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德榜也只有派出专员，“沿途探听，催促前来”。“似此水陆皆属维艰，今卑军异城从征，长途转运，饷银一切，常虑不继，殊深焦急。惟望我宪台体恤下情，源源接济，庶无枵腹荷戈之虞，则感激鸿慈无量矣。”
王德榜的这份奏报，写于光绪十年的正月二十六，到左宗棠手里，已是二月二十六。
左宗棠不是超人，更不是造物主。他不可能在一夜之间变出现代化的交通通讯工具来。更不应忘记，左帅当年可还是反铁路运动的中坚呢。
难来难去，大军至今尚未出国门。入了越南，只有更难。
东线苦，西线也艰难。
自牧马到宣光，“间关崎岖，千有余里，皆行无人之地，山箐险恶，不见天日，虎蛭纵横，人马颠陨，缒幽凿险，艰苦异常。而地方幽僻，办粮极难，非远到数百里外，无从采购。其转运粮米以及军装器械至为累重艰辛。至于沿途耗损，需费繁多，尚不足论。”至于通讯，则只有一路分设台站。靠人力驰送情报。
现实中的困难还远不止于此。
如同淮军老将周盛传早已提出大清军队的医疗保障存在严重问题，但始终没有得到有效的解决。结果，入越华兵水土不服，苦不堪言。西线“滇勇不耐烟瘴，入夏以来，先后瘴故将弁百余名，勇丁千余名，患病未计。”东线“方友升军二千，没者千五百；王德榜军没者千余，强进亦不能战”。这是光绪十年六月间的统计数据，真可谓“惨不忍睹”。最后甚至连潘鼎新本人也因水土不服而病倒。
看到这里，有人也许会说，中国人是人，法国人也是人。清军好歹还是在家门口打仗，法军远涉重洋，困难岂不更大？
如果双方前提相同，这个理论自然成立。但恰恰双方的基本前提不同。
法军拥有强大的海上力量，拥有远较中国雄厚的物质基础，更兼精密的管理机构，所以法军远涉重洋的困难，反易于清军从北京远赴西南。
登陆之后，法军有强大的内河舰队。炮舰、运输船均以蒸汽为动力。赶上雨季，道路塌垮，桥梁被坏，中方很难行动。法军却可借河水暴涨，乘战舰四处扩张。雨季过去，中方可以进攻了，法方又可依托城池据点，深沟高垒以待。至于平日作战，正如周盛传指出的那样，从野战交通上讲，“洋人遇河则用小木船搭浮桥，遇窄河则用洋铁浮桥，顷刻可就……赴水则有气包袋，渡水便利。”从后勤保障上讲，“泰西用兵必先厚储饷项，以防缺乏；又有轮船运解，自法至越约不过四旬可达；且已得南圻六省之地，就地购粮，亦不甚费转运之力。”从医疗保障上讲，“西人医药之精，胜于中华，临阵受伤之士，虽至断肢折体，皆能医治如旧。”
法国人还曾经算过这样一笔账，如果分别以西贡和广东作为法中双方的前出基地，同时运军队和物资至谅山一线。法方只需40天，中方却要三四个月！
错误的“胜算”
由于中法的国力差异与战力差异不是短期内能解决的。中方主动出击，不要说西贡，就是河内也是攻不下的。攻不下只能守。但事实上，以谅山为核心的边界领土，当年也是守不住的。北宁、山西产粮区的丧失，后勤状况的恶劣，无不严重制约着中方数量优势的发挥。交通通讯的原始，更使东西两个战场根本无法做到密切配合。
唯一可能的选择就是诱敌深入，打防守反击。可这恰恰又是舆论所不能接受的。
明白了这些。我们就该知道，潘鼎新所接受的。是一个根本无法完成的任务。不仅他完成不了，换上左宗棠、张之洞、麦克阿瑟、隆美尔、拿破仑、古斯塔夫、查理十二……同样不能完成。
相反，由于台湾战事的久拖不解，令巴黎方面很不耐烦。他们终于明白了一件事，台湾并不是想象中的肥肉，而是一根硬骨头，要想拿下台湾，就必须按孤拔的建议大举增兵。可是从投入回收效益比上讲，真要是大举增兵，倒不如全盘接受孤拔的建议，将战火扩大，以免坐困一隅。但这又不免与巴黎方面的政治目标相矛盾。毕竟法国的主要对手是德国，不愿在东方浪费过多国力。思来想去，巴黎方面遂将目光重新锁定在北越战场上。法军决定通过武力控制北圻全境，造成既成事实的方法结束战争。在法国方面看来，“我们东京的远征队距离中国边境还太远，不能使帝国政府受到严重的警告。”因此，必须“从中国军手中夺取谅山”，并进逼中越边境，占领整个北圻，这样才能逼迫清国接受法方的和谈条件。
于是巴黎方面决定向越南战场再增派3000援军，追加3.8亿法郎的军费开支。这样北圻法军的数量就突破了两万大关。剩下的，就是历史如何残酷地向我们展示，在一个无望的牢笼里，潘鼎新是如何作最后的挣扎的。
七月十九日（9月8日），因米乐回国，波里也被任命为新任东京远征军总司令。米乐的去职，表面上看是由于身体欠佳，实则是源于国内激进势力的抨击。在那些人看来，如果不是米乐在北宁之战后的“怯懦”，法军早已犁庭扫穴，控有全越，哪有后来的麻烦？又哪有观音桥的羞辱？而米乐居然也就真的走人，对法军而言，这无疑不是一个好的信号。
八月初，西线清军在岑毓英率领下，率先发起攻击；同月中旬，东线清军也开始南下。
从数量上讲，法军有将校434人，兵17500余人。
华军西线兵力1万余人，东线则2万余人，在数量上只能算是小有优势，而这一点小小的优势，很快就被下面的两大弊端抵销得一干二净。
第一，从交通上讲，在西线重镇宣光克复前，东西两线无法实现会师，所以等于是在两个相互孤立的战场上作战，相互不能支援。相反，法军居于内线，还有内河运输的优势，故而可以逐个击破清军。
第二，清军受制于后勤瓶颈（关键是吃饭问题，清军粮草购自南宁，由龙州以最原始的方法前送），不能作适度的集中，其中一万二千余人在一线，其余散布在后方，这就进一步为法军逐个击破提供了条件。
相反，清军的胜算在于：一、抢在法军击破东线清军前攻克宣光；二、争取就地解决粮食问题。
对此，潘、岑两位前敌总指挥并非没有认识。所以岑毓英、唐景崧、刘永福虽皆知以清军的火力配置，难以进行攻坚作战，但最终还是针对宣光城打起了一场旷日持久，日后争议无数的攻坚战。原因就在于，以当日的战略决策而论，留给他们的作战机动空间别无选择，只有如此，这是一种战争的气势，也是军人的最后尊严。此时所争者已经不是胜负，而是军人的职责和荣誉。
同时，潘鼎新在东线选择秋收时节进攻，就是为了快速进占陆南、谅江间的盆地，就地取粮。这个计划要想成功，关键是一个快字。但受制于原始的交通通讯条件，清军恰恰快不起来。而法军的反应却一点也不慢。
“郎甲-船头”之战
面对清军的钳形进攻，波里也最大的选择就是，究竟是先打击哪一路清军。
波里也最终的计划是，东西两线都先作一个适度的收缩，诱华军深入的同时争取时间。法主力即利用这一宝贵时间先消灭后方的反法武装。然后西守东攻，先东后西，逐个击破。在兵力分配上，波里也在西线只保留千余人牵制岑毓英，其余全集中于东线迎击潘鼎新。
这个计划的成败关键有二：一法军能否在清军攻克北宁前剿灭反法武装；二为西线法军能否孤军坚守到东线大捷。
事实上，波里也之所以作此选择，原因有二：一潘鼎新是主要威胁；二他对宣光城的防御充满了自信。进一步讲，西线法军以宣光、端雄、兴化三大据点为支撑，以河流为交通网，坚守待援。如此就算数量上占优势的清军完全控制村落，只要三城不失，清军既无法威胁河内，也无法威胁东线法军的后路与侧翼。
八月初八（9月26日）晨，在巴黎，李凤苞与茹费理就赔款问题进行了长达两个多小时的激烈争论。李风苞重申了中国的底线：50万两，而且名义是抚恤而非赔兵费。茹费理也咬紧他的底线：5000万法郎，少一分，那就只好让大炮与枪弹去说话了。
八月初十（9月28日），西线清军以刘永福部十营黑旗军（约3700人）并5营滇军（约2500人）为前锋南下，大队滇军随后跟进。前锋兵分两路，刘永福帅四营黑旗军与张世荣、谢有功等五营滇军沿红江向南推进，同时黄守忠、吴凤典各带三营绕山路前进，两路会师夹攻馆司。四天后，东线清军亦与法军发生前哨接触。
为避免被清军逐个击破，也为了争取时间，西线法军主动放弃了馆司，退守宣光、兴化。东线法军同样一触即退，相继放弃船头、陆岸、郎甲。北京城中不免为此一连串的“胜利”而沸腾，却不料法军正是利用这个时间，重创了越南反法武装，稳定了后方。
没有了后顾之忧的波里也，决定不再等待那三千援军，而发起进攻。
波里也的目的非常宏大，作战将分两阶段进行，第一阶段的目的在夺回船头、郎甲两大要点，消除清军对河内的威胁。第二阶段的目的就是夺取谅山，清除越境清军。
为什么要争船头与郎甲呢？因为“船头在陆南江左岸，北通谅山，东接安州，扼红江、谅江之中枢”，“郎甲地西接安世，直达宣光；南临北宁，威胁河内。”两地既是清军南下的基点，又是法军北上的跳板。所以双方势在必争。两相较之，由于郎甲直接威胁着河内，所以更显重要。
当时的战场形式是，署理广西提督苏元春部约4800人守船头，记名提督方友升部约3200人守郎甲。其余清军则散布在后方，保障后路安全，潘鼎新则亲率淮军一部驻扎谅山，总筹全局。
从兵力上讲，船头守军多于郎甲，从指挥官素质上，也是苏胜于方。而波里也的兵力指向却与之不同。他将第二旅分为两个纵队，该旅旅长尼格里亲率主力三千余人为西路军，端尼埃（上校）率千余人为东路军。东路军先对船头发起试探性进攻，若能得手。即等于断了清军后路。若不能得手，则视清军反应，决定下一步的行动。
八月十二日（9月30日），清廷再下严旨，令滇粤军合力进击，攻略北圻。
数日后，中方就以防御者的身份陷入血腥的绞杀中。
八月十四日（10月2日），东路法军率先行动，离开北宁，向船头进发。次日，西路法军亦从河内出发趋郎甲。
十八日（10月6日），法军先头部队试攻船头。激战竟日，双方各伤亡三四十人，而苏元春之防御愈坚。法军遂决定以东路军牵制苏元春部，先集中西路军攻略郎甲。
二十日（10月8日）法军大举围攻郎甲。法军战前早已细研当地地形及清军守备情况，一开战即集中兵力攻击南堡高地。占领后布设炮兵阵地，充分发挥火力优势，两翼包抄清军阵地。四个小时后，郎甲易手。是役攻守双方作战均极顽强，双方指挥官（方友升与尼格里）均负重伤。唯战力之差异，无法单靠血肉之勇弥补，清军死伤虽烈（据法军统计，仅中央角面堡一处，华军就遗尸690具），却无法扭转大局。法军遂以21人阵亡，58人负伤的代价，攻克郎甲重镇。至于清军的伤亡，据官方文件事后称为：营哨官弁勇丁阵亡者三百余名，伤四百余人，与法方统计有较大出入。
二十一日（9日），船头战事也渐趋激烈。端尼埃以主力强攻，苏元春死战不退，随后的三天内，双方围绕清军战前构筑的野战工事反复拉锯，法军终无法将苏部逐出船头。直到郎甲失守，西路法军东移的消息传来，苏元春怕遭合围，始于二十三日（11日）晚主动放弃船头北撤。是役法军伤亡二百余人，苏元春所部“营官阵亡者三，受伤者五，兵勇死者千计。”华军虽败，但亦一扫北宁溃后的糟糕形象。波里也亦承认华军之“勇敢非凡”。
但从全局上讲，华军之惨败亦不容诲言。波里也之第一期作战目标可谓完全实现。而法军之伤亡亦可谓轻微，双方的战力差异已暴露无余，正如潘鼎新总结的那样。“法兵每战不过千余，枪炮之利，我军四五千当之犹觉吃力。”
更讽刺的是，就在郎甲失守之日，却在理论上应受到越南战场支撑的台湾战场传来了刘爵帅淡水大捷的消息。
孤拔卷土重来
台湾孤悬海外，地小民贫，兵粮饷械皆仰给大陆。偏偏法国海军强大，一条窄窄的台湾海峡，竟成了两岸军民的咫尺天涯。而法军却正好利用其海权优势，四处袭扰。对刚刚取得马尾“大捷”的孤拔而言，这次一定要给刘麻子些颜色看看，以雪上次基隆折戟之耻。
从地略上讲，当时台湾北部的核心城镇是台北府。而淡水与基隆正好分别处在台北府西北与东北的40公里延长线的端点上。同为进入台北府的重要孔道，战略地位重要。更麻烦的是，法军有海权优势，可以“以迂为直”，清军却没有铁路可供内线机动。
具体到淡水的地势，宛若一对巨大的蟹钳，围住一片水域，构成一个良港。
口北有大屯山，口南有观音山，“水在中央，海口西向”。是一个以输出茶叶着称的港口，市区人口七万余人，是基隆的七倍。其地势西低而东高，利于守军观测及发扬火力。
清军在淡水有两大炮台。旧炮台早在刘铭传来台前就己建成，内置克虏伯炮五门。新炮台则为刘至台后新筑，法军攻淡水时尚未完工，才刚开始装炮（共3门）。为了加强防御，清军在港口窄处“塞以竹排。排外有竹网，网之外埋水雷十余具。”为了保护水雷，又将载满石头的船只沉于河流的沙洲内，构成堤坝，并在坝内外布设水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