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实胜于雄辩。能够轻易说服对方的往往就是最基本的事实，如果有事实为证，无须语言就可以让对方低头。
所以，当周恩来与人沟通的时候，他有时就只向对方摆事实。
有的放矢
在深入调查的基础上，周恩来开展切合实际而又充分的说理、批评，终于统一了顺直党组织内部的思想。
放箭要对准靶子，说话做事要有针对性。
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的地方组织出现了混乱局面，其中最突出的是顺直问题。这是一个在党的全局工作中有着举足轻重地位的棘手问题。
顺直指的是北京（顺天府）和河北（直隶省）。在这里，中国共产党设有顺直省委。实际上顺直省委的工作范围比这还要大得多，它曾包括原来中共中央北方局所领导的广大地区：河北、山西、北平、天津、察哈尔、绥远、热河、河南北部和陕北。李大钊遇难后，北方局和顺直省委的工作长期未能打开局面，纠纷不断，问题越积越多，党内的个人意气之争和派别成见也就越发严重，已到了使工作难以开展的地步。
党的六大前，蔡和森曾经代表中共中央去顺直巡视，但由于工作方法不当，结果造成顺直党组织分裂，出现了保南第二省委。7月再一次改组后，北平东部地区遵化、玉田等四县的党组织的一些人又成立了“护党请愿团”，不承认新的省委。许多人灰心丧气，认为顺直党的基础已经“落伍了，腐烂了”；不少党员则认为，“7月后的省委既然也有错误，便应该取消。顺直党的干部既然都有错误，都是落伍，便应由中央另派人来组织特委”。
党的六大后，新的中央开始工作时便力图解决这个问题。中共中央政治局于10月4日开会讨论了顺直问题，并于12日做出《中央对顺直问题决议案》，发出《中央告顺直同志书》。会后，陈潭秋奉命到顺直巡视，看到党员头脑中仍充满了国共合作时代的旧观念，组织路线与工作方法仍是八七会议前那一套，极端民主化倾向比较普遍，经济问题纠缠不清，党的各级组织和党员很少自觉地开展工作。他与刘少奇、韩连惠决定暂时停止省委职权，并停止京东四县的活动。
陈潭秋到中共中央汇报后，中央不同意停止省委职权的做法，要他返回天津传达中央指示。陈潭秋传达后，刘少奇、韩连惠于11月16日写信给中共中央表示不同意。17日，陈潭秋向中央报告说恢复省委职权事实上无可能，主张由中央直接改组省委常委会。
11月27日，中央政治局会议认为中央解决顺直问题的路线是正确的，方法有不足之处，陈潭秋、刘少奇在顺直工作中有取消主义观念，工作方式上有命令主义错误，决定改派周恩来去顺直巡视。
这样，处理这个棘手问题的担子就落到周恩来的肩上。
12月中旬，周恩来一到天津，立刻开始紧张的工作：听取省委几个领导的汇报，参加区委和支部的会议，接见各地党组织负责人，广泛听取他们的意见。他还到唐山，分别召集负责同志会、矿山同志会、铁路同志会，做了许多深入细致的工作。
在广泛听取意见、了解情况的基础上，周恩来对省委的领导同志说：“顺直党内固然存在着不少问题，但那是在一定历史条件下造成的，只要多做工作，完全可以改变过来。正确的办法是要在现有的基础上深入群众，积极工作，发展斗争，吸收新同志继续不断地改造顺直的党。只要党内的无产阶级意识加强了，工作向前发展了，工作紧张起来了，原来的落伍分子也会转变过来。”
同时，他也劝说对新成立的省委不满意的部分顺直党内同志：“7月后的省委有错是事实，但有错假使能改，不一定停止职权。7月后的省委错在没有向群众去做工作，做事方法有命令主义的倾向，这种错误是能改的。要是认为顺直党的基础全都要不得，自然很容易走到你攻击我、我攻击你、互不信任、互相猜疑、谁都不服谁、谁也不切实去做群众工作的地步。”
针对顺直党内存在的一些错误思想情绪，周恩来还采取循循善诱的态度，剖析极端民主化与民主集中制的区别、命令主义与说服群众的区别、惩办主义与铁的纪律的区别。
由于周恩来在深入调查研究、弄情实际情况的基础上坚持从思想教育入手，开展切合实际而又充分说理的批评，引导党员以向前看的精神在积极工作的过程中去求得纠纷的解决，这样做果然收到了预期的效果。经过做工作，大多数人接受了中央恢复省委职权、扩大省委、改组常委的办法，并一致认为必须积极到群众中工作，从参加和领导群众斗争做起，才能建立起党的无产阶级基础，才能逐渐肃清小资产阶级意识，才是解决党内纠纷的正确出路。原来乱得像一团麻一样的问题终于理出了头绪。顺直党内的思想逐渐接近并趋于统一了。
12月22日，周恩来召开顺直省委扩大会议，会议按中央决定恢复了省委职权，改组了省委常委会和京东党组织，挽救了顺直的中共组织。
摆明事实
周恩来用事实说服大家，从此，毛泽东在党内的领袖地位不断巩固。
事情的真实情况比雄辩更有说服力。能够轻易说服对方的往往就是最基本的事实。如果有事实为证，无须语言就可以让对方低头。所以，周恩来有时也不多讲大道理，只是向对方摆事实。
遵义会议结束了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在中共中央的统治，但并不等于问题就完全解决。为了进一步巩固毛泽东的地位，周恩来用事实来说服大家服从毛泽东的指挥。
遵义会议以后，大家又争论起来，特别是对仗的打法产生了分歧。
事情发生在毛泽东任前敌司令部政委后的第六日——3月10日，导火线是来自一军团的一份电报。
3月10日，林彪、聂荣臻向中革军委发出一份紧急电报，提出进攻地方军阀驻守打鼓新场的一个师。
进攻打鼓新场是一个重大的军事行动。林彪、聂荣臻的这一建议明显不符合前敌司令部打击国民党中央军的部署，遭到毛泽东反对，但朱德认为林、聂建议可取，于是前敌司令部里发生了分歧。
在毛泽东建议下，张闻天召开了20余人的军委会议进行讨论。到会的大多数同志都主张打，只有毛泽东坚决主张不打。毛泽东陈述了自己的理由：打鼓新场附近不仅有周浑元、吴奇伟两个纵队，而且还有孙渡的四个旅，如果红军对驻守打鼓新场的黔军实施攻击，那么面临的敌军将不只是黔军，而是蒋介石在黔的全部兵力，进攻一开始就将有迅速被敌人围困的危险。所以，“不能打，打又是啃硬的，损失了部队不值得；还是应该在运动战中消灭敌人”。但他没有能够说服众人，大家还是要打。会场上僵持不下，最后经民主表决，少数服从多数，决定进攻打鼓新场。
散会以后，毛泽东预感攻打打鼓新场会给红军造成巨大损失，于是夜里提着马灯又去找周恩来谈，要求他晚一点发出攻击的命令，再仔细地考虑一下。周恩来采纳了毛泽东的意见。第二天一早，又开会讨论，最终把大家说服了，军委决定不进攻打鼓新场。3月11日，军委以朱德的名义颁发《关于我军不进攻打鼓新场的指令》，取消了前一天会议的决定。
“打鼓新场风波”引起毛泽东的思索。他向周恩来、张闻天提出，不能像过去那么多人集体指挥，军事指挥不能处处搞少数服从多数，不能老是20来人讨论来讨论去，很容易贻误战机。毛泽东认为，指挥作战权力必须高度集中，应该成立一个几个人的小组。
经毛泽东提议，张闻天在苟坝附近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由周恩来、毛泽东、王稼祥组成新的“三人团”（又称“三人军事领导小组”），全权指挥作战。
新的“三人团”以周恩来为团长。怎样让全党、全军都接受毛泽东的领导？
周恩来决定用事实说话。
那时候敌军重兵云集贵州，蒋介石亲到贵阳督战，企图一举全歼中央红军主力。毛泽东根据情况的变化，灵活地变换作战方向，巧妙地穿插于敌人重兵集团之间。4月2日，红军逼近贵阳。蒋介石急令各军纷纷向贵阳以东调动。4月8日，红军主力又突然急转向南，然后以每天60公里的速度向敌兵力空虚的云南急进，一下把国民党重兵甩在身后。
中央红军主力进入云南后，前锋直指云南省会昆明。国民党云南省政府主席龙云急忙调集原在滇北等地的部队回援昆明，削弱了金沙江南岸的防御力量。红军主力又突然急转北向，在5月3日至9日全部渡过金沙江，进入川西地区。从此，红军跳出数十万敌军围追堵截的圈子，粉碎了国民党围歼中央红军于川黔滇边区的计划，取得战略转移中具有决定意义的胜利。
大范围迂回，大踏步前进，大踏步后退。四渡赤水，兵逼贵阳，佯攻昆明，巧渡金沙江，示形于东而行于西，真真假假，假假真真，真可谓出其不意，出奇制胜。这就是毛泽东的战略战术。实践证明，毛泽东的战略战术是非常成功的。
就连其对手也不得不承认，从四渡赤水，佯攻贵阳、昆明，到渡金沙江，一环扣一环，环环相扣，确实高明。
但由于部队连续作战，非常疲劳，有些人产生了埋怨情绪，而且这种情绪在中央和红军领导层中也有所反映。到会理休整期间，担任一军团军团长的林彪写信提出：我们走的尽是“弓背路”，“这样会把部队拖垮的，像他这样领导指挥还行”？“应该走弓弦，走捷径”。他在信中要求撤换毛泽东，并且打电话给彭德怀，要彭德怀出面指挥红军。
这是一个严重问题。事关红军指挥的稳定，事关毛泽东在党内的地位。
如何解决这个问题，对周恩来来说也是一个不小的考验。在会理会议上，周恩来总结了遵义会议以来在川黔滇边区实行大规模运动战的经验，肯定了毛泽东的军事指挥是正确的，批评林彪要求撤换毛泽东、朱德军事指挥和反对机动作战的错误。
周恩来用事实来说服大家，大家也从事实中进一步认识了毛泽东的领导艺术，从而统一了认识，维护了党和红军的团结，巩固了毛泽东在党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
和蔼相劝
对张伯苓这样政治上有些糊涂又有相当声望的长辈，周恩来并没有把自己的政治态度和思想强加于他，而是循循善诱，启发他自觉认识。
面对尊长，自己有再多的道理，也要端正态度，和蔼相劝，否则可能适得其反。
张伯苓是周恩来在南开中学读书时的校长，是着名的爱国教育家和社会活动家。他是坚决主张抗日的，但他把抗日的希望完全寄托在国民党蒋介石身上。
1938年7月，国民参政会成立，蒋介石拉拢张伯苓做副议长，自此七八年间张伯苓一直担任这个职务。他对蒋介石很迷信，视之为抗战的中流砥柱。他认为国民党虽然不能令人满意，但终究比北洋政府好些，因此他常在参政会上说：“要用望远镜看问题，不要用显微镜看问题。”对张伯苓这样一个政治上有些糊涂又有相当声望的人，周恩来并没有把自己的政治态度和思想认识强加于他，让他接受，而是循循善诱，启发自觉。
一是从正面宣传中国共产党的主张和所做的贡献。1938年年底，周恩来作为中共中央代表和南方局书记来到重庆，当时张伯苓居住的重庆南开中学宿舍——津南村是社交活动中心，傅作义、柳亚子、范旭东、侯德榜都住在那里，文化界名人郭沫若、曹禺、舒绣文、陶金、钱千里等常去那里，国民党方面的要人如当时的重庆市长吴国桢等也常来常往。周恩来为广泛团结爱国人士，把这里当做开展统一战线工作的阵地之一，几乎每个周末都要去，同张伯苓等人见面，通俗易懂地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政策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宣扬八路军将士的英勇事迹。张伯苓在一旁也愿意倾听。有时周恩来和吴国桢等人激烈辩论，张伯苓对他们说：“我看什么时候你们两个人不吵了，中国就好了。”周恩来说，“这不是我们个人之间的问题”，以此启发张伯苓的觉悟。
1939年1月初，周恩来应邀到南开中学作报告，张伯苓亲自主持会议。周恩来借此机会作了《抗日必胜的十大论点》的报告，并巧妙结合南开的“公能”校训作了新的阐发。他说：“在当前，公，就是国家大事，就是抗战到底，取得最后胜利，把日本侵略者赶出我们神圣领土；能，就是学习，学好抗日的本领、建国的本领，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建设一个强大国家。”用这样的宣传来启发张伯苓走向正确的抗日救国之路。
二是摆事实，讲道理，和蔼相劝。有一天，周恩来和曹禺到南开中学去见张伯苓，张伯苓留他们吃饭，同席的还有张伯苓的弟弟张彭春。张彭春与周恩来展开了讨论，表现出对共产党的主张不以为然。周恩来心平气和地向他解释说：“你说得不对，不符合事实。”然后列举了许多事实来说服张彭春。张伯苓在一旁认真听着，未置可否，但内心对周恩来的说法不由得十分信服。
抗战后期，日本帝国主义为了迫使国民党政府尽快投降，于1944年4月发动了打通大陆交通线的战役，侵入河南、湖南、广西、广东等省大部分地区和贵州部分地区。国民党则借此机会大力扩充兵源，为以后实行独裁统治作准备。这年冬天国民党打出“一寸河山一寸血，十万青年十万军”的旗号，竭力鼓动青年学生从军。针对这个情况，周恩来又到学校，向张伯苓揭穿蒋介石借抗战之名、拼凑武装力量的阴谋。周恩来透彻的分析使张伯苓受到启发，他也明确表示，“‘一寸河山一寸血，十万青年十万军’不是一件好事”。并带领南开师生进行了抵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