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军部署
八月十二日（9月11日），左宝贵部侦察部队，在玄武门东北80里处，大同江上游，发现了朔宁支队。左宝贵立调三营兵力出城，主动进攻，双方夹江互轰，激战正烈，左宝贵却忽然收到叶志超的羽箭急令，命他立即回城，依托工事取守势御敌。
原来，在平壤的东南方向，清军侦察兵也发现了大队日军。叶志超坚信东南方向的日军是主力，但玄武门的重要性他也很清楚。所以他不许左宝贵轻易出城野战，而命他坚守工事，正是希望左宝贵能守牢后门。然后他集中战斗力最强的盛、毅二军于他心目中的主战场：平壤东南大同江东岸，一举击败来袭日军！
只要能消灭南线日军，平壤不就化险为夷了吗？老中堂不就有了和日本人议和的筹码了吗？
这个想法本身并不错，但问题是，玄武门一定能守住吗？大同江东岸一定是主战场吗？
可历史已不给叶志超反思的时间。
八月十三日（9月12日），双方的斥候与小队开始小规模交火，遥远的天津城内的李鸿章念念不忘的还是军事纪律。当天，李鸿章致电卫汝贵，首先转达了皇上对卫军的严重不满。然后痛心疾首地说：“现闻盛军在平壤，兵勇不服，惊闹数次，连夕自乱，互相践踏。左、马、丰三统将，忠勇协力，上下一心，独汝所部，狼狈至此！远近传说，骇人听闻。汝临行时，吾再三申诚，乃不自检束，敌氛逼近，若酿成大乱，汝身家性命，必不能保！吾颜面声名何在？电到后，切勿自回护，密商叶总统，应如何说法安抚军心，顾全大局，或将该军暂令孙显寅帮统，以孚众望，而期努力效命，立候电复。”
但历史同样不再给卫汝贵时间。
八月十四日（9月13日），叶志超召集诸将会议，布置防务，划分各军防区。
叶志超首先宣读了李鸿章的指示：“倭情诡诈，必须严防。”然后会商决定：叶志超驻平壤城中调度全军。叶志超所部芦榆防军2100人守平壤城西。马玉昆部毅军，卫汝贵部盛军一营约2500人守平壤城东及大同江东岸。卫汝贵部盛军，丰升阿部盛军约7000人守平壤城南至西南。左宝贵部奉军三营（1500人，守玄武门与牡丹台），江自康仁字二营（1400人，守箕子陵）共计约2900人守平壤城北。并规定：“查南门外（大同）江南，马总统(玉昆)与盛军一营共扎浮桥；倘有缓急，马总统一营、聂统领(桂林)一营可派队速令应援。自大西门至盛军孙镇(显寅)与马总统营处交界方向，倘有缓急，可使盛军应援。北门外山上，江统领(自康)驻两营；倘有缓急，可使丰总统(升阿)队速援之。从大西门至七星门(静海门)其间，芦榆及山海关戍兵、即时正定练军及武毅军古北口练军务营防守之，倘有缓急，盛军卫总统(汝贵）队可速援之。不论何军何营，倘有疏失，一经查出，立照军法惩办！”
如此一来，在大同江东岸战场，负责“自杀性进攻”的大岛第九混合旅约4000人，面对的是马玉昆部毅军加卫汝贵部盛军一营共约2500人。
在平壤西南战场，野津第五师团约5400人对聂桂林部庐榆防军，卫汝贵部盛军主力，加丰升阿部盛军约7000人。
在最关键的平壤北战场，立见尚文“朔宁支队”与佐藤正“元山支队”约7800人，对左宝贵部奉军三营、江自康仁字二营共约2900人。
这样，在决定性的北部防线，日军占据了2.6倍的优势。考虑到其中直接用于玄武门与牡丹台防守者仅1500人，日军占据的优势也就更大。至于这个优势到底意味着什么，答案立显。
天上掉下了馅饼
同样是十四日这天，为便于指挥前线作战，明治天皇率参谋总长（有栖亲王），御林军总司令（小松亲王），内阁首相（伊藤博文）等军政要员从东京出发，将战时大本营迁往广岛。以作御驾亲征之势。同日，山县有朋、大岛久直（陆军少将，第六旅团司令官）起程前往朝鲜前线，很显然，平壤的战斗远不是终结，而只是更大的激战的序幕。
同日午夜，桦山与伊东达成了一致意见，即为配合陆军对平壤的攻略，联合舰队将由仁川北移大同江口南侧的渔隐洞，并以此为临时根据地，伺机攻袭北洋水师，夺取制海权。至少也要保证大同江的安全，掩护陆军对平壤的攻击。
说来悲哀，还是八月十四这天，李鸿章致电总理衙门，希望总署能代表“请旨敕令前敌各营，均归叶志超节制调遣，以一事权”。这就说明皇上当初的任命，至今还没产生实际效果。
次日（八月十五，9月14日）上午，外出侦察敌情的吉野与高千穗二舰自威海卫归来，它们带来了一个重要的情报：北洋水师主力已不在威港之中。
同时，蔚岛、仁川方面的侦察舰则相继传来“未发现异常现象”的平安汇报。
伊东遂于午后四时下令：留下第二游击队与八重山号泊守仁川，掩护陆军登陆。
自己则亲率本队与第一、第三游击队，及特务舰、运输船等，北上大同江，巡歼北洋舰队主力！
可是，伊东却怎么也巡不到北洋水师的踪影。
似乎已是山穷水尽。但很快，转机就来了。只是这转机不来自海军，却来自朝鲜的陆军。
原来，就在十四日这天的上午，北上平壤途中的第五师团野津道贯部，渡大同江时，“无意”中俘获了一艘从大同江下游驶来的中国商船。参谋长福岛安正率兵登船检查，搜出一封密信。写信人是清军大孤山守将，收信人是写信人的好朋友——平壤守将丰升阿。前者告诉后者，“（上峰）虑平壤华兵乏，方今以舶船数艘，自大沽、旅顺送兵鸭绿江岸，且以运粮军舰护卫之。兵达平壤当非远也”。
这位守将显然很够意思，第一时间把这个消息通知自己的好友，以稍缓对方的愁情。可惜，他的这个做法太无纪律性。借助商船捎信又不免太无保密意识。
反而让福岛安正捡了个大便宜。
对日军来说，这真是天上掉馅饼的好事。联合舰队终于不用为北洋舰队的动向而焦头烂额了！
起锚
就在平壤激战的前夜，北洋水师也走到了它命运的十字路口。
如前所述，日军业已挥师北上，万一平壤不守，那战火可就要烧到咱大清朝的龙兴之地了。军情似火，北洋水师还能再等吗？
命令终于传来。李鸿章令镇守旅大的刘盛休部铭军4000人，火速乘轮船招商局的五艘轮船，海运增援，巩固平壤守军的后路。而丁汝昌所接受的命令，正是为铭军护航，兼运一批军火粮饷去大东沟。
黄龙战旗再次扬起，汽笛迎风长鸣。
这一天，是光绪二十年的八月十六日，西历1894年的9月15日。当日上午，丁汝昌率北洋舰队主力，由威海卫抵达大连湾。午夜，丁汝昌率北洋舰队大小舰艇十八艘，护送分乘新裕、图南、镇东、利运、海定五艘运兵船的铭军，直奔大东沟进发。
这支曾经虎视亚东的舰队，就这样在西林巴图鲁丁提督汝昌的率领下，在一帮小留洋巴图鲁们的驾御下，驶出了军港，踏上了征程。
据美籍洋员马吉芬回忆，“鉴于七月二十五日在朝鲜半岛海面，济远和广乙被袭击的教训，各舰皆卸掉舢板，只留六桨小艇一只。意在表示军舰的命运即船员的命运，一旦毁坏沉没，岂能侥幸求生或借小船逃跑，或忍受投降的屈辱？济远的小船忽被击碎而燃烧，虽尽力扑救但已成废物。二铁甲舰将保护三十点五厘米（十二寸二）克炮的厚一寸、直径三十余寸的重大钢盾也都卸去。因为如果敌人的榴弹由露炮塔上擦过，碰上炮盾，就会将其打穿而于盾内爆炸，盾内上下四周，就将有充满碎片硝烟的危险。据闻丰岛之役，日本军舰从远距离发射一枚榴弹，击中济远炮盾顶端的后部，立即爆炸。炮弹头部虽然穿透炮盾而飞走，但残余碎片在盾内四处飞散，炮长以下七人死亡，十四人负伤，盾内炮兵无一幸免。
当时如果事先将炮盾去掉，该榴弹必然平安飞去。因此证明二铁甲舰采取的措施甚为得当。其他不必须的木器、索链及玻璃之类，也都移置别处。把舰桥的翼端切断，把所有的拉窗梯子都卸掉，铁索、索梯也尽可能都取走。只有安在舰首舰尾的六寸炮炮盾，为了防止重炮发射时，保护炮手免受空气的冲击而保存未动。
舰队各舰都涂上不易辨别的深灰色，钓床用以保护速射炮手。上部构造的重要部分，四周都堆起砂袋，宽三尺、高四尺左右，在其内侧，并排放着六寸炮用的百磅实弹、榴弹数十个，以便迅速射击。装煤的袋子也配置在重要处所，尽可能用作保护。”
前方的航线，他们不知走了多少次，可谓轻车熟路。再过两天，“致远”号管带葛尔萨巴图鲁邓总兵世昌，更将迎来他的四十五岁生日。但这一次，一切注定与众不同。
痛失平壤
回头再看十五日（9月14日）的平壤城。叶志超密切关注的大同江东岸仍只是小规模的冲突与相互炮击。一整天，日军并没有进攻，叶志超正纳闷，坏消息已从城北传来。
原来，朔宁、元山两支队业已会师，两军于当日猛攻玄武门外清军山岳防线。守军虽然进行了顽强的抵抗，无奈日军攻势如潮，步炮协同密切，激战竟日，城外高地相继失守。左宝贵反攻失利，只有退守城墙工事。
消息传来，叶志超才猛然惊觉，自己业已犯下与当年守北宁的黄桂兰一样的错误。
顿足长叹中，叶志超知道：大势去矣！
所幸正面日军并未发动大规模进攻，虽然原因还不清楚，总之对我有利。在叶志超看来，这是撤退的大好时机。否则一旦北路日军全面控制北城制高点，南路日军全力进攻，清军走走不了，战则只有坐以待毙。那就全玩完了。
对叶志超的撤军构想，左宝贵坚决反对。所谓国家养兵千日，用在一时。大仗未开就轻弃平壤，如何面对皇上、太后，又如何面对江东父老？
叶志超无话可说。
于是，撤退命令被取消。叶本人也被左的亲兵软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