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夫妇之间》：第一个牺牲品
萧也牧的小说《我们夫妇之间》之所以有名，首先不在于它艺术上的高超，而在于它是1949年以后第一篇受批判的短篇小说，在于它给作家带来的惨痛经历，在于它给文坛造成的心理创伤，使它成为中国当代文学史上抹不掉的一页。
小说讲的是一个出身于城市的小知识分子的丈夫和出身贫农、有着六年兵工厂经历的妻子，在战争年代，在敌后艰难困苦的生活中感情很好——“她教我纺线，织布；我给她批仿”。虽然出身差别很大，但生活“很融洽，很愉快！”被同事们称许为“知识分子与工农相结合的典型”。但进了北京城以后，夫妻在思想、情趣上的差异逐渐显露出来，感情也有了裂痕。妻子依然保持着以往淳朴的生活习惯与思维方式，对城里的很多现象看不惯，说话做事过于直率和褊狭，有时还要拍桌子，吐脏字；而丈夫回到城市，如鱼得水，不但很快恢复了城里人的生活习惯，对妻子的行为也越来越看不惯。小说通过一系列小故事，一方面表现妻子的行为虽有合理性，却不乏片面与简单；一方面也审视着做丈夫的工农情感麻木，享乐思想多起来。最终，双方在时代生活的启发引导下，经过冷静的反省，都看到了自己身上的欠缺和对方身上的优点，愿意相互帮助，共同进步。
小说发表在《人民文学》1950年第1期上，一时好评迭起，被认为取材新鲜、立意新颖、人物生动、语言活泼和富有生活气息，很快被改编成话剧、连环画，导演郑君里还把它搬上银幕，由电影明星赵丹演男主人公李克。
这个作品在当时为什么会迅速产生如此广泛的影响？有两方面原因：一是触及了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次离婚潮。据萧也牧的妻子李威讲：“我们一起从晋察冀来的老战友，好几个都当上大干部了，体委李某的老婆是工农干部，同我原先在一起工作的。李某跳交际舞时就和一个年轻的护士跳到一块去了，与老婆离了婚。还有团中央的王某、铁道部的张某，都找了大学生，与农村出来的老婆离了。他（萧也牧）一发现根据地来的老战友进城后，就嫌老婆是‘土老八’，不要了，就说要写一篇小说。我说你写不好就把自己写进去了。小说中的李克虽不是写他自己，但确实有不少生活素材是取自我们俩共同的经历。”萧也牧显然是想正面地、善意地解决问题，干预当时的离婚潮。二是小说的矛盾在家庭内部，人物性格生活化，又是讲故事的口吻，易于被人们接受。像上海这样的市民社会，对这部作品也有强烈的共鸣。即使没有后来的批判，它在当代文学如何切入时代生活方面，是有某种开创性的。
就在小说发表一年半以后，对它的批判突然开始。先是批评家陈涌在《人民日报》1951年6月10日发表了一篇《萧也牧创作的一些倾向》。接着，李定中在6月25日的《文艺报》（1951年4卷5期）发表了《反对玩弄人民的态度，反对新的低级趣味》。继而，丁玲的《作为一种倾向来看——给萧也牧的一封信》发表在《文艺报》1951年4卷8期上。
陈涌把问题提到这样的高度：“有一部分的文艺工作者在文艺思想或创作方面产生了一些不健康的倾向，这种倾向实质上也就是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讲话中已经批判过的小资产阶级的倾向。”“依据小资产阶级的观点、趣味来观察生活、表现生活。”
李定中以读者来信的方式表达了对《我们夫妇之间》的反感：一、反感作者的那种轻浮的、不诚实的、玩弄人物的态度；二、作者简直在“独创和提倡一种新的低级趣味”。“这样写，你是在糟蹋我们新的高贵的人民和新生活。”“在本质上，这种创作倾向是一个思想问题，假如发展下去，也就会达到政治问题。”
李定中是谁？他真是像文中自称的那样，是对文艺理论“一窍不通”的普通读者吗？几十年之后，真相大白，他是著名文艺理论家冯雪峰的化名。冯雪峰为什么会化名写批评文章？原由还是来自好友丁玲的约请。“那时的《文艺报》的主编是丁玲。丁玲问冯雪峰看过萧也牧的这篇小说没有，雪峰说读后感觉不好。……他认为陈涌的批评不够准确，难道小资产阶级都是这样对女性取侮慢态度吗？于是丁玲要他给《文艺报》写文章。雪峰用一个普通读者口气写了这篇文章，署了个化名，他要求对作者真名保密。”资深编辑涂光群在他的文章《雪峰》中说：“雪峰是性情中人，他看不惯有些人一进城就丢掉了‘糟糠’之妻，换上洋老婆。他的这股闷气无处宣泄。……通过批评萧也牧作品实际上是借题发挥地对那些重返城市，回到十里洋场的‘登徒子’们的大肆挞伐。但是这有点过火的敲打，毕竟首当其冲地落在萧也牧这位创作上还颇有势头的作家身上。”
并不是人人都有冯雪峰的感觉。裘祖英在7月28日的《光明日报》发表了一篇文章《论正确的批评态度》，认为李定中的批评缺乏与人为善的态度，“实际是陷入敌我不分，亦是失去立场的批评”。
丁玲为何也要出面写批判文章呢？1982年，她在天津文艺界的一次讲话中谈到这件事：“《人民文学》把这个作品（《我们夫妇之间》）当作好的作品发表，当时我虽认为不好，但没有吭声，没有写文章。陈企霞找冯雪峰写了这篇文章。《人民日报》编辑部开会，一位文艺领导人（周扬）就在那里说：《文艺报》的路线错了。陈企霞要组织《文艺报》通讯员们座谈，来证明冯雪峰的文章是对的。我说：不行，你这样组织一部分人写文章座谈，不能解决问题，反而使不同意你意见的人更加反感。这样不就成了‘派’了！我说，这不好，我来写文章吧！”
丁玲的《作为一种倾向来看——给萧也牧的一封信》里说：“这篇小说很虚伪，不好，应该告诉你，纠正这种倾向，不要上当……你的作品已经被一部分人当作旗帜，来掩护一些东西和反对一些东西了……不能说只是你个人创作问题，而是使人在文艺界嗅出一种坏味道来，应当看成是一种文艺倾向问题。”
丁玲公开批判萧也牧，并非他们过去有什么过节，相反，他们原来关系很好。萧也牧原名吴小武，是“三八”式老干部，1939年开始以萧也牧为笔名在晋察冀边区的报刊上发表小说、散文。40年代末，萧也牧夫妇与丁玲都住在河北阜平县抬头湾村时，他还为丁玲抄过《太阳照到桑干河上》一书的稿子。萧也牧是怎样的人，写过哪些作品，他们夫妻关系如何，丁玲都清楚。她如果对萧也牧的创作有意见，本可以朋友的方式面谈，但她没有。而是选择以公开信的方式发表严厉的批评。这就涉及批评背后的政治动机了。原来，丁玲是不愿意她的“劲敌”周扬抓住《文艺报》有方向性错误。陈涌和冯雪峰仅仅把萧也牧说成是“小资产阶级倾向”“低级趣味”，丁玲要想表明自己办报的方向性没有错误，就一定把问题的性质提得更高，才能表明自己的鲜明立场。所以她在文章中说：“这些东西，在前年文代会时曾被坚持毛泽东的工农兵方向的口号压下去了，这两年来，他们正想复活，正在嚷叫。”丁玲在颐和园写这封“批评信”时，又适逢毛泽东去看望她，“丁玲向毛汇报她正在写的那篇《作为一种倾向来看》，并介绍了萧也牧的《我们夫妇之间》。毛泽东说，那是在自己吹他自己，作家捧作家自己，由此谈到团结、教育、改造几十万知识分子的问题。”丁玲更加意识到这篇文章与毛泽东想法的合拍。所以文章的最后口气变得严厉起来：“希望你老老实实地站在党的立场，站在人民的立场思索你创作上的缺点，到底在哪里。”
建国初期，毛泽东曾让江青请丁玲进中南海吃饭、划船，谈话中提到在行政组织与理论水平方面，她不如周扬。恰恰是周扬提出她主持的《文艺报》有方向性问题，丁玲便请冯雪峰写批评文章；让陈企霞为所谓的“读者来信”写编者按，组织讨论。这可视为丁玲、冯雪峰、陈企霞联手组织的一场文化战役。为了抢占制高点，表明这边理论水平与组织才能也不差，就顾不上老朋友的荣辱了。萧也牧成了这场战役的牺牲品。
《文艺报》带头发难，全国一些报刊也一拥而上，跟着批判萧也牧。除了《我们夫妇之间》，萧也牧的《海河边上》《锻炼》等作品一一被批。甚至牵连到赵丹，几年不让他演电影。萧也牧本来很有文学创作才华，从此只好罢笔。后来，萧也牧虽然在编辑事业上颇有成就，扶植过好几部名作，但荆棘“桂冠”一直压得他抬不起头。涂光群先生说：“我第一次见到萧也牧是在1956年。那时，他已在一家出版社工作数年，当编辑。他向他的老朋友秦兆阳诉说自己的苦恼，即不管走到哪儿，总有些人在背后叽叽喳喳，甚至直戳他的脊梁骨：‘看，这就是萧也牧，高等华人……’甚至还说些更加难听的侮辱性的话。可见‘定格’的舆论之厉害。”1958年他被划成右派。“文革”中饱受摧残，“在那个时候，一个曾经在报刊上公开批判过的人，被关进‘牛棚’的口实，是很容易制造的……他受到了无尽的屈辱和折磨，”病死在五七干校，死后被送到当地一个乱坟岗上。而把萧也牧送上祭坛的丁玲、冯雪峰、陈企霞、陈涌的命运也好不到哪里去，在反右运动中被一一戴上了荆冠。
2010年
桑干河上的风波
1951年，丁玲的长篇小说《太阳照在桑干河上》获得斯大林文学艺术奖，这在当时的中国文坛是一件大事。但出版和获奖的过程，却经历了一言难尽的周折。
出书的曲折
抗日战争胜利后，丁玲离开延安到晋察冀参加土改。1946年底来到河北阜平开始创作《太阳照在桑干河上》。1947年10月她刚完成小说初稿的五十四章，就在一次会议上听到中央政治局委员彭真的批评：农村“土改”要注意反对干部当中的地富思想。农村干部、地方干部有地富思想，我们的作家有没有地富思想啊？我看作家也有地富思想嘛。写雇农家里如何如何脏，地主家里怎么怎么漂亮。彭真虽然没有点名，但丁玲当然能听出这是指她。会后，军队干部蔡树藩问诗人萧三：“丁玲怎么写这种东西？”当时没有复印机，丁玲的手稿一共复写了两份，一份自留，另一份只给两个人看过：主管华北宣传工作的周扬和诗人萧三。丁玲问萧三：你看过我的手稿，是否对外人道及。萧三说没有，他没有对任何人讲过《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的情况。看来，向彭真反映这部小说有问题的，只有周扬了。丁玲很沮丧，只好放下笔，到获鹿县宋村主持“土改”工作。
周扬为什么对这部小说不满？他没有明说。直到1955年揭批“丁玲、陈企霞反党集团”的大会上，有人质问丁玲：文采形象的塑造意欲何为？是在讽刺谁骂谁？是不是攻击周扬同志？丁玲才意识到，周扬对小说的不满，是怀疑文采这个人物讽刺了他。其实，小说里文采的原型是丁玲丈夫陈明的一个同事。这个同事看过《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以后，觉得小说的描写是善意的。
1948年4月底，丁玲住进了位于河北正定的华北联合大学，到6月初将小说定了稿，月中又到西柏坡请胡乔木、艾思奇、萧三、江青、陈伯达等人审阅。丁玲在西柏坡邂逅到彭真，彭真向丁玲做了自我批评，说自己没有看丁玲的书稿，只是听了汇报就批评，是不对的，并表示歉意。当时，已经确定丁玲参加中国妇女代表团，赴匈牙利出席世界民主妇联第二次代表大会。丁玲对毛泽东的秘书胡乔木说：“这次妇女代表团出国，团员中有劳动模范，有战斗英雄。我是以中国作家名义参加妇女代表团的，是不是要有一本著作带去才好呢？”胡乔木说：“你是个作家，该带着书出去。”
萧三夫人甘露回忆：1948年炎夏的一天下午，毛泽东的警卫班长请胡乔木、萧三、艾思奇及萧三夫人甘露等人陪毛泽东驱车到离西柏坡二十多里外的地方乘凉。毛泽东问甘露：胡乔木他们在一边谈什么？甘露说：最近丁玲写完了一部长篇小说《太阳照在桑干河上》，是写张家口附近农村“土改”的。丁玲请他们几个同志看看，提提意见……过了半小时，胡、萧、艾三人来到主席身边，主席问他们讨论得怎么样，乔木同志说：“写得很好，个别地方修改一下可以发表。”主席说：“丁玲是个好同志，就是少一点基层锻炼，有机会当上几年县委书记，那就更好了。”毛泽东说了话，小说就有了通行证。
据学者龚明德说：1948年8月13日，丁玲在大连和光华书店负责人邵公文正式商谈出书事宜。邵公文与丁玲曾同在延安，光华书店等于东北解放区的三联书店，受中共中央的直接领导。有胡乔木等人的意见，邵公文二话不讲，抓紧安排，几乎是火速拼排。小说9月出版。丁玲11月带着《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出国。
