。这就注定了他最终要以一个“孤独的启蒙者”的身份载入史册。
李鸿章不同。他也会发惊人之言，可总不忘了限定在一个尚能让同侪保持基本冷静的范畴内。最明显的一点，他最喜欢讲“变法”，尤其爱谈教育改革、经济转型与军事现代化，但却绝不会像后来的郭嵩焘那样，在19世纪七八十年代的大清国，就倡议实行“君主立宪”政体。他总是小心翼翼地观察着形势的变化，权利的转移。施展手段，将怀有各种不同动机的人皆为己所用，调动尽可能多的资源，去办成一件又一件具体的实事。
明白了这一点，就应该知道，二人都是英雄，纵然有时也互相点一下对方的失策与短处，那也不失英雄之间的交流。到头来，相互之间终究还是相惜的。所以郭才说李“于西学求之至勒，行之至力，诚有见于立国之深谋至计，而其处置洋务亦即能深中窃要。”反之，李也说郭“当世所识英豪，与洋务相近而知政体者，以筠仙（郭嵩焘的号）为最。”
伊犁危机
在左宗棠的领导下，清军经三年血战，终于在光绪四年初平定了新疆叛军。
最后的麻烦在于伊犁地区。该地农业发达，矿藏丰富，控制着进入南疆与中亚的要津，可谓兵家必争之地，不幸却仍为俄军盘踞。
欲战，西征军已成强弩之末，军饷也无从筹措。欲和，偏偏派去圣彼得堡谈判的外交特使崇厚不甚了解现代外交，甚至连伊犁的地图都没看，就急于签约。
结果在谈判中损失惨重。
群情激愤中，崇厚被抓进了监狱，清流党齐声主战。左宗棠为自己打了口棺材，表示不成功就成仁。清廷则紧急召见朝野重臣、宿将入京，齐议和战大计。
对于中方的举措，俄国人自然不会保持缄默。光绪五年冬，两艘俄国铁甲舰肆无忌惮的冲到了中国沿海，做武装示威，更扬言要大举海陆军，攻入渤海湾。
结果引发大清国从北洋到南洋相继戒严告警。
当然，危机中也有镇静的人，也有不怕铁甲舰的人，那就是清廷倚为重臣的湘军老将彭玉麟。此公长江水师出身，在平定太平天国的战争中屡立奇功，可谓大清国的传奇将军。可事实证明，彭大将军虽然很懂长江水师，但却完全不懂现代海军。他竟然提议：火攻铁甲舰。
结果，不等李鸿章反对，和老彭同属湘系的刘坤一先开了口：时非三国，帅非孔明，地非赤壁。火攻之策，怕是难行吧？
话又说回来了，在第一次鸦片战争中，当时英国的军舰可是地道的木质风帆战舰，当时清军的火攻都从未有一次奏效，何况现在对方已经升级到铁甲舰的级别？
这倒应了一句话：无知者无畏。可是日本人同样无畏但却有知，于是大清国麻烦。至于现实中的危机则仍要李鸿章来化解。
李鸿章深知，有些话，外国人说一句，胜中国人自己说一万句。为什么呢？
这倒不是说在当年就已经出现了普遍的崇洋媚外情绪，而是因为在当年的大清国，政治忌禁多，很多话，中国人自己根本就没法子说，而外国人不仅能说，而且说了还更有震撼力。
光绪六年（1880年）夏，伊犁危机渐至高潮。在李鸿章的建议下，当年的常胜军指挥，李鸿章的老朋友，英国军官戈登应邀来华参赞军机。在与李鸿章老友重逢的快叙后，戈登进京。他坦言：中国不应为所谓的“体面”而以国运作赌注，陷入与俄国的无望战争中。他指出，中国欲取胜，必须做到以下三点：一、迁都西安；二、准备长期抗战至少十年；三、放弃满人的统治权。
总之，中国的首都应远离海岸线；陆军的发展应优于海军；中国应大力发展游击战，以规避西方人擅长的阵地战、闪击战、扫荡战与战略包围。“今天中国人出现在它前面，明天出现在后面，后天在左面……直至敌人疲于奔命，直至敌方战士与长官发生矛盾，直至三军为疾病所累。”
最后，他还没忘记表示：如果中俄不幸真发生战争，面对俄国的攻击，他将毫不犹豫地为大清而战。为了减少母国外交上的麻烦，他甚至已作好辞去英国国籍的准备。
如果以上的言论已够刺耳，下面发生的事情就多少有些“危言耸听”了，在一次与李鸿章的私下会谈中，戈登竟劝李“取（清廷）而代之。”对此，李只有一笑置之。
但至少李鸿章的目的已经达到。
清廷虽然没有对戈登的意见作出书面反应，但行动胜于一切。就在这个躁热的夏天，中俄和谈重新启动。谈判地点还是圣彼得堡，只不过中方代表换成了曾纪泽。
英国人说：曾袭候此行实无异于虎口抢食。
但曾袭侯创造了外交奇迹。谈判从光绪六年的夏天一直谈到光绪七年的夏天。最终中方以和平手段收回了伊犁以南特克斯（Tekes）河一带之地。当然，也付出了代价：900万卢布（约500万两）的补偿款再加准许愿入俄籍的伊犁人迁入俄境。
在理想主义者眼中，如此“收复”可谓丢人。但从现实主义的视角，考之当日中俄实力对比，再想一想俄国的扩张传统，想一想当时“中、日琉球一案未了，中、法越南之争已起。美国又有排斥华工之事，清廷苦于招架”，则又无异一大外交胜利。
吞并琉球：日本的第三次落井下石
西洋列强忙，东洋的准列强也没闲着。趁前述机会，日本乘机彻底“解决”
了琉球“悬案”。
明治八年（1875年）7月，日本政府强迫琉球正式断绝与清政府的传统关系，内容包括：
一、停止对清国的朝贡；
二、禁止接受清国册封；
三、撤销福州的琉球馆；
四、移琉球国王入东京；
五、琉球从是年起用明治年号，施行日本刑法，向日本派遣留学生。
明治十年（1877年），日本公然阻止琉球入贡中国。
明治十二年（1879年），天皇废琉球王室，改琉球国为冲绳县。
李鸿章本希望他能利用西洋世界的内部张力，互相制衡，为大清国的“自强运动”争得一个和平的外部环境。现在看来、西洋世界确实未让他失望。但东洋的挑战却着实令他大感头痛。
李鸿章请周游世界的美国前总统格兰特来调停琉球争端，结果却是引出日本人空前苛刻的条约。他们坚持由日本永久占据琉球中北部的73个岛屿，而将南部的两个荒岛割给中国。为此中国应：一、给予日本贸易特权与特许权，尤其是最惠国条款；二、永不再提琉球宗室的复国问题。
但就是这样的一个条约，总署却准备接受！不仅总署准备答应，左宗棠与张之洞也准备答应。前者主张将日本归还的两岛还给琉球，使之复国，既实现了中方兴灭国继绝世的理想，又为台湾找到了屏障，可谓一举两得。后者则强调了伊犁危机，主张“和日制俄”，故力主与日妥协。
消息传出，舆论哗然。
在清流健将陈宝琛看来，以“最惠国”待遇换来两个孤岛，简直就是不可理喻的折本买卖。同时，从天朝的视角讲，为两个小岛而放弃对“琉球宗室立国”的承诺，无异于自毁国际形象。
对此李鸿章表示支持。
事实上，直到最后一刻，李鸿章从不把琉球75岛当回事。因为他不会料到30多年后一个新兵种——空军的产生将从根本上改变该岛链的战略价值。他更不会料到70年后会出现联合国，以及更后来的“专有海洋经济区”，还有石油成为推动全球经济发展的主动力，这些都是任何战略家所难以预先知道的。所以他才说：“争小国区区之贡，务虚名而勤远略，非惟不暇，且亦无谓。”但他还是不惜冒中日关系破裂的危险坚决反对这个条约，原因无他。只因他已从日本人一而再再而三的落井下石，与得势不让人的霸道中，看到了一个中国的严重外患源。如果说在过往，李中堂还只是泛泛地谈日本的近与西洋的远，那么现在李鸿章已可以负责任地说，日本就是中国后300年内的头号地缘战略大敌！李鸿章说，“琉球既为所废，朝鲜有厝火积薪之势，西洋各国又将环视而起，自不能不借箸代筹。”
所以他反对分割琉球的提案。可总署的疑问也随之产生：既不同意又无力干预，难道中国就这样一无所得地失去琉球吗？
对此，李鸿章的策略是：既不签约也不承认。即采取“搁置”方案。一直“搁置”到中国在软权力与硬权力均再次强盛之日，再解决这个问题。于是，在李鸿章与清流派的一致反对下，总署也改变了态度，坚决反对该分岛条约，转而采取搁置立场。
当年的李鸿章已率先认清了一个事实：“泰西虽强，尚在七万里以外，日本则近在户闼，伺我虚实，诚为中国永远大患。”
可惜大清国始终未能制订出一套缜密的国家战略，更不要说有步骤地加以推行、落实了。而日本相反。大清国的达官贵胄们也只有在“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的糊里糊涂中手忙脚乱地去草草应付日本人的连环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