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的任务本是调查此一事件的真相，但是，安邺根本不做调查，他在既没有得到内阁同意，又没有征得军方支持的情况下，勾结了一批民间冒险家，于1873年10月11日（八月二十日）率领150余名武装人员（内正规军80人、陆战队60、炮兵20），外加两艘炮舰“蝎子”号和“爱斯兵哥尔”号，抵达了河内。孤军闯入北越，以“剿灭河盗”为借口，单方面采取了军事行动，确可谓目中无人。
11月5日（九月十六日），安邺抵达河内郊外，并且贴出了公告，宣传自己此行是要“剿灭河盗”，恢复北部地区的治安。对此，越南地方官府自然无法接受。安邺却于十天后变本加厉地向数千名越南正规军驻守的河内城发出了最后通牒，他要求：
一、红江自1873年11月15日起开放，许商船通行；
二、红江专许中国、西班牙、法兰西商船航行；
三、关税以货值3%为准；
四、商船自西贡来者所载货物关税减半；
五、商船自云南来者所载货物关税亦减半。
在越方拒绝后，安邺于11月20日（十月初一）早晨六时发起了进攻，攻城部队是他那支袖珍部队外加堵布益的雇佣军，共计180人。八时，河内城被攻克。十时，战斗结束。守军溃逃一空，河内巡抚阮知方被俘后绝食身亡。
数千人镇守的河内，就这样被安邺的百余人在两个小时内攻克了，攻城的法军居然无一伤亡。更惊人的是，安邺随之招募当地人组建伪军，四面出击，十月十五日攻克海阳，同月十六日攻克宁平，二十一日攻克南定，伪军数量也迅速扩充到15000余人，盘轮四的黄旗军也决定归附法军，一时之间，安邺气势之盛，大有席卷北圻，问鼎大清西南国门的气势。
之所以有这一连串奇迹般的胜利，法军的装备精良和训练有素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原因还在于越南小朝廷的腐败无能。历史遂将机会转于刘永福之手。
刘永福应越王密诏，率近千名黑旗精锐，轻装裹粮，经宣光大岭，绕道奇袭河内，配合其进攻的还有越南驸马北圻都统黄佐炎的一万余名越南正规军——这真是一个讽刺的画面，1000名外籍部队担任了主力，去驱逐一支200人不到的小股武装。而越南的10000正规军基本上就是跑个龙套，敲个边鼓，捡个战利品，同时鼓舞一下士气——为了激励黑旗军，黄驸马开出了惊人的悬赏：一颗法兵脑袋换150两白银！
刘永福的进攻时间故意选在了星期天（1873年12月21日，同治十二年十一月初二），当时法军大部在休假，安邺仓促中只能召集20名法国士兵。可安邺居然狂妄到带着这20名士兵，拉着一门炮，率领数目不详的伪军，出城发起了主动进攻！
而且，就是这20个人，居然还被安邺煞有介事的分成了两路，一路正面进攻，一路由他自己率领，迂回黑旗军的侧翼！
而刘永福则精明到已胜算在握仍不与之列阵对战，他对河内的攻击只是一次诱敌行动，一旦法军出城立即后撤。其主力则在河内郊外两华里处的纸桥附近设伏，待敌军进入包围圈后再发起进攻。
这突起的袭击令法军阵脚大乱，而安邺更是第一个跌入陷阱坑中。混战中，安邺与其副手巴尼海军中尉及3个法国士兵、若干名伪军战死。
说来不可思议，剩下的17个法国残兵居然能溃围而出，亦不能不说是奇迹了。而且这几个法兵回城后，领导守城伪军继续坚守河内。黑旗军因缺少攻坚利器，也终于无法收复河内，这证明了一点：黑旗军难以在正规战争中与法军较量。
所以黑旗军的抗法只有山地游击战一途，但如上所述，单纯的山地游击战不足以赶走法国人。只怕黑旗军还在围困河内，法军已先攻克顺化国都。越南王深知此点，所以取见好就收的姿态，与法军缔结了新的和约。同时为了安抚黑旗军，宣布升迁刘永福为“三宣副提督”。
可见第一次纸桥之战只是一次非常有限的战斗，其在军事局势上的影响微乎其微，但在心理和政局上的影响却出乎意料的大。如上所述，安邺的行动是在既没有得到内阁同意，又没有征得军方支持的情况下进行的，所以安邺之死激不起法国人的同情。而法国国内此时对越南问题举棋不定，安邺之死似乎进一步证明了温和派的观点：征服越南的代价太大，不符合法国的全局利益。一个黑旗军已经如此麻烦，清国再介入，必然难以收场。如此迁延不决，岂非与对德战略背道而驰？
如果此时清国及时与巴黎方面进行外交沟通，实为解决越南问题的大好时机，但可惜的是，此时的大清，正陷于同俄罗斯和日本的边疆危机中，自然难以兼顾越南，便暂时将之搁置了起来。未几，法国国内政局变化，扩张派得势，大清再想谋求有利的和平解决就困难了。法越之间的矛盾遂渐渐转变为法清之间的冲突。激化这一矛盾的就是1874年3月15日，法越双方签订的《第二次柴棍（西贡）条约》。
这个条约是针对安邺之死的善后问题而签署的，没想到却签出了更多的问题。
根据这个条约，法国虽然暂时放弃了安邺侵占的北圻省份，但却得到了如下数点收获：
一、承认越南为一个独立主权国家，并“向一切外国宣布”，“法国承认安南王国的主权和完全独立，承诺给他帮助及救援，并约定在他要求时，将无偿给予必要的支持，以维持他国内的秩序和安定，以帮助他对抗一切攻击，并消灭蹂躏王国的海贼活动”。
二、再次确认法国对嘉定、边和等南圻六6的充分控制权。
三、越南受法国保护，外交关系顺应法国的外交政策，倘若与第三国签订商贸条约，要预先通知法国，其内容不得与法越间已有之通商条约相冲突。
四、越南增开河内、宁海等处为通商口岸。沿红河到中国云南蒙自的河道，允许法国船舶航行。
五、在越南的法国人相互间，法国人与其他外国人之间，法国人与越南人之间，其他外国人与越南人之间的诉讼和犯罪事件，都由法国领事裁判。
其中所谓“承认越南为一个独立主权国家”是构成日后中法纠纷的核心问题。
这就等于剥夺了中国对越南的宗主权，将越南从大清国的附属国变成了法国的保护国。可说来无奈，从动机上讲，当年法国人订约时写下这一条的初衷，却并非针对中国，而是瞄着英国这位欧洲的老对手。法国生怕北圻落入某一海军强国的手里，所以才特别声明越南为一独立自主的国家，以禁止其他列强的介入。至于大清，法国人是从另一个角度盘算问题的。
原来，法国一直觊觎中国西南各省的商业前景与丰富的矿产资源，可是大清国对于开放西南地区一直持拒绝姿态，甚至是想方设法地阻止外国势力接近中国边境。为了自身安全，清廷是从不许任何外来强权染指红河的。但现在，建基在越南是一个独立自主国家的前提下，越南自然有权力赋予法国以开放红河的权利，只要开放了红河，就可以达到中国边境，到时候就可以强制中国进行商务谈判阶段。
而越南小朝廷继续装糊涂，它居然始终未将这次条约的实情告知清廷，清廷最终还是从法国驻华使节那里得知了条约内容。而法国将这个条约通告中国的原因则在于通商云南，获取该区丰富的矿藏资源。因为当时云南并没有通商口岸，《天津条约》又规定今后除非中国自愿，不再开设新的通商口岸。这一来，就必须让中国承认《第二次西贡条约》的合法性，法国人通过红河通商中国的目的才能实现。
对大清国而言，这真是一个棘手的难题。
鉴于当时内部的战乱，总理衙门的态度是装聋作哑，不明确反对《第二次西贡条约》，却单方面强调中国对越南的宗主权。与此同时，大清国开始悄然介入越南事务。先是在光绪元年以帮助越南属国剿灭土匪为名，派出大军进入越南北部境内，消灭了依附法国人的黄旗军。到光绪四年，又发生了李扬才叛逃事件。
李扬才，这个大清国的提督衔记名总兵，借募兵之名聚集了万余武装，突然从上思地区窜入越南境内，诈称自己是前越南王室的后裔，要武力光复祖上基业。越南正规军不是他的对手，顺化小朝廷也不想让法国人染指北部，所以便在宗主关系的框架内向大清乞求援助。大清自然不会怠慢，于是便有了广西提督冯子材的又一次入越剿匪。这次剿匪再次以清军获胜结束，李扬才虽然自首，但还是逃不脱在桂林被斩首后，又在越南北部地区被首级示众。
与此同时，控制着红河水道的刘永福和大清国官方的关系也日渐亲密。他保证中国商人及货物的通行安全，并承诺如果中国商人在黑旗军的辖区内遭到了抢劫，黑旗军将全数负责赔偿。反之，法方船只则禁止通过保胜，法国商人必须在这里将货物转交给中国商人，并用中国的船只代理运输。不然黑旗军就将对之毫不客气地扣押。
此消彼长之间，法方自然难以容忍这种区别待遇。1880年（光绪六年）茹费理当选为法国内阁总理。此公热衷殖民扩张，上台第二年，就大举入侵突尼斯。
接着便增兵越南，加强对越南北部地区的渗透和控制。于是，北京和顺化都无法再保持沉默了。
守在四夷，还是引火烧身？
对于这次危机，西太后在光绪七年十月十五日(1881年12月6日)代小皇帝发布的上谕中定下了基调：法人染指越南北部，并欲由红江通商云南，“计殊叵测，该国(指越南)积弱已久，若任其侵削，则滇、粤藩篱尽为他族逼处，后患不可胜言”。
西太后摆出了一副强硬立场，实在是令后人困惑。这是因为后人的历史记忆是被长期误导的。实际上，西太后在国内事务中至少算是大半个开明派，也是李鸿章等人推行自强新政的最大支持者。但在对外决策上，西太后却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激进派。这一点早在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就表现出来了。当时还只是懿贵妃的西太后，一度代其得病的丈夫咸丰帝批阅奏章，她“严饬统兵大臣（与敌）决战，近畿州县，整（顿）团（练）阻截，悬赏杀敌，通谕中外。”“无论军民人等，有能斩黑夷一名者，赏银五十两；斩白夷一名者，赏银百两；获斩头目者，赏银五百两；击毁夷船一艘者，赏银五千两。”其心情可想而知。可是第二次鸦片战争的惨败，给了她一个沉重打击。作为一位女政治家，她必须用理智去克服情感。所以她才长期支持李鸿章的自强新政。可是，这次中法纠纷重起，她却又一次摆出了强硬立场。
有了这个导向性很强的开题，下面自然不乏人起而呼应。
这个起而呼应在当时又包含着两层完全不同的内涵。
首先，对于那些官僚体系中的因循之辈们而言，这个呼应是本能的反应。不知道上级的立场尚要揣摩，何况现在上级已经表态，做下级的岂能不响应？
其次，这是大清国里一股特殊势力发自内心的响应。这股势力就是着名的清流党。
这里的党并非现代政党政治的党，而是传统的结党营私的党。这批人以科举为途径，除了极个别人士（如张佩纶）之外，多以不学洋务为高超，自命为清流，视办洋务、搞新政的人为“浊流”，在晚清的内政改革上一贯持守旧立场，在对外政策上则一贯持无理性的强硬姿态。
这两股声音一汇合，就在大清国里产生了一曲奇特的双重奏。
从山西到四川，从云南到京师，从疆臣到廷臣，绝大部分人开出了一份相同的药方：守在四夷。所谓“守在四夷”就是“御敌于国门之外”。那又怎么御呢？
一句话：支持刘永福。
西太后一手提拔的宠臣张之洞就曾极富想象力地建议，应该给刘永福发去公开谕旨，向其承诺，只要他能“击退法人，绥定越土”，大清国就封刘永福为新的越南国王，“世守其地”。为了达到激励刘永福的目的，应先授“武职崇衔”给刘永福，封为“越南监国”，“并资以精械巨饷，如此则民心有系，士气大振，必有奇功。从此受我卵翼，为我屏藩，利莫大焉。此策若行，法人立将夺气，贤于十万师矣。”若刘永福不幸被法军击灭，也无损于大清。诚如四川总督丁宝桢所言：“设此类竟为法国所歼，亦隐为中国除一大患。驱狼斗虎，似属一举两得。”署理云贵总督岑毓英也坦言，接济刘永福可以使法人与黑旗军“鹬蚌相持，渔人获利”。
于是也才有了广西巡抚庆裕同年十二月十三日(1882年2月1日)的那份上奏。在这份奏折中。庆裕报告了一个惊人的消息，他已经命令广西提督黄桂兰以防范土匪为名，加派大清勇营驻扎越南边境，并且已经与刘永福取得初步的接触，商定相互接应。
新问题因之产生：一、刘永福到底能发挥多大作用？二、若刘永福万一不能指望，越南问题又如何收场？
关于第一点，李鸿章与薛福成一主一幕，却给出了两个貌似截然不同的答案。李鸿章说：土寇伎俩。薛福成说：刘永福，中华奇男子也。
两个说法表面上差异极大，但却正道出了同一个事物的两个方面。
李鸿章的话是说得尖酸了一些。但李鸿章是谁？是连张之洞也不得不承认的，当今大清国的头号军事权威。现在，李鸿章说“土寇伎俩”，自然是有根据的。从兵力上讲，黑旗军最多时也不过3000之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