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子材的部队带来了东部战场最新式的洋枪洋炮,更挟新胜之威,一路剿匪,真也是秋风扫落叶,打得这帮夜郎国里的穷弟兄目瞪口呆,这才知道洋枪洋炮厉害。
连续的激战后,吴亚忠地盘日促,人马渐少。刘二一看形势不对,也不要还没来得及过门的吴小姐了,找了个借口,以筹集粮饷为名,带着十几个弟兄逃出山寨,一路跑到了越南境内,从而避免了和吴亚忠一起覆灭的结局。这一年,刘二二十九岁。
关于这一段落草历史,晚年的刘永福在回忆时自嘲是“兵不兵,贼不贼,依人度活,日讨两餐,只身以外,别无所有”。“米无一筒,衣无两套,听人饭碗响而后可充饥”。
至于进入越南之后的刘永福,日子依然不好过。
当时的越南,处于阮氏王朝的统治之下,全国分为南圻(10省)、中圻(4省)、北圻(16省)三部分,以顺化为国都。其中北圻是一块巨大的权力真空地带,越南小朝廷只是享有象征性的领导。不仅本国的盗匪云集,大清国的流民、盗匪、通缉犯,甚至散兵游勇、哗变士兵也经常逃入越北山区或躲避追剿,或另谋发展。别看这些散兵游勇在天朝境内被打得没地蹲,但到了越南依然是瘦倒的骆驼比马大,打起越南正规军来,端的是如砍瓜切菜一般。结果就是越南北部的大都会必须借助云南、两广的清军庇护,才能维持基本的稳定。
在这个中国移民主导的异国战场上,诸位读者可别小瞧了那位其貌不扬,其身不高,骨瘦如柴,长期营养不良的刘永福刘二哥。刘二哥没读过兵书,也没打过大仗,却有出众的组织能力和军事天赋。刘永福入越后,先是依附于流窜到越南境内的华人土豪邓志雄,后伺机单独发展,将各类力量组织起来,结合地方农民,编练了农战结合、华越混编的黑旗军(因使用带七星的黑色战旗而得名),而且对于西洋火器接受极快。其兵力2000余人,编为3个营:黄守忠的前营,吴凤典的左营,杨着恩的右营,成为越南北部山区的一支重要的割据势力。
好容易有了点自己的地盘,不想又来了个盘轮四,也因为躲避清军追剿而逃入越南,创立了一个黄旗军,且发展迅速,实力、地盘都比刘永福强大。刘永福也只好暂时忍气吞声,先是依附于黄崇英,韬光养晦。伺机又与之较量,但打来打去,也只是打了个旗鼓相当。
可是,刘义没有像那个时代的千千万万个“刘二”那样没迹于历史的边角之外,反而以刘永福的大名堂而皇之的写进了十九世纪的中国历史之中,甚至大名远扬欧罗巴之法兰西地方。说起转变他的命运以及黑旗军性质的重大事件,正是法国人的远渡重洋,跨海侵越。
法兰西染指中南半岛
法国对越南的野心源远流长。早在波旁王朝时期,一些别有用心的传教士就开始收集越南的资料,并怂恿国内出兵远东,获取与英国竞争的基地。恰在此时,在越南内部发生了内战,给法国提供了介入的大好机会。
当时的越南仍然以安南为国号,处于黎氏王朝的统治之下。由于黎氏王朝奉大清国为宗主国,所以当内战爆发后,黎氏王朝就向北京政权求救。时值乾隆时期,虽然乾隆派出了援军,同时暹罗(泰国)也派出了援军。但是,这些外来力量并不能挽救腐朽的黎氏王朝的灭亡。叛军政权满足于内部的胜利,同样奉大清为宗主国。乾隆也就顺水推舟地接受了新政权的归顺。似乎一切仍将在原有的轨道上滑行下去,但很快事情就发生了谁也难以预料的变化。
黎氏王朝的外戚阮福映打起了借洋兵复国的念头,经法国传教士百多禄(Pigneau de Behaine)牵线,阮福映决定向法国的路易十六借兵。为了表示诚意,阮福映还将年仅五岁的长子交与百多禄带回法国做人质。于是也才有了越法《凡尔赛条约》。根据这个条约的规定,法国将派出1200名步兵,200名炮兵,250名非洲土兵,乘坐四艘风帆战舰,携带大量火器与军事物资援助阮福映“复国”。
作为报答,阮福映在复国后将割让沱囊港(岘港)和昆仑岛给法国,并准许法国人持沱囊港法国司令官签发的护照到越南各地自由贸易。悬有法国国旗的商船或战舰则可以在越南各省自由航行。
可是,还没等到这支远征军出发,法国本土就先爆发了大革命。路易十六人头落地,波旁王朝惶惶如丧家之犬自然无力去帮阮福映复国。结果就是黎氏王朝土崩瓦解,末代国主湣帝黎维祁狼狈流亡中国。倒是那位百多禄士气如虹,他自己出钱招募了武装人员,返回越南帮助阮福映夺取了政权。临来时百多禄还没忘了很仗义的把那位幼小的人质也一起带回越南,百多禄本人最终甚至为阮福映的复国大业献出了生命。
夺取政权后的阮福映既没有迎回流亡中国的黎维祁,而是自己当了国主,建立了安南最后一个王朝——阮氏王朝,定都顺化,定国号为“南越”,并同样奉大清为宗主国,其国号也最终由嘉庆皇帝御笔改定为“越南”;也不再向法方提及履行《凡尔赛条约》的事情。说起来阮福映也自有其依据,毕竟阮福映是和路易十六也就是法国皇室签的约,而最终帮助他的却是法国民间力量。而且,当初签约的目的是帮黎氏王朝复国,但是由于法国未能及时派出远征军,导致了黎氏王朝的覆灭,也可以视为法国爽约。此后数十年,由于法国陷入连续的战争与内乱之中,自然无力顾及越南。可惜越南在这短时间内并未采取自强运动,而只是得过且过地混日子,等到那位好大喜功的拿破仑三世建立第二帝国,越南小朝廷的好日子就到头了。
1856年(咸丰六年),法国舰队悍然行抵越南,炮轰沱囊港。第二年,法国更派出正式代表,敦促越南履行《凡尔赛条约》,并追加了新的条件:增开通商口岸;法国大使常驻越南首都顺化;保护法国在越南的传教事业。
当这些要求被越南小朝廷拒绝后,法国就采取了持续的军事压迫行动。打压在1858年的7月(咸丰八年六月)达到了高潮。拿破仑三世以保护越南境内的天主教徒为理由,联合了西班牙,组成联合远征军,对越南大打出手。此时距英法联合出兵广州仅相隔8个月。
1859年2月(咸丰九年正月),法西联军攻占了越南南部重镇柴棍(西贡)。
1860年(咸丰十年),英法联军登陆大沽,火烧圆明园,攻克北京城,强迫清王朝签订了屈辱的城下之盟。其侵华部队在返航途中,又顺带分出3500名精锐士兵,转用于越南战场,最终强迫越南小朝廷在1862年6月5日(同治元年五月九日)服软,与法、西签订了《第一次柴棍和约》。根据这个新条约,法国不仅得到了《凡尔赛条约》的一切,还额外得到了:
一、越南割让南圻的嘉定、定祥、边和三省给法国;
二、10年内赔偿法国和西班牙军费400万元,每元按中国银1两的72%计价;
三、除原有的沱囊港外,再增加两个通商口岸;
四、法国和西班牙的传教士得以在越南境内自由传教,越南有保护两国传教士的责任;
五、法国商船有自由航行湄公河的特权,法国军舰也得以在湄公河内自由来往。
为了交足赔款,越南小朝廷被迫加大征税力度,甚至宣布鸦片合法化以加征鸦片税,并卖官鬻爵凑集款项。这种杀鸡取卵的做法彻底搞乱了越南社会,还产生了一个意外的恶劣影响。面对官府的横征暴敛与频繁征调,普通的越南百姓是生活日艰,可一旦当他们成为“教民”之后,就可以得到法国殖民者的庇护,越南官府也不敢对这些人横征暴敛、频繁征调,而不入教的越南百姓却日趋在死亡线上挣扎。结果导致越南的教民越来越多,其中一部分人甚至被法国殖民当局编为土着部队,在日后和黑旗军及大清国的交战过程中,某些此类部队还表现得非常英勇。
越南小朝廷自废武功,彻底丧失了自强机会。法国的侵略步伐却并未停止。
1863年,法国强迫越南将其对柬埔寨的宗主权转让给法国。顺化小朝廷既无力收复失地,又不甘心就此认输。便开始通过秘密煽动柬埔寨南部及法国统治区民众暴动,再暗地资助的方式来让法国“知难而退”。此举可谓无谋。结果便是失去耐心的法军,反而借此机会,于1867年6月借口南圻的永隆、昭笃、河仙三省“盗匪横行”,越南朝廷未尽到保护在越法国人的责任,故而强迫顺化朝廷以条约的形式将上述三省也交给法方管理,还单方面发表了将之并入法国的外交宣言。
这样法国就控制了6个省的地盘,法方将这块地盘命名为“交趾支那”,并在该地设置总督进行行政管理。法国海军也随之在中国、日本海支队和大溪地兵站外新组建了第三支独立舰队——南圻支队。同年,法国又强迫暹罗也认可法国对柬埔寨的保护权。
既然此时的阮氏王朝依然奉大清国为宗主国,反之,大清国对属国有保护之权。何以越南不向大清国求救?反之,大清国面对属国遭遇的侵略,也一点表示也没有呢?
这个问题说来复杂。
不应忘记,从秦汉到明成祖时代,越南北部地区一直是中国的固有领土。中国历代王朝不仅多在此处直接设立郡县进行管理,而且将之作为一个重要的流放区使用。对顺化小朝廷来说,这是一个巨大的心理阴影。当法国已经开始自南向北蚕食越南的时候,如果贸然向大清求援,造成北部又落入大清国的控制之中。
那么越南还有什么呢?
反之,对大清国而言,他当然不希望抛开弱小的越南,转而与强大蛮横的法国做邻居。可是,这个时候的大清国,外有第二次鸦片战争的失败,内有看不到尽头的内战,实在是无能为力。于是也就只好保持沉默。
而对于法国人来说,他们的对越政策依然是稳步扩张,逐步蚕食,所以对于顺化朝廷对北京政权进行的朝贡行为,法国是并不干涉。结果就是在大家一起沉默的难得糊涂中,糊里糊涂的又形成了一个一女二嫁的局面。
就在这三方面得过且过的含混中,越南逐渐成了一个危险的国际火药桶。
鉴于法国的威胁越来越大,越南小朝廷自身又完全不具备抵抗法军蚕食的武力,最终居然走上了招安刘永福,借助黑旗军攘外的道路。这个策略后来还得到了大清国云贵总督刘长佑的支持。就这样,大清国的通缉犯刘永福,转而接受了越南国王的册封,成了大清国属国的七品千户、保胜防御使,从此开始了他极富传奇色彩的武力抗法活动。
一战纸桥:一千对二十的伏击
1865年,法国派出了一个11人的调查团,对法国殖民当局寄予厚望的商贸河道湄公河进行了考察。
这支调查团的领导者是法国海军上尉安邺。此君于1835年出生于法国中部城市圣埃蒂安的一个陆军军官家庭。可是这位陆军将门之子却不顾全家人的反对加入了海军。自布雷斯特海军学校毕业后,先后参加了第二次鸦片战争和对越南的殖民蚕食,时任法国交趾支那总督府所属西贡近郊堤岸市行政官。这次带队远航,负有开拓新商道的重大使命。
考察的结果非常令人失望。湄公河滩多流急,部分河床倾斜达二十五度,非常不适合开展商贸活动。
但是,就是在这次探险中,安邺意外地得知了另一个消息,在北圻境内有一条红河,非常利于航行,且与湄公河一样直通大海。而且顺着红河,还可以进入中国的云南。
当时中国云南地区正陷入持续内战状态,一个名叫堵布益的法国军火商意识到,如能通过红河水路贩卖军火到云南,必然大有赚头。在这巨大利益的驱动下,堵布益先是与大清国署理云贵总督岑毓英和云南提督马如龙签署了一个军火买卖协议,继而于1872年初返回巴黎,向法国军政高层兜售其他的计划:以这次军火销售为契机,将法国力量渗透到越南北部,并为通商中国西南各省开路。
由于当时德国占领军还没有完全撤出法国,法国高层的主要任务仍然是为普法战争的战败善后,故而他们对堵布益的建议既不表示明确的支持,也不表示明确的反对,而是由陆军部与海军部以及交趾支那总督暗中支持。于是堵布益也才得以在该年的10月率领26名欧洲冒险家,125名亚籍雇佣军,乘两艘内河炮舰、四艘汽船、一艘中式帆船(装载军火)、一艘内河火轮船(装载军火),浩浩荡荡冲进了东京湾,在北圻重镇河内(又被称为东京)单方面设立了一个办事处。
就是这个办事处点爆了火药桶。
当大赚一票的堵布益于1873年春天从云南返回到河内时,却被告知他的办事处的一些雇员被当地的越南官员抓了起来。
对此,堵布益立即向地方官进行了赤裸裸的武力威胁:“如果你想阻拦我的路,我会用机关炮把你们全部杀光。如果你让我通过,我们将会是最好的朋友。”
他的潜台词就是,这个办事处不仅要常设下去,而且今后他将经常性地往来北部地区。虽然有了前述一连串不平等条约做基础,但堵布益的这个要求依然没有任何的法律依据,包括他未经允许,贸然闯入河内设立办事处本身也是非法行为。悲哀的是,越南官方居然无力驱逐这一小股私人武装,最后反而要到法国交趾支那总督杜白蕾(Dupre)海军少将门前去递状子,希望杜白蕾能来给越南主持正义。
结果就是,前文提到的那位安邺上尉再度登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