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见对徐延旭，绝不能用一个简单的“老迈昏聩”盖棺定论。他也看到：“我师骤退固不可，我师久驻亦无味。”但中央要打，他也只有希望自己搞好后勤，以让黄桂兰与他信任的赵沃全力以赴地与法夷决战。他却从未看清黄桂兰的知识老化与赵沃的纸上谈兵，因为他自己就是个空有驱夷之志、惜无驱夷之才的半瓶醋。他更不知道，就是这两匹下驷，现在又闹起了窝里斗。偏偏两人的报告又都报喜不告忧，只可怜了徐延旭，一个人蒙在鼓里，还以为驾驭得法，可收事半功倍之效呢。
但徐延旭人毕竟是老了。算一算，都是快七十的人了，一时拼命还行，老这么折腾可就受不了喽。既然北宁的物资已囤积如山，自己这个运输大队长也就该下岗了。所以他才在光绪九年八月，托广西按察使国英向倪文蔚代为告病：“现年六十余，不比前次出关，年力正强。边地水土恶劣，无医无药，病势难望就痊。求移退驻南宁地方，最好能回桂林省城调理。”但盛名之下，又岂容你随便金盆洗手？倪文蔚拒绝了徐延旭的告病转请，京中的徐派支持者们也力顶老徐，并不惜运作前述一连串的人事变动。
徐延旭无奈，只有于十月上折谢恩时，自己提出了老病缠身，乞归故里的请求，不料又被大伙理解成了谦虚。结果，他没等来皇上的批文，却等来了法国人的进攻。
光绪九年十二月十六日（1884年2月12日），新到任的陆军将领米乐接替孤拔为远征军总司令。后者转任远东舰队司令，升任中将，重新负责海战。对大清国而言，这是一个很不妙的消息，它意味着这场冲突即将扩大到新的海域。
光绪十年一月（1884年2月）由于得到了陆军部派来的一个步兵旅和两队炮兵、一队工兵的增援，米乐的兵力达到一万八千余人，炮舰二十余艘。为便于指挥，米乐将地面部队分成第一与第二两个旅，分由副总司令波里也和尼格里指挥。又以莫列波约统率北圻江防舰队。
他的目标很明确：北宁。
北宁，位于谅山、海阳、河内、山西与太原之间的重镇。从河内到北宁，沿途山川纵横，行动困难。北宁外围，高山耸峙，河流环绕，大片大片的水田地泥泞没膝，绝对的易守难攻。现在又集中了2000名清军，囤积了大量作战物资，更让法军如芒在背。
米乐通过他所掌握的情报，发现清军的防御重正面轻侧面后，而以往的战斗经验又表明，清军非常敏感自己的侧翼与退路。同时从军事地理上看，北宁夹在新河与太平江之间，两河大抵平行。这就为法军利用水上优势迂回包抄清军提供了便利。于是米乐决定，以少数兵力坚守山西阻击西线清军攻击河内，一部守备河内；同时集中主力12000人攻击北宁。
法军首先大造声势，作出由嘉林（在河内东北）渡新河，沿大道正攻北宁的假象。实则正面只放少数兵力佯动，伪装大部队，吸引清军注意力。主力则顺太平江迂回至北宁侧翼，水陆并进，一举控制北宁东北的制高点涌球。居高临下，炮轰全城。使清军的心理防线与物质防线同时崩溃。
成败的关键在情报。法军的情报工作主要分两大类展开。一为隐藏己方意图，一为刺探中方情报。
按理说，双方体貌特征差异巨大，反间工作应该不难做。实则不然。
法军情报处从越南天主教民中精选出二百余名自愿者，经过培训后渗入清军地盘，不露声色的搞到了大批珍贵情报。到开战前，清军各级指挥的姓名，背景及相互关系，各部队的军服、旗帜、装备情况，甚至每一个火力点的位置，法军都已了如指掌。而清军呢？
黄桂兰与赵沃，两个人，四只眼，始终牢牢钉在正面防线上。虽然早有当地商民提醒二人注意涌球。“有河宽十丈，深八尺，轮船可至河边。有土山两座……敌若据此山，将开花炮近指入城，点滴不差，昼夜不绝，则城断难守”。
但两人的眼球还是只盯着正面，而只放了两个营守涌球。在他们看来，涌球是大后方，无须过于感冒。黄桂兰还觉得，法军的“攻城利器除大炮外，亦无良策。
北宁距新河三十余里，部队必须由陆路以至涌球，河水浅涸，仅容小舟，不能载运大炮；该处离北宁尚十余里，而安勇防营离涌球亦止十里，彼族振旅而来，未必不虑我蹑其后。”却不料法军以快打多，不等清军“蹑其后”，北宁已经失守。
米乐遂得以瞒天过海，一路批亢捣虚。
光绪十年二月六日（3月3日）下午，法军离开河内，开始行动。二月十一日（3月8日）攻陷了四营清军驻守的扶朗。黄桂兰深知大战在即，遂急调驻守三江口的党敏宣部八营清军回援北宁。但党敏宣却不愿此时进入北宁这座熔炉，又自持有赵沃撑腰，竟拒不服从黄的调令。
十四日，法军从北、东、南三面合围北宁。当天，法军测绘人员在攻占的清军前沿堡垒内设立了了望所。军官们从中用望远镜仔细观察清军阵地，观察人员每两小时换班一次。观测结果直接在地图上标出，再由当地人与翻译检查出各点的位置和名称，最后由绘图员制出新的平面图和立体图。
十五日，法军全线出击，慈山、新河、三江口同时告警。进攻中法军还使用了军用气球，用于侦察和校正着弹点。黄桂兰前一天（十四日）始派出千余援军加强涌球，但当法军于十五日展开攻势，这批援军又被他调往其他方向，遂使水路进攻的法军得以在当天下午轻取涌球。然后拽炮上山，居高俯击，“弹三落”，举城军民便开始争先恐后的逃跑。清军经营逾年的北宁重镇，就这样落入敌手。
只可怜了老徐费死八难运来的如山物资，既没有转运，也没有破坏，统统成了法军的战利品。当然，这里还有一个小小的问题，那就是所谓“弹三落”者，究竟是放了三炮，还是进行了三轮火力急袭呢？想来应该是后者。但无论是哪一者，有一点是很明确的：法军轻取北宁。
整个战斗，法军为之付出的代价是：死26人、伤25人。攻方12000人，守方58营24000人，却如此终局，连法军将领米乐也大为不解：“华军为数达二三万人，经营守备累月，锐卒名将云集，乃望风溃退，以城畀法。”真是难以理解。
正是这一仗，让越南人猛然认清了谁才是真正的强者。于是，一贯善于打顺风旗的越南小朝廷忽然不再喊抗法了，相反，甘心当法人的附庸。地方实力派也开始主动与法军合作，大清国的军威国威则一落千丈。
东线战斗的同时，西线清军基本上无所作为。岑毓英整编了刘永福的黑旗军，给了他12个营的编制，可谓优礼有加。但当岑调刘增援北宁时，刘却因记恨山西之战时北宁清军的无作为而闹起了小脾气。多亏唐景崧反复开导，刘永福才率军驰援。但兵行半途，就传来了北宁失守的消息，于是刘永福又退了回去。
而东线清军的溃败则才刚刚开始。
相对于桂军，粤军的表现更令人无奈。
战前张佩纶便已在奏疏中指出：“粤兵习悍而惰，各营互为党援，持博场，通海盗，而营伍额缺如各省书吏额缺，富家据缺为利，雇人充伍，而食其息，往往富庇兵，兵庇盗。”同治五年的广东巡抚蒋益澧想革除积弊，却反在次年遭既得利益者的弹劾走人。现任两广总督张树声，有此前车之鉴，自然不敢轻举妄动。不敢轻举妄动的结果，就是粤军战时的“平日散住民房，诱拐妇女，强拉米粮，越民恨入骨髓”，就是“专以抢掠妇女赴粤东贩卖为事，军中妇女多于勇丁，敌来即各顾家口溃退”。
北宁之战后，法军派出两支轻装部队疾追败退的清军，扩张战果。一路由波里也率2000人，带8天口粮，向太原方向追击。一路由尼格里率2000人，带6天口粮，向谅江方向追击。波里也轻取太原，但旋因战线太长，而奉命主动放弃。尼格里于二月十八日（3月15日）克谅江，次日克左溪，接着又克郎甲，中方大批物资来不及转移，也来不及销毁，皆入法军之手。
在法军的急追猛赶之下，两万清军一路溃散，大多不知所终，只有少数经谅江、太原一路败回到谅山、镇南关一带，才勉强收住脚板。
三月（4月）初，法军开始收缩战线，转移打击重心。他们以少量兵力扼守郎甲，牵制东线清军，然后集中主力转向西战场，一口气将岑毓英所部逐回到保胜、河口一带。兴化、临洮、宣光等重镇尽入法军囊中。
法军占据江河三角洲全部重要城市的战略目的，至此完全实现。
以法军的实力其实还能继续进攻，但与茹费理相似，米乐也是个较有远见的人物。在后者看来，北宁大捷虽然战果辉煌，仍只是一场击溃战而非歼灭战。大清国内的后备力量更是数量超级巨大，他们虽然不足以击败法军，但无疑可以制造巨大的麻烦。如果政府真的已经决定，要与大清维持长久的睦邻关系，而排除了大举进攻东南沿海的计划，则陆军在越南的战斗自无需过多浪费法兰西宝贵的血液。所以当法军将三角洲的大城池全部拿下后，米乐就停止了军事行动。在他看来，剩下的问题应该用外交而非大炮与刺刀解决。同理，他也不主张在赔款问题上激怒中国，从而为已经定格的结局再去浪费宝贵的血液。
回顾这一期的战斗，法军参谋业务的精熟，战前情报收集的认真全面，计划制定的周详完备，多兵种之间协同之密切如一，都远胜清军与黑旗军。所以才能避实击虚，两线转战，将清军逐个击破。
于是，问题的决定权再次由战场转到外交场合。只是光绪十年三月的人们不会想到，这一次和谈并未谈出真正的和平，反而开启了一段更激烈的战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