闰五月十三日（1884年7月5日），日格密发出恐吓六天后，法方再次扬言派舰队北上渤海湾，京师震恐。还是李鸿章看得真切：伏查天津至山海关一带，沿海地段绵长，港汊纷歧，断无处处设防之理。惟当于敌舟可以深入登岸处所，扼要守险，以杜窜越。守口之营，兵数不必甚多，但以坚守炮台为主，并分布水雷、旱雷制其冲突。其后路接应之师，须有大队以备游击。庶临事声援稍壮，而前敌军心益固。
此次法人以兵舰仓猝北来，意图要挟。度不过游弋海上，虚张声势。其大船吃水深者，不能进大沽、北塘各口；若欲登岸深入内地，决非两三万步队不能得手。该国远在数万里外，调兵须上下集议，必数月乃能来华。
现在越南境内法兵及土兵闻只一万数千人，势不能全数移调。即使联艅而至，水陆并进，臣等兵力虽非甚厚，但翼饷需无缺，当可设法鏖战，为京畿扞卫要冲。
其实法国人也知道天津不好过，所以他们要占的地方并不在此。
法国人的目标锁定在福州和基隆。尤其是后者，因为“在所有的担保中，台湾是最良好的，选择得最适当的，最容易守，守起来又是最不费钱的。”（茹费理语）这意味着战火即将烧到中国本土。反之，对法国人而言，这意味着第二战场的开辟。李鸿章最担忧的事情终于要发生了。
7月12日（闰五月二十），法国向清政府发出最后通牒，要求中国立即撤退驻在北圻的军队，并赔偿兵费2.5亿法郎。限一周内答复，否则法国将自取抵押品，并自取赔款。
清廷一看形势不妙，转而手忙脚乱地于闰五月二十四日（7月16日）降旨：“将北圻各防营照约撤回内地，着潘鼎新将谅山各处防军调回关内，择要驻扎，认真操练。并知照岑毓英将滇军在北圻驻扎者，一律调回关内训练。滇、粤两军，均着于一月内撤竣。”这倒是够爽快，可惜为时已晚。
与此同时，中法双方第四次坐到了谈判桌前，时间是7月19日（闰五月二十七），地点又回到了上海。中方代表全权大臣曾国荃，法方代表是新任驻华公使巴德诺。
法国同意将最后通牒的截止日期延至月底。中方则表示，2.5亿法郎的兵费赔偿绝无可能，但同意以抚恤观音桥事件死难者的名义，给银50万两（合法郎330万）。
在巴德诺看来，这简直就是打发乞丐。他干脆拒绝将这个数字报告巴黎：“因为那只能是一个笑柄”。
太后与醇亲王大惊失色。至此他们才算认清了当初那一纸负气指令的错误。
可是，正如韩非子教诲的那样，领导人犯了错也是不能承认的。不能承认，就得有人背黑锅。
谁来背？潘鼎新无疑是最佳人选。不过此刻大敌当前，还不是让他背的时候，但西太后对他的不痛快已见端倪。世间没有不透风的墙。一时间，从中央到地方，大小官员争着给潘鼎新使绊子、穿小鞋。不仅张之洞收到了揭发信，连潘鼎新刚离任三个月的湖南，也开始学其他省份拖欠起军饷来。
李鸿章就不免因办事不力而遭严旨申饬。潘的老战友张树声更倒霉，就因为和黄桂兰是亲家，虽然黄早已在北宁失守后含愤自尽，但张还是被革职留任，戴罪立功。随之因与太后的宠臣张之洞意见相左，而被改派往福建前敌效力，病死于途中。
李鸿章运筹全局
和平的空气日趋稀薄，大清国又做了哪些备战工作呢？
说来可叹，绝大部分的实际工作居然都是那个主和最坚的李鸿章完成的。
李鸿章的主和最坚，乃是源于他现实主义视角下理性的实力分析。所以也只有他最深知和平的脆弱与战火的易燃。中国是弱国，所以断无先挑衅之理，可无论外交还是战争，都要预留退路。争取最佳结局之前。先要做好最坏的防备。
未来的战场有两个，一个是越南，一个是中国沿海。
在前一个战场上，清军还可以依托复杂地形与法军周旋，后一个战场就麻烦了。
因为法国有强大的海上力量，大清国却既没有强大的海军，又没有现代的陆上交通工具，所以法军才敢公然扬言“据地为质”。李鸿章要做的，就是竭尽全力阻止法军据地成功。
东南沿海，号称万里海疆，事实上却既不可能也没有必要处处设防。第一，并非每一块土地都适于法军登陆。第二，并非每一块土地都有“据地为质”的价值。第三，当年的军舰不能离开煤，人员则和所有时代一样必需不停获取新鲜的饮水与食物，战斗又必然损耗弹药与零部件。
这就决定了法军必须有足够的中继站，始能真正实现其万里海疆，任意驰骋的战略。考之两次鸦片战争的老教训，再结合现实的发展，就可看出：“广州-海南”是法军的第一站，“台湾-福建”是第二站，浙东是第三站，长江口是第四站，辽东、胶州是第五站，最后便是终点站：京津。
广州是第一站，但却是可有可无的一站，因为法军不攻广州，仍可利用香港，后者不仅能提供前者所能提供的一切，更能提供现代的军舰维修等前者所无法提供的便利。相反，若攻克广州，并不能明显改善法军的后勤，反而分散兵力。至于海南岛，虽然法国舆论界在前一年便鼓噪将之据为地质，但实际上，以当时海南的闭塞落后，实在是既不能作质，又不能改善法军的后勤，只是徒然分散更多的兵力。这样一来，作为第二站的台海线就成了实战中的第一线，以两次鸦片战争的教训来看，如果打全面战争，法军以香港为跳板，台海线也是可以一绕而过的。但若“据地为质”，则此线实为两军之必争要地。试看当日海峡两岸，左有福州，右有基隆，宛若两大夜明珠，遥相辉映。
福州的重要原因性有三：一在本身地理位置重要；二在前有马尾军港，栖息着大清三大水师之一的福建水师；三在军港之后屏障着清廷苦心经营十八年的现代造船基地：福州船政局。
基隆的重要原因有二：一在地理位置更加重要，马尾背靠大陆，法军纵能一时占据，却未必能顶住清军的持续陆上反攻，相反基隆为海峡隔绝，一旦占据，就将成为法军北上的绝佳跳板；二在基隆煤矿久为孤拔所垂涎，一旦占据，不仅可以解决燃料问题，而且可以借之敲诈清廷，素要巨额赔款。若法军无法控制或有意绕开此线，悍然将战火北燃，那么浙东的战略地位就将急剧提升。举凡该地区内的定海、镇海、宁波皆为重镇，一旦为法军控制：一、将沉重打击清国的商贸活动；二、可以为进一步的北上提供跳板；三、可以踞地为质。
作为第四线的长江口，商贾云集，向有大清聚宝盆之称，一旦战火加之，大清必遭重创，但第一次鸦片战争时，英军可以攻吴淞，可以攻南京。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英法两强联手，更可以上海为跳板，直捣京津。可此时法军却很难下手，原因就在于列强利益交集，所以法军不敢妄动。这样法军无论是攻京津，还是就地抢占地质，就都只能从台海与浙东两线下功夫了。反之，只要清军能够在这两个战区拖住法军，就自动保障了京师的安全。
薛高参筹防浙东
浙东难守，关键在于舟山群岛孤立海外，空间有限，地面兵力布置亦有限。
大清没有制海权，直战无可战，守亦无可守。舟山不守，法军北上可攻京津，南下可扰台澎，镇海、宁波更时时处于其炮口威胁之下。因平定朝鲜内乱有功而晋升四品道员的薛福成，在光绪十年（1884年）初夏，被实授浙江宁绍台道。薛福成一到任，就看出了浙东的重要与难守。
他说：“盖（舟山）不特浙江一省之藩篱，实亦海疆全局之关键。为今日计，宜合南洋数省之全力，练水师一大支，建关定海，则左顾右盼，着着争先，最为上策。否则亦宜有得力兵轮五六号，多筑新式炮台，辅以水雷，镇以劲旅，广储煤米、子药，亦或可以固守。”
可事实的尴尬正在于，所有这些条件大清都不具备。如此也就只剩下最后一个不是办法的办法，那就是魏源所谓的“守定海不如守镇海，守镇海不如守宁波”。一句话：放弃孤岛，诱敌深入。
可是魏源说这句话，有两个基本前提：一为敌军最终必然是要抢滩大陆；二为我军的陆上力量须能压倒敌军。归根结底，仍是一个大陆战略的产物。若敌方以海洋战略行动，根本不深入内陆，只以占领岛屿为满足，又如何善后？
提到眼前这一战，定海不仅是“宁波屏蔽”，而且关系整个东南海防。“我弃而彼取之，于此屯兵、屯粮、屯煤，经营据守，将来北犯天津、烟台，西扰长江诸埠，皆得以此为后路，恐大为南北洋诸省肘腋之忧，则弃之又断断不可。”可现实又恰恰是：定海“孤悬海外，港口分歧，虽有贞字等营扼要分驻，而既乏兵轮，四面受敌，又为南北洋必争之地。欲求设防周密，仓猝殊无良法”。
看似已是“山穷水复疑无路”。可谁又料到，一个意外的发现，会转出“柳暗花明又一村”的捷径来。
无意中，薛福成得到一个信息，道光二十六年（1846年）英国出于排斥其他列强的目的，强迫大清与英国签订了一个所谓的《中英互立保护舟山条约》五款，“其第三款：中国依允英国之兵退出舟山以后，亦不让与别国。第四款：英国依允嗣后有别国攻打舟山一带地方，英国必为之保守，务当将舟山送还中国。”
不仅如此，条约内还载明，“此事系两国交谊和好”，英国免费去做，“不须中国出款”。
薛福成立即明白了英国的动机：舟山靠近上海与长江口，“若一旦有事，而被他国侵占，则于英国之香港商务与东方贸易最有妨碍。”如果英国不守第四款之约，“则我亦不守第三款之约”，两国的“损益得失”实在是半斤八两。既然“立约之初，具有深意”，按照国际公法的传统，“自应永远遵行”。“况英为着名大国，必不甘心让法，而自废前约”。虽说中国筹防“不宜借力外人”，但以目前形势而言，又确实需要借助这个条约压制法国的海权优势。
问题是在大清国现在刊行的外交条约中，找不到这个条约的内容，原件据说也已毁于第二次鸦片战争的战火，可是，询问英国在浙东的领事，再咨询一些西方的权威报刊，却又都坚称确实曾有这个条约。薛福成转而想到军机处与内阁当存有当初外交谈判的记录，或许可以拿出来作证。
可惜醇亲王不能理解，竟批示说，其他机构的相关档案也已毁于第二次鸦片战争的战火。“现在刊行各国约章，既无前条，则当时纵有此议，而历年已久，条约屡修，似不足以为据。况中国土地当由中国自行保守，不应借助于（外）人致生枝节。”最后还特别强调“定海为该道管辖，地关紧要，自宜竭力筹防，应如何设法布置，以期周妥，随时禀商渐抚院暨提军门核示遵行”。总之，要自力更生、大干苦干，更要勇于承担责任，不要老想着耍小聪明。
同时，英国方面的后续反应也不乐观。英国驻宁波领事表示，由于中英后来又签署了新的条约（《中英天津条约》），所以英国并不准备履行保护定海的旧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