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师风范 山高水长——记任继愈、季羡林题词
周廷伟
任继愈题词
世界文化遗产丽江古城的保护管理，之所以有今天令人瞩目的成就，除了古城保护管理部门、社会各界的共同努力，也与一批国内顶尖级的专家学者的关心、支持密不可分。就拿任继愈先生为方国瑜故居题字的前后经过来说，就足以体现了一种山高水长的大师风范。那是在1999年，原丽江纳西族自治县政协经过认真调研，向县委、县政府提交了《关于修复方氏大院建立方国瑜故居的可行性报告》。这一报告得到地委、行署和县委、县政府的高度重视，并组织相关人员着手理顺产权关系，以及修复方氏大院的相关工作。这项工作由古城管委会、古城房管所牵头，组织本土专家学者组建了名人故居恢复工作组，各项工作也有条不紊地得以顺利开展。在设计布展中，故居门匾的题字成为一项重要的内容。由谁题字，怎样题字，能否题好字，非同小可。因为它关系到名人故居的门面，是人们视觉中的第一印象，更是一个国家级文化名城、世界文化遗产古城的重要文化符号，工作组在相关讨论中达成的共识是，如能求得国家顶尖级大师季羡林或任继愈的题字，那是再好不过的事情。通过反复讨论，最后大家一致选择了请任继愈先生来题字。任继愈先生是我国着名的哲学史专家、国家图书馆馆长。长期以来，他对丽江民族文化的建设，东巴古籍记忆遗产申报工作等方面，都给予了极大的关注与支持。而且从大量的史料得知，尽管方国瑜先生和国内许多大师级人物都有过诸多交往，但其中任继愈先生是与方国瑜先生来往最多、交情甚深的国家级大师，他对方国瑜先生生前死后都多有溢美之词。当时工作组的这一思路是正确的，即通过丽江市东巴文化研究院这一平台与任继愈先生取得联系，说明事由而求其墨宝。这一思路到东巴文化研究院后也一拍即合，院领导当场表态全力予以支持配合，并委托该院李静生老师尽快促成此事。
之后，李静生老师专门为题字一事给任老发去了信函。信函发出不久，我们就喜出望外地盼来了任老的复信函，并同时盼来了“方国瑜故居”，以及落款“任继愈题”的墨宝手迹。任老的复信函，尤其令我们为之动容，信函全文如下——李静生同志：来函嘱写“方国瑜故居”题名，今写好寄上。
方先生和我交往数十年，他的学问、人品，不但在云南、在全国学术界也是极受推崇的。学者中，他涉及的领域不止云南史乘，他在我国历史地理界也是仅有几位大师之一。纳西文化已走向世界，祝研究所（注：东巴研究所）事业更上一层楼。
此致
敬礼
任继愈
2002年6月30日
收妥任老墨宝后，我们请工匠将字仿刻在一块汉白玉做的匾上，郑重地挂在了方国瑜故居的大门上方。回想方国瑜故居从筹建、布展、正式开馆到现在，已历经了几度寒来暑往、花开花落。我作为筹建工作组的成员之一，自始至终成为方国瑜故居从筹建到现在的亲历者、参与者、体验者。我已是年近七旬的老人了，本来想等故居正式开馆后就“告老还乡”，但一直于心不忍、于情不甘，原因有三：一是诸如任继愈、季羡林、费孝通等一批国家顶尖级的大师风范，在守望方国瑜故居的日日夜夜里，无言地融入了我的血液和灵魂里。二是承蒙古管局领导的厚爱，而一时难辞挽留美意。三是多年如一日守望方国瑜故居，实际上也等于每天都在接受着一场爱国主义的洗礼和教育。
方国瑜故居，是我退休十多年来的又一课堂——在这里，笔者见证了方国瑜故居从筹建到现在的每一年、每一天……在这个被云南省委、省人民政府授予“云南省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的地方，在这个由任老亲题“方国瑜故居”大门门匾的地方，我相信无数在这里参观学习过的人们，灵魂同样得以净化和升华。“缅怀先贤、激励后人”一直是方国瑜故居奉行的初衷和目的，当时针指向2009年7月，任继愈先生——这位一直以来为丽江文化建设、东巴文化振兴等倾注了大量心血国家顶尖级大师，永远离开了我们。笔者与故居同仁一道以方国瑜故居的名义，以丽江所有父老乡亲的名义，通过电子邮箱，向北京任继愈先生治丧委员会发去了一封至虔至诚的唁电。大师驾鹤西归，而大师风范永垂千古——大师的高尚情操、博大胸怀、音容笑貌，与方国瑜故居同在，与丽江各族人民同在。大师风范，山高水长。
季羡林题词
一座普通的民居内，竟会集中这么多国宝级大师的题词墨宝，这在全国地级市中恐怕也并不多见。而走进丽江古城方国瑜故居，讲解员总会如数家珍提到一连串国家级大师的名字：楚图南、徐中舒、费孝通、任继愈、陈垣、季羡林等。
因为这里的11个展室除了方国瑜故居的主体内容外，这么多国家级大师的题字墨宝，也为方国瑜故居及丽江古城的人文文化内涵，添上了浓墨重彩的靓亮之笔。
笔者作为筹建方国瑜故居的参与者、见证者之一，已写过《古道热肠添锦绣——费孝通先生为丽江古城题词的一段佳话》、《大师风范 山高水长——任继愈先生为方国瑜故居题词小记》两篇文章。为了较全面地记录下国宝级大师们为丽江古城及方国瑜故居题词墨宝背后的点点滴滴，本文对一代宗师季羡林为方国瑜故居题词的前后经过也作了一个回瞻。
方国瑜故居筹建初期，各方面工作在丽江市委、市政府的重视及古城管理局具体过问下得以有序推进。到2004年，辗转全国各地搜索有关史料的工作有了一个较好的回报。其中，有幸得到方先生亲属、学生，以及北大、北师大、云大等方先生生前工作生活过的母校的倾力相助，无偿献出了一批珍贵史料和文物（含方先生生前部分工作生活用品），使方先生故居的展示内容得以极大充实与提升，使故居整体软硬件建设初具规模。更让人感动的是，方先生故居的筹建自始至终凝聚了一批国宝级大师、地方知名人士的心血与智慧。我们求到了国学大师任继愈的故居大门匾额题字，也搜求到了国学大师楚图南、费孝通等，以及国内多所着名高等院校、党政机关、社会团体在方先生逝世后发来的唁电、联、诗等共计二百余件。在整理相关史料中，我们翻阅到一份国发[1981年171号文]关于国务院恢复国家古籍整理小组特聘顾问名单，其中同时列有季羡林、方国瑜二老的名字。从中我们也了解到，方老生前在京工作生活期间，曾多次看望过陈垣恩师、同事季羡林先生。这一线索促使我们又产生了应向季老求一幅墨宝的思路。
思路定后，故居筹备组郑重给季老寄去一函，恳请季老为正在筹建中的方国瑜故居题写墨宝，并同时派人赴京求字。相关人员到北京后，得到在京工作的丽江乡友赵文中先生等的尽力相助。几经曲折，赴京人员终于在北京301医院受到了季老的接见。此时的季老，已年逾九旬，健康状况亦欠佳。但病房中的季老，依然不乏谦恭、热情的一贯作风。当他了解到赴京求字的来人是来自祖国西南边陲小镇方国瑜故居筹建组的成员后，非常谦虚地说：“你们千里迢迢而来请我题字，但我实不敢当一个‘题’字，要题也只能‘敬题’”（谈话大意）。一次时间很短的与季老的见面交谈，让人感到作为一代宗师的季老，对方国瑜先生学品、人品的推崇及赞赏程度，远远超出了我们原来的想象。
在方国瑜故居开馆之后，在故居中央方先生塑像上方，季老亲笔题写的“方国瑜故居 季羡林敬题”的金光闪烁的匾额，正为无数到此瞻仰的人们昭示着一个“缅怀先贤、启迪后人”的永恒主题。
2009年，一代宗师季羡林先生驾鹤西归，我们以方国瑜故居的名义，通过电子邮件向北京季羡林先生治丧委员会发去了一封至虔至诚的唁电，以表达我们对一代宗师的无尽缅怀与思念之情。有道是“水惟能下方成海，山不矜高自及天”。
我始终相信，一代宗师季羡林先生留给我们的谦恭礼让、虚怀若谷的印象背后，永远屹立的是他那最能震撼人心的伟大人格魅力！
纳西鹰猎文化与奇人桑叔季
来圆
金秋时节的丽江，天高云淡，艳阳璀璨，游人漫步古城小巷，就会看见纳西族的汉子们，手臂上挂着形体剽悍的猎鹰，或悠悠散步，或是围坐在古桥石栏上高谈阔论，这景观与古城店铺前聚首亲切叙语的纳西老大妈相映媲美，俨然一道人与自然和谐的风景线。如此悠闲自在的生活节奏画卷，给从都市来的游客的视觉上形成了强烈的感染力。这就是古城文化中的一大奇观——纳西族鹰猎文化。
纳西族鹰猎活动的渊源，据考证，始于宋理宗宝佑年间（1253-1258年），徐霞客在他的《徐霞客游记》附编《丽江纪略》中，记述了忽必烈南下丽江时留下“管鹰犬”的部落。这一文化在纳西族地区的延续，至今已有七百多年的历史。
鹰猎活动，汉语称“放鹰”。鹰，纳西语叫“我”，放，叫“肯”，故纳西语称“放鹰”为“我肯”。纳西鹰文化内涵，包括：鹰犬的驯养技巧、鹰犬的鉴赏与评判、放猎活动、攀登追逐及野炊休闲等内容，其文化内涵，不仅体现了人类驾驭自然的智慧，也体现了纳西族汉子的审美情趣，团结拼搏精神。鹰猎活动，属人类物质文化，纳西族在漫长的社会发展进程中，将“鹰猎”这一原属宫廷皇室中的休闲体育活动，在继承之基础上，逐渐加以改革完善，如今这一活动，已成为纳西族的一项传统文化习俗。该活动遍及丽江坝与半山区的纳西族村寨。
“鹰猎”活动每年从农历九月开始，至次年的三四月份，活动期半年左右。待结束后，将所养之猎鹰放生，让其回归自然，这已成为养鹰人约定俗成的习俗。
纳西族在历代“鹰猎”活动中，曾有过不少趣闻轶事，其中最具有传奇色彩的典型人物，当属养鹰土专家，奇人桑叔季。
桑叔季：名岳生，字蕴嵚。（1876-1958年）纳西族，出生于古城五一街一户书香门第。自幼身残，家中排行老二，因纳西族称“小”字为“季”，故乡邻称他为叔季，即小叔之意。他小时候在家读过私塾。由于家庭境况较好，加之腿部残疾而倍受家中怜爱，自小喜欢垂钓、养鹰，尤其在养鹰、放鹰方面，情有独钟而技艺高超。久之名扬乡里。桑公所驯之鹰，大都从“窝雀”开始喂养，放猎季节，桑公架鹰牵狗，出没山野林间，拄拐杖，经过长时期的野外生活锻炼，练就了一副好身手，不怕坎沟蓬刺，丈内沟壑也不在话下，他用拐杖轻轻一点，随即跃而过之，从未落后于同行者，故而世人称奇。
桑公对鹰文化的探讨严谨执着，他为了摸清鹰的生活习性，以及品类特点，于清光绪廿九年（1903年）三月，带了一条狗，一只鹰，一张弩弓，只身一人，徒步从丽江出发，经维西县，沿澜沧江南下，然后翻越碧罗雪山和高黎贡山，途经缅甸、老挝、泰国、越南、抵湄公河入海口，展现在他面前的，已是烟波浩瀚的大洋，他也曾遭遇盗匪，蟒蛇猛兽，过瘟疫流行区，历尽千辛万苦，可丝毫动摇不了他的决心。桑公回到家乡，已经是第二年七月。当时，由于长时期无桑公的音讯，家中认为他已过世，在屋中安放了灵位，等他到家，全家才转悲为喜。
事后，他饶有兴趣地对家人言：“这条路好走得很，饿不着肚子，林子里野生木薯和野果子多得很，野鸡、斑鸠随便可以打得着，吃都吃不完，沿途也没有关卡盘查”。桑公坚韧不拔的探险精神，豁达开朗的心境，令人敬佩不已。他的探险生涯也创下了纳西人只身徒步探险旅行的先例。为更进一步加深了解鹰的活动习性，他又“六载多隐居山林”并历时11年而绘制了5本图谱，其中4本是：民国十五年（1926年）本的《各种鹰谱》，民国十六年（1927年）本的《百鹰图》，民国十七年（1928年）本的《各种奇异百鹰图》，民国二十五年（1936年）本的《百鹰各种的形像》。在图谱中，他详细描绘了鹰在各种不同环境下所表现的体态，共绘各种鹰类280只，描述鹰之不同形态174种，并加附29条文字说明。
他所绘的图，对鹰的观察之细，表现形态之多，令人赞叹！不仅增添了纳西族“鹰文化”中的审美内涵，而且丰富了古城人文史料。在野生飞禽研究领域，对同一类属野生飞禽的习性，作如此细致之观察，并绘出如此众多之形象，出自一位非专业科学工作者之手，实属罕见。
桑公的探险生涯，以及他一生与鹰结下的不解之缘，他的为人处世与趣闻轶事，在古城老一辈人们当中，至今仍被传为美谈。如今，在蒙古草原上，当年忽必烈叱咤风云时的鹰猎活动，已濒临绝迹；在京都皇宫御苑中，再也见不到它的踪影，而在西南边陲的丽江古城中，该文化却奇迹般被纳西族完整保留至今。无独有偶，它与纳西古乐并列而形成一张一弛之道，蜚声于中外。从事世界鹰文化研究的美国学者爱文先生，在丽江考察后发出感叹：“世界鹰文化之根应在中国，而只有在丽江才能找到它的原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