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游记》又名《西游释厄传》，是一部中国古典神魔小说，也是四大古典名着之一。它成书于16世纪明朝中叶，作者是明代小说家吴承恩。
《西游记》是以唐朝玄奘法师西天取经的史实为基础创作的神话故事，主要描写了唐僧、孙悟空、猪八戒、沙悟净师徒四人以及白龙马去西天取经，历经九九八十一难的传奇历险故事，特别是书中孙悟空这个形象，以其鲜明的个性特征，在中国文学史上立起了一座不朽的艺术丰碑。
全书情节跌宕起伏，惊心动魄，作者以虚构的人物和情节描述了唐僧师徒四人所走过的困难重重的取经之路。《西游记》不仅内容极其丰富，故事情节完整严谨，而且人物塑造鲜活、丰满，想象多姿多彩，语言也朴实通达，通过成熟的艺术手段表现了惩恶扬善的主题。书中的《大闹天宫》《三打白骨精》《火焰山》等故事尤其为人们所熟悉。
《西游记》自问世以来，在中国乃至世界各地广为流传，被翻译成多种文字，在中国，乃至亚洲部分地区家喻户晓。几百年来，《西游记》被改编成各种地方戏曲、电影、电视剧、动画片、漫画等，版本繁多。更为重要的是，《西游记》在思想境界、艺术境界上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可谓中国古代神魔小说的集大成者。
毛泽东是《西游记》的忠实读者，他对这部书中的故事非常熟悉，还善于运用《西游记》的故事喻事譬理，并时常做到学以致用。他在长期革命生涯中，对这部书作了不少精辟的评述。
毛泽东说：“在封建时代、唐朝兴盛的时候，我国曾经和印度发生密切的关系。我们的唐三藏法师，万里长征去取经，比较后代学外国困难得多。有人证明，我们现在用的乐器大部分是西域来的，就是从新疆以西的地区来的。我们这个民族，从来不拒绝接受别的民族的优良传统。”他还说：“唐代的玄奘赴印度取经，其经历的艰难险阻，不弱于中国工农红军的两万五千里长征。他带回了印度佛教的经典，对唐代文化的丰富和发展，都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此外，在毛泽东所写的文字和谈话、报告，甚至在诗词里，对书中的故事和角色形象都分别有很好的剪裁、穿插，恰当的应用。
第一节痴迷《西游记》的农家少年
一、少年毛泽东偏爱读《西游记》
毛泽东从何时开始读《西游记》，现已无证可考。在毛泽东和他的同学的回忆文章中，可以确知的是，他在读罢私塾和进入新式小学之前的一段时间里，在家里帮助父亲劳动之余，《西游记》是他最爱读的书籍之一。可以推断，他读《西游记》，早于读《三国演义》和《水浒传》。
从明清至今，几百年的时光里，《西游记》都备受少年儿童的喜爱。毛泽东入东山小学后，又多次读《西游记》，以致入了迷。在那个时代，《西游记》被认为是“歪门邪道”，老先生们也称之为“杂书”，人们甚至认为，少年看这部书是极不好的事，有“老不看《三国》，少不看《西游》”之说。
但是，世俗的偏见无法掩盖《西游记》的光芒，书中妙趣横生的故事和精彩描写深深吸引了毛泽东。在东山小学，毛泽东在读完经书等其他课程之后，总是把《西游记》藏在经书底下偷着看。据毛泽东在东山小学的同学萧三回忆，那时毛泽东为了满足自己的求知欲，便设法寻找各种书籍来读。这些书籍中，他特别偏爱读《西游记》，在读这部书时极其用功，也像“正课”一样分别打上圈圈点点，写上批语，记录当时的体会。他的记忆力很强，小说中的人物和情节大都记得清清楚楚，平时给别人讲故事，都能灵活运用，讲得活灵活现。
少年毛泽东还有一个习惯：把《西游记》中的人物折成小纸人。他经常在课下，用废纸折孙悟空、唐僧、猪八戒……这种行为，是少年毛泽东对《西游记》人物的再创造，也表达了这位少年对神魔精灵的初始理解。
延安时期，已经成为中国共产党领袖的毛泽东回忆他少年时代读书的经历时说过：“我熟读经书，可是不喜欢它们。我爱看的是中国旧小说，特别是关于造反的故事。我很小的时候，尽管老师严加防范，还是读了《精忠传》《水浒传》《隋唐》《三国》和《西游记》。”“许多故事我们几乎背得出，而且反复讨论了许多次。”
毛泽东十四岁时离开东山小学，在家务农。白天，他干一个整劳力的活，晚间替父亲记账，忙碌一天后，精力充沛的他仍然读书到深夜。那时他的读书范围相当广泛。在他当时所读的书籍中，仍然有《西游记》，并且是他最喜爱读的书之一。
二、因读《西游记》受到父亲责骂
少年毛泽东只要拿起《西游记》，就舍不得放下，常常看得津津有味，毫无睡意。父亲毛顺生和母亲文七妹带着弟弟毛泽覃，住在隔壁房间，经常看见毛泽东的窗口还有灯光，就催促他早点休息。母亲担心他长期熬夜，会把身体搞垮，就催促他快点睡觉。尽管如此，毛泽东还是继续读他的书。每天夜里，他都要坐在小油灯下读书至深夜，好多次都是父母亲催促过两三遍，他才上床。为了避免父母的催促，他经常佯装已经睡觉，却用自己床上的那条老蓝花布印花被单，遮住窗户，不让灯光照射出去。他父亲是个十分精明的人，一点点响声都瞒不过他，虽然看不见灯光，却听见了儿子翻书的沙沙声。一次，他悄悄地从床上爬起来，披上衣服走到外边，掀开那块遮挡的被单，看见毛泽东还在读书，一下火冒三丈，几步冲进儿子的卧室，一把夺过毛泽东手上的书，气冲冲地对他说：“哪里这样不听话，一夜熬掉我一盏桐油，一个月就是几百文铜钱，这样下去，一份家当可能就败在你手里！”父亲边说边看书的封面，原来是一本《西游记》。这本书的内容他以前听人家讲过，说的是孙悟空、猪八戒、沙僧保唐僧去西天取经的故事。他历来不信佛，凡是念经拜佛的事，他一概不喜欢。现在看见儿子在看唐僧取经的故事，他越发生气了。浪费了灯油且不说，看的又是这种“邪书”，他实在无法容忍。正当父亲要大发脾气的时候，毛泽东母亲文氏也走过来了，她站在丈夫和儿子中间，设法平息这场风波。她一边劝说孩子不要看书了，一边连推带劝把丈夫拉了出去。直到儿子卧室里熄灭了灯，确实已经睡觉了，他们才放下心来。在这场小小的冲突之后，毛泽东的父亲也感觉自己态度有些过分，随后略改变了态度：只要儿子白天努力劳动，傍晚做完交代的事后，也就不再过分管儿子看书了。后来，毛泽东不读“四书”“五经”了，中国的古典小说成了他主要的精神食粮。《西游记》更是他最喜欢阅读的书。他不光反复读这部书，还对书中的人物有自己的评价。少年毛泽东就认为，唐僧心地善良，意志则坚定无比；孙悟空敢想敢干，疾恶如仇。他每天日耕夜读，对这部书百读不厌。《西游记》中的神话故事和形象化描写，对少年毛泽东无疑是一种文学启蒙教育。在几十年之后，已经成为国家主席的毛泽东曾建议，“吴承恩的‘民主文学’《西游记》影响对人民的教育，国文课本要节选《西游记》的篇章。”
三、在天津找《西游记》中的“蓬莱仙岛”
青年毛泽东对《西游记》的兴趣依然浓烈，他生在湖南韶山，长到二十多岁时还没有见过大海。1918年冬天，青年毛泽东到北京发动驱逐湖南军阀张敬尧的运动。北京离天津很近，便抽时间与同学萧三结伴去天津看海。但他们没有想到冬季大海也结冰。据萧三回忆，他们乘火车到了大沽口，下车走到海滨一看，大海已经结冰。于是他们相约：两人各向一方走去，绕它一周，然后回到原地集合。毛泽东向西，萧三往东。但毛泽东回来得迟，萧三等了许久，觉得脚都冻僵了。萧三问他，哪去了？他笑道：“我有意找《西游记》中的“蓬莱仙岛”，谁知什么也没找到……”青年毛泽东还不知道，在天津是找不到《西游记》中的“蓬莱仙岛”的，但从他此举中可以看出《西游记》对他的影响有多大。他是想借这次机会，到《西游记》中所描写的“蓬莱仙岛”找感觉。
1939年，萧三从苏联回延安去见毛泽东，二人在毛泽东的窑洞里边吃小米饭边回忆起那次“旅行”，相视而笑。这次与萧三相见不久，毛泽东对身边的人谈道：“那个时候我还相信《西游记》中所写的蓬莱仙岛哩……我八岁的时候，非常信神，我父亲不信，我和母亲还认为不对，会对家里不吉利哩！有人说我从小不信神，那是讲错了……”
第二节“唐僧就是一个大翻译家”
一、“嚼得菜根百事可做”
青年时代的毛泽东，已经立下远大的志向。他阅读《西游记》的兴趣不减，但他对这部书的理解，已达到了一个新高度。对书中人物的评价也有了自己的新看法。此时的毛泽东经常用《西游记》中的话，激励自己和同仁。这个时期，毛泽东写的文稿和谈话中，经常出现“嚼得菜根百事可做”、“世上无难事，只怕有心人”等语，显然借鉴自《西游记》。
当时的毛泽东就认为，唐僧的决心和坚韧，是超过常人的，他用“嚼得菜根百事可做”来形容唐僧的毅力。他曾经说：“中国历史上也有翻译，如唐僧取经，经过九九八十一难才回来，唐僧就是一个大翻译家，取经回来后就设翻译馆，就翻译佛经。唐僧不是第一个留学生也是第二个留学生。”1945年5月31日，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结论》中就重视翻译工作时又指出，“不要轻视搞翻译的同志，如果不搞一点外国的东西，中国哪晓得什么是马列主义？中国历史上也有翻译工作，唐僧就是一个大翻译家，他取经回来后设翻译馆，就翻译佛经。《鲁迅全集》开卷第一页，有蔡元培写的一篇序，其中有几句写得不错。他说鲁迅是一个既博览又很谦虚的人，翻译了许多外国文学家的作品，翻译的作品占了他的全集的一半。所以轻视这个工作和对这个工作的动摇都是不对的。”
二、毛泽东对佛教文化有深刻认识
《西游记》中的唐僧，原型就是唐代贞观年间赴天竺取经的玄奘法师，他历经十六年的艰苦历程，从取经到翻译，对于中国佛教文化的传播，具有无与伦比的巨大意义。而毛泽东作为一个唯物主义者，对于佛教的认识，也在不断发生着变化。毛泽东青年时代和萧瑜在湖南各地游学时，发生过这样一个故事：
1917年，毛泽东和萧瑜在“游学”途中，来到湖南宁乡县境沩山的密印寺。进到古寺内，他们被引入一间禅房沐浴更衣。洗澡时，萧瑜琢磨道：“拜佛和乞讨怎么是一回事？”
毛泽东揶揄道：“都是不劳而食么。”
萧瑜摇头：“也许其中有什么深奥的哲理。”
毛泽东仍不失戏谑：“倒是符合佛祖众生平等的教义。”
萧瑜说：“你为什么用这种口气说话？难道你母亲不信佛吗？就是儒学也是受到佛学的很大影响呢！”
毛泽东道：“我也受过影响，所以我用这种口气说话。可是我还是赞赏玄奘带回六百多卷佛经。他是唐朝人，现在还是家喻户晓，说明他不简单，很有成就。”
后来，该寺方丈应请求会见了毛泽东和萧瑜，并同他们共进晚餐。吃饭间，毛泽东和萧瑜互相补充着讲述了他们利用假期，决心步行湖南全省，考察社会的目的。
“可是，你们为什么要这样呢？”方丈打量着他们那叫花子一样的穿着。
“是的，我们有心不费一文钱——来自远方的挂单和尚不是也都一文不名吗？”萧瑜说。
“安贫者能成事，嚼得菜根百事可做。”毛泽东意气风发，器宇轩昂地说道，“有道是，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
“毛施主，贫僧敢有一问，”方丈盯住毛泽东，“佛教何以在中国千年不衰？”
“自然有人信它了。”
“简单了。”方丈摇头，“第一，它提供了一种完整的人生哲学，对世间的普遍真理有重要的阐扬。”
毛泽东不以为然，但能认真听。
“第二，历史上的帝王都有宗教的天性或哲学倾向。”
毛泽东想了想，说：“我以为不是天性，是维护其统治之需要。”
“帝王有宗教的天性。”方丈坚持道，“特别是唐代的帝王，封孔子以王的称号，封老子为道家始祖，又派玄奘取回佛经，寺院遍及全国各地，这样佛教、道教和儒教便共存于一种和谐的状态之中……”
“是的，中国没有其他国家那样的宗教战争，一打就是几百年。”毛泽东说，“几个宗教能够和谐地共存，对国家来说不是坏事。”
毛泽东在这里说的“嚼得菜根百事可做”这句话，虽然出自朱熹《小学·右实敬身》，但他用来形容唐僧西天取经的决心，实际上表明了他对《西游记》中主要人物形象的基本看法。他认为，经历磨难，是“天将降大任于斯人”的前奏。此时的毛泽东不仅对《西游记》中的人物有了自己独特的评价，而且开始运用书中语言来激励自己和同道。在此之后，毛泽东对《西游记》和宗教的认识，也随着阅历的增长而逐渐深化。
1955年3月8日，毛泽东在同西藏的达赖喇嘛谈话时说：“我们再把眼光放大，要把中国、把世界搞好，佛教教义就有这个思想。佛教的创始人释迦牟尼主张普度众生，是代表当时在印度受压迫的人讲话。为了免除众生的痛苦，他不当王子，出家创立佛教。因此，信佛教的人和我们共产党人合作，在为众生即人民群众解除压迫的痛苦这一点上是共同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