占领山西后，法军进行了全面的物资搜索，据孤拔递交海军部的公文中显示，法军共计缴获：金银与钱币：6262枚安南银元，5枚金币，66块大银锭，1381根银条，264根小银条，7块小银锭，8000串铜钱，2只装满账册票据的箱子。
其他物品：200件无艺术价值的铜制品（如香炉、高脚杯、烛台等），350件茶杯、茶托、烛台等锡制品，两口精致大钟，262块铅锭，18块锡板，100块铸铁板，1个中国烧磁花瓶，两张描金漆安南桌子，1张床。
生活必需品：650万公升稻谷，6万升大米，1万升粗盐，10筐碳。
武器：7门青铜膛线炮，2门青铜滑膛大炮，7门12厘米青铜滑膛炮，1门8厘米青铜滑膛炮，46门青铜小炮，39门大口径铸铁炮，88支守城用枪或轻型长炮，371支步枪。
弹药：15万发雷明顿枪弹，1万发温彻斯特连珠枪弹，2700发供1867年式步枪用枪弹，2000发1866年式步枪用枪弹，1500发左轮手枪弹，1500公斤安南火药，两箱英制狩猎用火药，10万枚雷管。
虽然物资上收获颇丰，但法军还是连夜上演了山西之战的最后一幕：大屠杀。事见英国战地记者登在《泰晤士报》上的采访。对此，法国人自己也有记录。
如法人迪克·德·龙莱的《在东京（1883-1885年）——逸事叙述》中，就曾记有：“阿尔及利亚土着步兵和其他士兵对该城进行了六小时的抢劫，杀死了二百名安南人和躲在屋里面的黑旗军。此外，俘虏统统被枪毙，一个也不留。每次枪毙四至六个，有时更多些。他们被带到河边，枪响人倒，河水即把他们冲走。”
整个会战期间，北宁清军按兵不动，原定由云南方向派来的援军也迟迟未能赶到前线。
何以如此迟缓？且听岑毓英的夫子自道：“由蒙自至兴化，陆路一千六百余里；由开化至兴化，陆路一千一百余里；即由蛮耗至保胜，亦有四百余里；皆偏僻小道，路极崎岖，沿途人烟稀少，猛兽甚多，军士裹带行粮，披荆斩棘，跋涉维艰。自蛮耗至保胜，虽水路可通，仅有小船二三十只，可装兵三四百人，往返一次必需十数日；若由保胜水路至兴化，往返必需三十余日，欲速不能。”
一句话：缺少现代化的交通手段，相反，“洋人用兵，持有电线数万里，军情瞬息可达；又有轮船载运粮饷军装，数十万斤之重，数日可至，数其军火充裕，每战辄数昼夜不停。官军文报既多迟滞，挽运更属艰难。以滇、粤比较，则滇军尤难。”岑毓英到保胜将及十日，“而各营弃勇到者未及一半，军火军装亦赶运不及”。
后来清政府还想组建一个统一指挥东西战场的前敌机构，由岑毓英负责。可岑代理总督却不敢接招，原因也很简单：缺乏现代化的通讯手段。机构很容易建立，事实上的统一指挥却不可能，可天大的责任却要他一个人负。这个黑锅，岑毓英可不想，更不敢去背。
打来打去，最倒霉的还是越南老百姓。法军为防黑旗军死灰复燃，所以严禁土民拥有兵器。但法军自身兵力有限，所能控御者，实在只是少数几个大城池，偶尔才对城外进行扫荡或排查。这就使红河地区出现了大片的真空地带，填补这个真空的力量便是各路盗匪。土民手无寸铁，只有两个选择，要么也去做盗匪，要么便是被盗匪焚掠枪杀。否则也就只有“跟着强者走”，寻求庇护。
谁是能克制盗匪的强者？一曰官府，一曰法军。可这两强现在恰恰处于严重对立的位置上。结果，“附法者受越官之残害，不附法者受法兵之杀伤，进退维谷，岂不哀哉！”
李鸿章的误算
法军攻克山西的消息一经传出，巴黎与北京立时都陷入了巨大的震荡中。所不同的是。法国人是因胜利而得意忘形，居然出现了“山西的辉煌遮掩了色当的灰暗”的新闻报道。想当年普法色当一战，法国三军尽墨，皇帝被虏，真是狼狈何其。世界第一陆军强国的宝座也随之丧失。这个“灰暗”是山西的“辉煌”所能遮掩的吗？巴黎政坛的轻浮风气由此可见，茹费理内阁的悲剧结局也从此埋下伏笔。
相反，清廷方面则是一片手忙脚乱。战前无比乐观的清廷众臣终于意识到他们严重错估了敌我实力对比，于事很多人提出撤离北宁等关外据点，撤军回国布防，争取外交解决。
但是战前主和最坚的李鸿章却提出了不同的意见。
在李鸿章看来，当此黑旗新败之时议和，大清必然损失惨重，所谓英、德的介入调停全无实效，因为政治是实力的游戏。
相反，北宁是大清长期经营的国防重镇，黄桂兰是淮军老将，足堪一战。从时间上讲，冬天快到了，到时大规模的军事行动就要暂停。只要能拖到冬天，法军劳师远征无果，我方就可以选择较佳机会主动与法方恢复和谈，争取较佳的结局。现在放弃北宁，岂非功亏一篑？
当然，李鸿章也看到了潜在的危险。
第一，“倪、徐二君，实不知兵，不知洋务大局，其言实不可信。”
第二，双方战斗力存在差距。
从数量上说，法军“新旧合计一万数千人”，清军则“滇、桂两军及刘团合计则将三万人”，法军实不占上风。李鸿章坚信，如果只是在“陆路交战，似足以相敌”。问题出在“法所据之海防、南定、河内、海阳、山西各处，河套环绕，利用舟师。法人长于水战，又多浅水轮船，水陆相依，最为稳固。”相比之下，清军“仅赖营垒炮台，无得力兵船，无善用水雷”，无法有效封锁水路，所以难以抵挡法军的水陆夹攻。这就使清军的数量优势打了折扣。山西的失守就是一个例子。所以李鸿章建议立即进行塞河工程，防止法军故伎重演。
从装备上讲，法军人手一杆后膛枪，“操练熟悉，弹药备齐，兼有轻炮队相辅而行。离水近处，兵轮大炮又可夹击。此西洋用兵定法也”。清军“滇桂各营后膛枪既少，或有枪而缺子弹，操练又素未讲求，轻重炮位更少，徒以肉搏梃击取胜，不仅晓山（徐延旭——笔者注）于此事隔膜。即彦卿（岑毓英——笔者注）久统滇军剿回匪，亦只惯用内地枪炮，于洋器究少阅历”。
当然，清军也有优势，那就是复杂的地形。具体说就是多山（所幸兴化、宣光、太原一带，跬步皆山），所以利于伏击，而且可以“人自为战”，抵消法军的组织优势。只要能有效“塞河拦阻”，“彼仅以陆队攻我台垒，坚忍苦守，未必骤下。即一处被陷，亦未必处处瓦解也”。
只要军事上能“拖”，外交上就能“转”。如是始可体面收场，化呆着为活棋。
那么李中堂分析的是对还是错呢？
事实证明，李中堂对敌我优劣的分析，尤其对法军水陆协同作战的敏锐担忧，是极其有先见之明的。所以他才抓住了核心问题：河防。可惜终究在一个关键问题上，李鸿章还是犯了严重错误，那就是他严重低估了法国陆军的战斗力。
说来，李鸿章对西洋海军的威胁和强大始终有清晰准确的认识，但他对西洋陆军的认识却未免太拘泥于太平天国战争期间的经验，却忽略了两个问题：
一、那些由冒险家、雇佣兵、流浪汉组成的助剿洋枪队，并不能代表欧洲一流精兵的水平；
二、从太平天国战争到现在，欧洲军队又有了新的发展，李鸿章的认识并不深刻。
而且，作为直隶总督的李鸿章，对于遥远的两广、云南地区终究不很了解。
他虽然知道这些地区的部队装备落后，却不知道战斗素质更差。要不了多久，我们就会看到法军多兵种密切协同的陆战威力，更将看到大部分清军士兵连最基本的瞄准方法都不太熟悉，往往法军还未进入射程就胡乱放枪，徒然浪费弹药，且暴露位置。作战时又往往“聚成一处，若法用连珠炮攻击，所伤必多。”反而不如长期在实战中得到锻炼的黑旗军战斗素质高！这却是嘲笑黑旗军是“土寇伎俩”的李中堂所没有料到的。
更可悲的是，李鸿章的主战得到采纳，但关键性的建议却一条也没付诸实施。徐延旭还是受重用，黄桂兰与赵沃还是闹矛盾。塞河虽然批准，但经费直到最后也没落实，工程自然也就始终没有实际进行。事实上，就算李的“塞河”
构想实现，在一场单纯的陆地较量中。北宁也是守不住的。只不过中方能争取更多的时间，予法军更大的杀伤罢了。可事实呢？由于资金迟迟不能到位，北宁守军的河防工事到战前也未落实。这就为北宁之战预先填塞了悲剧与闹剧的双重色调。
闹剧般的北宁之战
从“李德谈判”破裂，到法军攻击北宁，历史给了大清国半年的时间。在这段日子里，徐延旭又干了些什么呢？他倒没闲着。自出关以来，老徐“万苦千辛，经年筹运”各种物资支援前线，“经年之久，人负马驮，一概运赴北宁，交存两统领，不令缺乏。徐帅一腔愤恨，不得一战，灭此朝食。”
张树声也承认，“滇桂边军整旅入越，徐藩司延旭愤法侵越，慷慨布置，有灭此朝食之志；于越将刘永福维持调护，不迭余力；唐主事景崧并入为谋主，调遣官军。”
能说徐大人不爱国吗？能说他不忠于职守吗？要是这点能耐都没有，就凭那几本小册子，糊弄一般人还成，要让张佩纶、张之洞与陈宝琛为他摇旗呐喊，那可就难于上青天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