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万里之行
光绪二年（1876）十月十七日（12月2日）晚，郭嵩焘一行15人乘英国邮轮Travancore号出洋。
关于这次航行，英国人是作了精心安排的。大清国不是最爱说什么“天朝上国”，说什么“地大物产博”吗？现在大英帝国要让这位“天朝上国”的大使亲眼看到日不落帝国的风采，让他在十万里之内，处处可见到大英国的国旗与军舰，处处可听到大英国的语言与国歌。
英国人的目的是炫耀国力，但客观上却让郭嵩焘大开眼界，彻底改变了以往的华夷世界观。
抵达英国后，郭嵩焘依靠其智慧与优雅，为“滇案”划上了一个和平解决的圆满句号，同时也为日后中国对外常驻使节的工作，开启了一个成功的先例。然后，郭大使就开始如饥似渴地了解并尝试着理解西洋文明。
这一尝试不打紧，郭大使得出了一个惊人的结论：西洋文明与中国以往遭遇的游牧民族之间，存在着本质的区别。因为西洋世界同样有着上千年的文明史，需要中华去理解，去学习。所以郭嵩焘反对用“夷狄”来称呼“西洋”。
他看到，其教化“规条整齐严肃，而所见宏远，犹得古人陶养人才之遗意”，其城市“车马滔滔，气成烟雾。宫室之美，殆无复加矣。”“其强兵富国之术，尚学兴艺之方，与其所以通民情而立国本者，实多可以取法。”
他经过对西方议会的深入了解，看到“国政一公之臣民，其君不以为私。自始设立议政院，即分同、异党，使各竭其志意，推究辩驳，以定是非，而秉政者亦于其间迭起以争胜。于是两党相持之局，一成而不可易，问难酬答，直输其情，无有隐讳，积之久而亦习为风俗。西洋一隅为天地精英所聚，良有由然也。”
何以会如此？
为了解开这个谜，他列席旁听了英国下议院的辩论，认真研究了英国议会政治发展的历史，终于认识到：“西洋所以享国长久，君民兼主国政教也。”“推原其立国之本末，所以持久而国势益张者，则在巴力门（Parliament，议院——笔者注）有绍持国是之议，设买阿尔（Mayor，市长——笔者注）治民有顺从民愿之情。二者相持，是以君与民交相维系。迭盛迭衰，而立国千余年终以不败。人才学问相继以起，而皆有以自效。此其立国之本也。”
“朝党、野党，使各以所见相持争胜，因而剂之以平。”国家大事“皆百姓任之，而取裁于议政院，其国家与人民，交相维系，并心一力。要之，国家大计，必先立其本，其见为富强之效者，末也。”“西洋立国有本末，其本在朝廷政教，其末在商贾，造船制器相辅以益其强，又末中之一节耳。”
他还积极参加各种科普讲座，并参观访问洋人的学校、工厂、博物馆甚至监狱。他慨叹西方的国民教育“皆中国士大夫所未闻见也。”他震惊于西洋“知识就是力量”的雄奇，他还在反思何以洋人能在监狱中也讲人权。
“英人谓天文窍奥由纽登（牛顿——笔者注）开之，此英国实学（科学——笔者注）之源也。相距二百三四十年间，欧洲各国日趋富强，推求本源，皆学问考核之功也。”
总之，“西洋立国二千年，政教修明，俱有本末。与辽、金崛起一时，倏盛倏衰，情形绝异。”
相反，中国官僚闭目塞听，“高谈阔论，而虚骄以自大。”“一闻西洋好处则大怒，一闻诟诃则喜”。开明者也多只知引进军事技术，却未看清“兵者末也”，“各种创制”才是“立国之本”，如果没有制度的转变，没有采矿、制造、医学、教育、司法等方面的发展，只引进西方军事技术，结果就是“殚千金以学屠龙，技成无所用之。”
郭嵩焘甚至认为，中国智识人奉为理想盛世的“三代”，从政治层面讲，也不如当今的西洋。因为“圣人治民以德。德有盛衰，天下随之以治乱。德者，专于己者也，故其责天下宽。西洋治民以法。法者，人已兼治也，故推其法以绳之诸国，其责望常迫。”更何论自秦汉以降，“竭天下以奉一人”，“恣睢之欲逞，而三代所以治天下之道于是乎穷”。你连德治也没了，人家却法治日修，此消彼长，“中国之受患亦日棘，殆将有穷于自立之势矣。”
为了补课，年近花甲的郭嵩焘开始学习外语。他甚至还托人弄来英国小学生与中学生的课本，细加研究。在他的大力建议下，经李鸿章推动，大清国向英国派出了海军留学生。郭嵩焘的公使馆也就成了这些年轻人学习之余的天堂。
但是郭大人却丝毫没有觉察到，黑手已向他伸来。
灾祸就在身边。
驻英副使刘锡鸿向万里之外的北京打了郭嵩焘的小报告。
原来，传统中国并无国旗、国歌之说，大清国自然也就没有什么国旗、国歌。但海通之后，和外国人打交道多了，不能没有。总理衙门遂以三角黄龙旗为代国旗。可按当时的国际惯例：各国国旗多为长方形，且树黄旗是有危重病人希望别船医生救助的信号，因此郭嵩焘早在出洋途中就指出，中国国旗用尖角、黄色“太为失考”，希望“存此以备他日考定旗式之一助”。
他不会料到，自己在光绪二年的一番议论，会成为刘锡鸿光绪四年打小报告的资本。在刘看来，这就是“欲擅改大清国黄龙旗，有违逆之心”。盖“查一朝旗式定自开创之天子，郭嵩焘何人，乃敢以考定为言？所谓他日系指何日？”这话说得够狠，潜台词就是郭嵩焘有改朝换代之心！但刘锡鸿不满的事情还远不止于此呢。
巴西国主访英，郭大使遇于外交场合，起身行礼，可谓正常至极。可刘副使偏又看不惯：“堂堂天朝，何至为小国主致敬？”“对洋人不论尊卑之道，大失国体。”
甚至郭大使出席音乐会，“学洋人听歌剧手捧节目单；不谙外语，亦学洋人以指击案以表赞赏”；参观外国炮台，“披洋人衣”，“顾盼自得，不以为耻”。统统成了大罪状。连郭大使教老婆学外语也成了大罪过。因为此举“败坏闺教，不成体统”。
而郭嵩焘“败坏闺教”的“劣迹”尚不止于此。1878年5月19日，郭嵩焘为了提高大清国的知名度，兼改善中国形象，特以其如夫人梁氏（原配已去世）的名义，举办了一个茶会。当天，德、俄、奥、意、丹、荷、土、葡、日、海地等国驻英使节及其夫人、随员，并英国名流、富商、公爵、学者，共计790余人到会，盛况空前，《泰晤士报》也于次日作了热烈的报导。此事同样令刘副使大为窝火，认为有失中华礼教。
最让刘副使义愤填膺的还在于，明明是大清国将郭某人养大，花钱送出国，可你郭某人却整天夸洋人这好那好，说咱大清国这也不是，那也不是。你是何居心？分明就是：不分内外，诋毁时政。不知国恩，反怀怨妄。搞不好：有私通洋人之嫌！
刘副使的小报告打得的确厉害。但再厉害的人也有漏算的时候。光绪四年的刘锡鸿就没想到，他的小报告要是让李鸿章看了，会引发什么后果。
后果来得很快。
5月初，刘锡鸿打了小报告。6月初，刘就收到了北京方面的最新指示，将他由英国调往德国。
毫无疑问，这是李鸿章的手段。
可是，李中堂能换刘副使的工作岗位，却堵不住天下无知之辈的大嘴。
事情越闹越大，终有摊牌的一天。李鸿章无疑是坚决支持郭大使的，不仅支持，话还说得特巧妙。他说，郭嵩焘虽有很多缺点，但毕竟“品学兼优”。刘锡鸿虽说政治思想可靠，但毕竟“性情暴戾，义气用事，历练太浅”。两相较之，大清国要想长治久安，还是要靠郭嵩焘这样的人物。
同时，李鸿章又规劝郭嵩焘。不就是小报告嘛，有什么大不了的？大清国里什么最好当？官最好当！问题是当好官难。国家都成这个样子了，咱们再袖手旁观，奈天下苍生何？所以骂就骂了吧。所谓“耐烦忍辱，镇静处之”，“以后此等文字，可以不作”，但事情不能不干。大家忍辱负重，把事情干成了，国家大局自然转出一个新的局面。
可郭大使看来，事情要干，但话也要说，这不是争个人的荣辱，而是求国家与民族的启蒙！在今天这个时代里，大众不启蒙，智识阶层也不启蒙，单靠几个天才舍却名声拼老命，以数人敌列国，实在是可暂不可久。普通大众就不要说了，假设一个国家的知识阶层都普遍搞不清楚当其国家的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教育需求，却又愚昧无知、虚骄自大，这个国家还有什么希望呢？少数先知先觉者再忍辱负重，最后事情还是办不成。
既然中堂精于实务，那就让郭某人去发自强的新声好了。
于是，郭选择了主动上书，要求撤差回国。
郭大使已经受够了大清国的官场。他要无官一身轻的去走他的启蒙之路。
光绪四年七月二十七日（1878年8月25日），曾纪泽被任命为新的驻英法两国钦差大臣。九月初四，曾纪泽离京。十月初，曾纪泽由上海出洋，踏上了郭大使的旧途。
1879年1月4日，曾纪泽抵达巴黎。1月24日，郭嵩焘向各界人士辞行。
1月31日，郭嵩焘离开伦敦，渡英吉利海峡，登陆欧洲大陆。然后横穿法兰西，经马赛港告别欧洲。3月26日，在国人的一片骂声中，郭大使回到了吴淞口。
最后还是李鸿章理解他，说了一句：“七万里之行，似尚慷慨。”还派出火轮船迎接，并一路送他回乡。
可谁又料到，这一番好意，会给郭大人带来更大的麻烦呢？
当火轮船驶入湖南省境的时候，竟引发沿途民众的群其戒严，封锁水道。
说：湖南地界，断不容洋物践踏。就这样，郭嵩焘只好弃船上岸，陆路回家。而沿途早已贴满了声讨他“勾结洋人”的公告。长沙、尊化的官民更团结一致，拒绝他入城。原因很简单：我湖南但有英雄豪杰，没你这种不要脸的汉奸老乡。
郭大人再次付之一笑。城，可以不进，家，你们总不能再不让我回了吧？
就这样，当年在一片骂声中离家的郭嵩焘，又在骂声一片中回了家。从此开始了他长达13年的蛰居生活。
郭大人的晚年是凄凉的。可凄凉中仍不时发出一声声超越时代的狮子吼。
虽然到头来听众还是那么几个人，可他还是要吼，哪怕一声声的警世钟，最后只留下荒原上一声声的空荡回声，他也要吼。因为夫子早已有行在先：知其不可而为之。
然奈天下苍生何？
从郭嵩焘的故乡、号称英雄倍出的湖南，到公认经济发达、“得西洋风气之先”的江浙，前任大使举目四望，又看到了什么呢？
窃谓中国人心有万不可解者。西洋为害之烈，莫甚于鸦片烟，英国士绅亦自耻其以害人者，为构衅中国之具也，力谋所以禁绝之。中国士大夫甘心陷溺，恬不为悔，数十年国家之耻，耗劫财力，毒害生民，无一人引为疚心。
相反：钟表玩具，家皆有之；呢绒洋布之属，遍及穷荒僻壤。江浙风俗，至于舍国家钱币而专行使洋钱，且昂其价，漠然无知其非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