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若不是当今圣上的本生父，尚且要夹着尾巴做人，何况盛名在顶，能不戒惧？
西太后可以说是从一开始就牢牢捏住了老七的软骨。所以世铎不过是个过渡，真正的首席军机大臣恰恰是这个第二天补宣的“商办人员”。这就是政治的微妙。而且，不要忘了，我们的西太后也是一位一贯的对外强硬派的代表人物呢。
所以李鸿章才说他们是“乳臭陋儒”，并敏感的预感到了醇老七的悲剧结局。
但大清国里，终究不是人人都能看透这一切。
对慈禧而言，这是蓄谋已久。但对于朝野而论，实在是一声霹雳。其中最震惊的莫过于盛昱，而又惊又愧的，又莫过于张佩纶。
说起来张佩纶虽然是清流派的健将，却是一个比较支持洋务的清流，而且他的父亲与李鸿章是故交。想当年李鸿章受任于临危之际，远赴上海孤岛。此后苏南浙北，三千里转战，真是万苦千难。张佩纶之父张印塘时任安徽按察使，对李鸿章帮助颇多，两人可谓生死之交。这些往事，李鸿章永远不会忘记。
在张佩纶看来，北宁的失败源于徐延旭的无能，徐延旭的被误用又源于自己的误信人言与轻率举荐。说起来，自己才是罪魁祸首。结果呢？自恭亲王以下，枢辅重臣纷纷落马，自己却置身风暴之外。实在是太说不过去了。所以他才写信给李鸿章，自承：“误荐晓山，乃鄙人之罪，此时亦无诿过之理，俟奏报到日，自请严谴。”
但在太后眼中，问题就完全不同了。若是北宁失败的责任问题真说清楚了，她又如何借机实现多年的夙愿？就算张佩纶想负这个责，也不能让他来付。
可是太后有意放张佩纶一马，言路却不愿放他。弹劾奏章越积越高。而言路之所以敢如此猖狂，原因无他，因为张佩纶往日弹劾人太多，冤家遍地，现在终于轮到这些人四处使银子买通言官狠批张佩纶了，也算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最关键的，太后一手提拔的主政大臣醇亲王，素来讨厌清流人物，早就说过：宝廷、张佩纶、陈宝琛大言无实，我在位一日，决计不用此三人。
京师，张佩纶是不好再待了。那就出去转一圈吧。
毕竟，从慈禧的角度讲，她最需打压的绝非清流，而是醇亲王。她好不容易赶走了恭亲王，又岂容新对手出现？更何况这个“对手”还是当今圣上的本生父！所以太后有必要保留清流，因为既可以制衡李鸿章，还可以制衡醇亲王。这也是权力制衡术，只可惜是权谋制衡术，最终服务的不是国家、人民，而是坐在最上位的那一个孤家寡人（眼下是孤家寡妇）。
于是便有了光绪十年四月十四日（1884年5月8日）的上谕，任命通政使司通政使吴大澂会办北洋事宜，内阁学士陈宝琛会办南洋事宜，翰林院侍讲学士张佩纶会办福建海疆事宜，均准其专折奏事。其中，张佩纶被授三品衔。
对朝野而言，这无疑又是一声霹雳。
在局外人看来，文人典兵，多无善终。只怕这一次也不会例外。不知道这仨人哪里得罪了太后，竟逼出这出“借刀杀人”的戏来。又或者，也许是太后已厌倦了言官们的大言不惭，要杀鸡儆猴，给言官些颜色看看，这也不好说啊。总之天威难测，但还要测，不测哪来饭后茶余的谈资？
可在局内人的心中，又是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
正如张佩纶给李鸿章的信中所说的那样，“恭（亲王）、李（鸿藻）黜，徐（延旭）、唐（炯）逮，而鄙人独中流容与，如棉之受弹愈起，岂非咄咄怪事哉！”“丹老来述慈圣（慈禧太后——笔者注）面谕，命不候假满即出。似此内隙可弭，深恩难负。鄙人当腼颜一出，涕泣一陈，冀回天恩。”
后人读史于此，可不免纳闷了。被杀的人反而感激借法国刀杀他的人，这叫什么世道？
事实证明，这绝非张佩纶的幼稚，更非一厢情愿。
从表面上看，让张佩纶一介书生又督办福建海防，确实不无“借刀杀人”之嫌。可若是“刀”都没了，又如何去“借”？
注意，让张佩纶去福建的上谕发于光绪十年的四月十四日（1884年的5月8日）。这道“上谕”若是早发两个月，或晚发两个月，“借刀杀人”之说都能成立，偏偏这时不能成立。为什么？
就因为和谈已经开启，李鸿章和福禄诺的谈判已基本达成共识。到阳历6月中旬三大清流（张佩纶、吴大澂和张之洞）联抉出京之时，和约业已达成。
就等三个月后双方互派全权大臣商订细节了。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光绪十年的十月初十，就是太后的五十大寿之日。激进派想打，太后可还想安安稳稳的过个生日呢。
所以五月初一的上谕中才说：“前因福建海疆紧要，谕令张佩纶前往会办，以资整顿。所有该省濒海各处，张佩纶抵闽后，自当周历巡查，会商该将军督抚妥筹布置，期于周密。”
整顿，巡查，布置。这就是他的任务。
影响所及，三大清流的旅程也是不慌不忙的。
离京之际，群贤聚于陶然亭送行，清流健将宝廷还满怀浓情地赋诗一首：
友朋久聚处，淡泊如常情。偶然当离别，百感从此生。
人生各有事，安得同止行？各了百年身，甘苦难均平。
古今几豪贤，畴弗有友朋。离别亦习见，别泪例一零。
今日天气佳，有酒且共倾，勿作祖帐观，联辔游江亭。
俯视大地阔，仰视高天青，余生尚几何，愿醉不愿醒。
清流式的浪漫情怀，跃然纸上。
出京之后，他们先到天津拜会了李鸿章。后者给他们安排了精彩的水师演练，并把他们一路拉到旅顺，视察工事，会见老友，共论国是。真是快何如哉。
反正横竖没仗打，张佩纶懂不懂军事就无所谓了。关键是借这个机会，让他出京避避风头。只要不出错，就有功劳。中法彻底和好如初之时，就是张幼樵再回京师之日。那个时候，不仅旧错可以不提，而且要论他的新功。想当年，张佩纶、张之洞、宝廷、黄体芳合称“翰林四谏”。天下读书人，谁人不知，谁人不晓。现在张之洞都是以山西巡抚署理两广总督的钦差大臣了，张幼樵也不能过于落后。李鸿章越来越老，大清国的日子却还长久。接班人总还是要培养的。所以当李鸿章听说这个任命时，才说了这样一句话：“自系当轴忌其多言，然未始非磨练英雄之具。”
在这个磨练使命下，张佩纶岂能不感激涕零？
但若仅仅是感激涕零，那他就不是张佩纶了。
张佩纶的特点是勇于任事而耻于逃避责任。这一点很像李鸿章，所以才赢得后者的激赏。作为一次难得的实践机会，张佩纶不会轻易放过这次任命，但作为一次逃避责任的升迁，他也绝不会完全去领太后的好意。正如他在写给李鸿藻的信中所计划的那样：“将船政、台事及各处防务查明复奏，静听朝命。召回，中途乞病；不召，设辞乞病。”总之，横竖都要装病，绝对不去搞无功受禄的事情。
从事后的发展看，事情若果能如此收场，反而幸运了。可惜历史恰恰不愿作此收场。
变起观音桥
问题出在撤军问题上。
如前所述，山西、北宁虽然失守，但谅山等北越重镇仍在清军手中。根据李福协议，这些清军都将撤回中国境内。福禄诺在5月17日（四月二十三）正式向李鸿章划出了两道进军线：法军将于6月5日进据高平、谅山，7月1日进据保胜。反之，限东线清军于20天内，既西历6月6日前全部撤回境内；西线清军于40天内，即西历6月26日前全部撤回。以免发生摩擦。
这可让老李为难了。
自醇王上台之后，主战之声再起，且有愈演愈烈之势。李鸿章更是成为众矢之的。而西太后在撤军问题上恰恰也是倾向于缓撤。李鸿章只好另动脑筋，希望边军指挥官能够先斩后奏，造成撤军事实，和约落地，自然皆大欢喜。
李鸿章之所以敢采取这个行动，原因在于当时驻扎谅山的新任署理广西巡抚潘鼎新是他的老部下。
可惜潘鼎新聪明一世，糊涂一时。竟先请示中央，万一法军来犯，边军如何处置？这下麻烦了。此时京师中的主战派已占了上风，他们一致认为《天津条约》丧权辱国，无论最终细则如何制定，中国都不可能先撤军，以免法国人得寸进尺。在这种环境下，太后只能指示：“准稍退示弱！”果法军来犯，还要“之决战，力遏凶锋”。
这一来，就等于是下了命令。潘鼎新再想制造既成事实，就要冒抗命的罪名。到时候只怕太后也只有丢卒保车了。于是，潘鼎新也只有一条道走到黑了。
与此同时，法国军方也早已按捺不住。
米乐令陆军中校杜森尼于6月中旬率先遣队北上接收谅山防区。这支先遣队共八百余人，包括一个海军步兵营（310人），一个山炮连（90人，6门40毫米山炮），两个东京土着步兵连（约300人），及少量骑兵、工兵和医疗人员。
临行前，米乐一再叮嘱，这是一次和平进驻，而非军事行动。如果遇上土匪与强盗，杜森尼可以自行解决。但若遇上清军，如果对方拒绝将防区移交，一定要先请示自己，再依令行事，万不可造次。
应当说，米乐的态度是比较持重的。但正如街亭之役武侯的误用马谡，这次米乐同样犯了大错。一如一名法国作家所言，杜森尼中校“毫无外交手腕，但能事事破坏，甚至连自己亦有被破坏的危险。”最明显的一点，杜森尼北上接收谅山，居然连个像样的汉语翻译都没带，他所依赖的那位越南翻译，居然只能听懂粤语，汉语书面阅读能力也极差，稍复杂的公文就挠头。而杜森尼所面对的，却是正急于雪愤的“黄桂兰旧部”——而且同样没有一个像样的法语翻译。
易怒而马虎的杜森尼，注定要引发新的灾难。
6月22日（五月二十九日），九百名法军在杜森尼的率领下，行抵北黎（今北丽），接近了清军的阵地。第二天，杜森尼照会清军，要求后者于三日内退出谅山，不然后果自负。
在已经接到明确的谕旨的情况下，潘鼎新当然不敢把谅山让给杜森尼。按理说，此时杜森尼应该立即请示米乐，可是，冲动的杜森尼却选择了靠实力解决问题。
这真是一个不长脑子的决定，法军固然在武器装备与组织训练上具有优势，但这个优势可不是个无限扩大器。当杜森尼在6月25日于观音桥地面悍然对一万余名清军开火后，结果可想而知，清军群起还击，杜森尼一伙狼狈逃窜。
此战清军以伤亡三百余人的代价，毙伤法军数十人，并将后者逐退三十余里。清军不仅守住了阵地，并在追击中缴获了一些法军物品。
从事后的发展来看，这次冲突对双方而言都是一个不幸。但真正造成不幸的并非事件本身，而是事后双方一线官员的汇报。
为了推卸责任，杜森尼在汇报中把这起冲突的责任完全推到中国一方不说，他甚至把一直驻扎在谅山的清军说成是从别处调来，专门伏击接收分队的。他还把双方的冲突描述成中方精心策划的伏击战。结果，在巴黎的茹费理看来，中方此次伏击不仅是预谋性的，而且手段非常卑劣。
反之，潘鼎新则在汇报中把法军的规模由不足千人夸张到一万余人，法军的伤亡数字也被翻了好几倍。这样一来，在北京中枢看来，这无疑不是接收，而是借和约履行的幌子，妄图袭击全歼驻谅山的清军。这是蓄意挑衅！而对激进派而言，既然万余法军的进攻都被打退了，大清国还怕法兰西吗？一时间“谅山大捷”传遍京师，北京城内的主战声浪也再度高涨。
一方过于急躁的愤怒，一方文不对题的亢奋。战火的重起就只是个时间问题了。
法国海军中的激进派主张立即将战火烧向东南沿海，至少要拿下福州与南京，再直捣渤海，攻旅顺，克威海，直逼京师，订城下之盟。孤拔在6月底甚至主张在预定的时刻同时进攻旅顺、威海、南京、吴淞、福州和厦门。并已开始进行准备工作。
但返回巴黎汇报工作的福禄诺反对这些狂热的计划。他认为这次和平来之不易，法国应该珍惜。李鸿章深明大势，是法国长久的朋友，我们最好不要去他的防区挑衅。双方意见差距太大，茹费理折中了一下，于7月9日（闰五月十七）通知中国临时驻法公使李凤苞：若中方不能迅速从北越撤军，并为“北黎伏击”
赔款，法国“将有必要直接地获取担保与应得的赔偿”。
曾巴会谈有始无终
这就形成了法国的新战略：踞地为质。
既是“踞地为质”，就像黑社会绑票一样，总要绑个富家公子、豪门千金。
若绑个贫家子弟，法律风险一样，收入可就大不相同了。除非此君家里有什么自己都不知道的祖传宝贝。其次，绑国家领导人更有赚头，但有那本事吗？风险过高，收益下降，游戏结束。法军现在不绑“人质”绑“地质”，同样要遵循这两大原则，要寻求风险与投入，成本与回收之间的平衡。
闰五月初八（6月30日），利士比派其副官日格密赴津面见李鸿章，恫吓说，若中国不赔款，孤拔将军就要进北京城，与中国执政面议。李故意装傻，问：孤拔何时晋京？日格密只好进一步挑明：“所谓的面议者，系以兵戎相见。”李鸿章笑着说：“孤拔要晋京，先要经过津沽，有我在此，恐不易过也。”
李鸿章这样说当然是有自信的。
自“李德谈判”以来，李鸿章一直在忙着加强京津守备。他“檄提督宋庆、水师统领提督丁汝昌守旅顺，副将罗荣光守大沽，提督唐仁廉守北塘，提督曹克忠、总兵叶志超守山海关内外，总兵全祖凯守烟台，首尾联络，海疆屹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